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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58寨被纳入茂州管辖，编入汉民里甲之中，“新编户口考试等事悉与汉民一体”。这便是《茂州志》中所载的“新编四里寨落”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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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官方户籍上所承认的“汉民”，是否就此成为汉人？对这问题我无法作截然的答复。因为，对近代岷江上游人群的历史民族志研究与了解，松动了传统上我们对于“汉人”的认识以及我们对于汉与非汉区分的刻板印象，甚至足以挑战我们在各种族群理论中对“族群”的认知。首先，一些近城镇或官道的村寨居民，在语言、服饰、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悉与汉民相同”，至少在各种社会记忆可追溯的清末至民国此一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村寨中许多家族，还都自称祖先是来自“湖广”或川西平原的汉人。清代以来的确有不少逃荒的汉人进入村寨，他们为这些村寨所注入的不只是汉人血液，更重要的是可被假借的汉人家族起源记忆。因此，这里许多家族起源的“历史事实”，是一个永远的谜。然而，即使在客观文化特征、主观认同与本土历史记忆上，他们都是“汉人”，但在清代城镇居民眼里，村寨居民还是“蛮子”。距离城镇与官道较远的村寨人群，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描述的，清代以来在此形成的族群体系，使得一群群自称“尔玛”的人被上游村寨人群视为“汉人”而被下游村寨人群视为“蛮子”，如此形成“一截骂一截”的族群歧视。而这些村寨，有些属于“汉民里”，有些属“羌民里”。村寨居民在语言、服饰、宗教信仰、生活与年节习俗等各方面，都受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此，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究竟什么是“汉人”？汉与非汉的界线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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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汉与非汉之间的界线模糊，被视为非汉人的“羌民”与“番民”之间也没有清楚的界线。如，今日理县与松潘都有部分村寨被识别为羌族村寨，但在清末民初时，这些地方似乎没有“羌民”。成书于清末的《直隶理番厅志》中记载，杂谷脑河流域的理县一带，“汉民”只住在一线官道之中，其他地区民众都被称作“番”；所谓前番、后番、新番、旧番，只是指他们地理位置与归服朝廷的先后之别而已。而且以修撰者的汉人观点，比起理番的杂谷、梭磨诸番而言，威州、茂州的非汉人群为“熟番”。22我们再由修《松潘县志》者的观点来看，当时松潘七十二土司之族属，在本书中被分为“西番种类”与“博倮种类”两种——也不见有“羌民”种类。23这部县志由清末修至民国十三年（1924）而完成，可代表此一时期熟悉松潘边事者的观点——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松潘境内也有“羌民”。显然，“羌民”是在茂州、威州较为人知的一个人群概念。特别重要的是，在茂州有些村里被划分为“羌民里”，并著之于地方志之中，而其他地区并无这样的例子。“羌民里”使得文献记忆与一些真实存在的“人”（一种身体记忆）结合在一起。这个复合社会记忆，是后来“羌族”能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范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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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地区 汉晋羌人带上的北川地区，也是当时“冉駹”的一部分，在行政上属汶山郡，广柔县是此一地区中心。《华阳国志》中称，广柔有一地名为石纽，为大禹所生之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谓禹神”。这是有关当地土著的最早记录。然而，这些被称作“夷”的土著，似乎与汉人同样信奉“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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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南齐在此设北部都尉。梁武帝时又改北部都尉为北部郡。北周于北部郡置北川县。7世纪，唐朝又分北川县之地置石泉县，两县均属茂州，后来北川并入石泉。7世纪后半叶，吐蕃大规模东侵，此时北川地区也陷于吐蕃。整个8世纪，北川都陷在唐与吐蕃拉锯式的战争之中。直到9世纪初，唐才重新掌握北川。在这段时间中，北川北部白草河流域和西部青片河流域村寨人群，与吐蕃属部在血统、文化与族源记忆上产生相当的混合、假借。这一结果也反映在宋、明时期本地的行政区划与族群关系上。11世纪，北宋政府将石泉县划归绵州，属益州路，而白草河、青片河流域则属威、茂军使与松州管辖。这个行政划分暗示着当时石泉县大多地区人民已成为汉人编户，而白草河、青片河流域的土著仍被视为“番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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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白草河流域之住民被称作“白草番”，有时也称羌或番羌。如此番、羌不分，部分原因可能为此时本地人多信奉藏传佛教，在族源上也常自称与吐蕃贵裔有关。《明史》称，“东路生羌，白草最强，又与松潘黄毛鞑相通，出没为寇，相沿不绝云。”“松、茂、叠溪所辖白草坝等寨，番羌聚众五百人，越龙州境剽掠。白草番者，吐蕃赞普遗种，上下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夺为患。”24这时所称的“白草番”也包括青片河流域的村寨民众。青片河上游向西翻过山梁，与茂县东路各沟来往尚称方便；青片河上游往西北去，可与茂县杨柳沟、松潘小姓沟等地往来。因此明代青片、白草“羌番”，常与茂县、松潘等地之“羌番”互通声气，彼此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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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5世纪明代北川地区都不安宁。根据文献记载，白草、青片“羌番”时时生乱。此时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北川地区，朝廷军卫城堡的设置深入青片、白草、都坝等河与湔江中上游，这应是“羌番为乱”的真正原因。16世纪前半叶，明将领何卿受命至石泉主持边事。这是改变北川地区的一个历史关键。他是一位手段强硬的军事长才，到任后强力镇压当地的“羌番”之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547年的走马岭战役。此时起兵为乱的“羌番”颇有组织，有总兵、将军等职，可见此时“白草羌番”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无论如何，各寨联军在走马岭（白草河上游的小坝乡一带）被全部歼灭。何卿的部队又乘胜追击，攻破村寨40多个，捣毁碉房4800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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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役之后，除了一些小盗小劫外，当地“羌番”生乱的事很少。相反，中原文献中记载了许多“羌番”如何成为汉人之事。首先，许多土著在被征服后，要求成为编户之民，每年对官府“输纳认粮”。道光《北川县志》云：“在何都督、王巡抚大创之后，青片、白草碉楼皆空，一望民居皆耕作之土也。”目前在青片河、白草河，一般所见的也都是汉式聚落，而非累石而成的村寨。“聚落”外观，是一种视觉媒介的社会记忆。因此村寨外观的改变，也加速了居民的汉化。后来，愈来愈多的“羌番”有了汉姓，延师教子读书之风盛行，百姓也普遍祭祀“白马将军”（何卿）——这些都使得白草、青片河流域的非汉土著文化与认同逐渐消失。这些“文化”变迁及其与北川人之族群认同的关联，将在本书第九章中作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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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北川县志》中有一个戏剧性典故，体现白草河流域居民的认同变迁。据载，道光时有白草坝番刘某，自幼喜读书，期望由科考入仕。到了应试之日，试官却以其为番民，不准他参加考试。刘某说，自己一直住在汉界之内，有界碑可査。试官答应次日前往勘界。这位刘姓白草番民连夜将原在白草河中游大鱼口之界碑，背到上游与松潘交界处的那纳（口）。因此在勘碑后，刘某得到应试资格。25“刘自元移碑”的故事在民国时期之北川地方文献中被“重述”，由汉人观点隐喻北川“羌番”如何爱慕、攀附汉人文化，以及由非汉土著观点表现被视为番民或“蛮子”者如何利用、玩弄族群边界，以解脱被“范定”的劣势社会身份。故事也隐喻着汉与非汉族群边界的近代变迁。传述这故事的人，便是在第三章中我所描述的，“一截骂一截”的族群关系下之北川白草、青片流域居民。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自称“汉人”，但被下游村落与城镇人群称作“蛮子”。因而在这故事中，隐含了多重的认同主体隐喻以及“族群边界变迁”隐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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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到了20世纪上半叶，只有远在青片河最上游的上五寨等地居民，由于居处僻远又与茂县、松潘的村寨居民往来较多，因此在聚落建筑、服饰、风俗上还保留一些本土特色，而且在认同上也无法摆脱“蛮子”身份。然而，汉化的影响仍然深入此处，到20世纪中叶，只有少数老年人能说一点不完整的本土语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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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国时期民族调查者所发现的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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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末到民初，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与“藏族”之间的分野，并不是一直都很明确，而是有一个由模糊而渐清晰的过程，这也就是我所称的“民族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外来人士——如本国边政官员、西方学者和传教士、从事西方新学术研究之本国学者——与城中的本地知识分子，带着新的“民族”与“文化”概念，深入观察并描述村寨居民。他们因而获得对本地村寨居民之新知，包括分类命名及其历史与文化。这些新知通过文献、口述等社会记忆媒介，成为一种民族常识，影响官方对岷江上游人群的识别与分类，也影响本地人的自我认同。由于此时“汉人”与本地知识分子已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文化洗礼（特别是国族主义），因此这个羌族化、藏族化与汉族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世界化的过程。在这一节中，我将说明清末到民国的二三十年间，羌民成为羌族以及羌族与汉族、藏族之分逐渐清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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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及的几部地方志，其中部分内容便代表清末民初时期边政官员及地方士绅对岷江上游人群的认识。由西番种类、猼猓种类、羌民等称号看来，他们可能比过去任何正史编撰者与异域游记作者，更能深入了解本地非汉人群。但这些基于本地汉人生活经验的了解，仍无法摆脱许多偏见。无论如何，中国地方志修撰有其因承关系，后志都常在前人所编志书或所遗资料的基础上作编修。茂州、汶川、松潘、理县等地之方志也不例外。1920至1930年代，这些志书上所表现的族群分类观念，在当时民族调查者眼中已算是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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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节中，我曾提及1915年前后在羌民地区传教及作民俗调查的陶然士。他根据自己的西方“民族学”知识，根据中国历史文献与汉人及土著的口述，以及根据他在此多年的观察，得到对当地人群的认识与相关族群分类概念。在其1920年出版的有关羌族的书中，他认为川西的民族有羌、㑩㑩、戎、西番；在1937年出版的另一著作中，他将戎改为嘉绒，又加入黑水、瓦寺等民族。由此可以看出，那时学者们对“民族”分类的看法很混乱，且与今日有相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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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羌族的范围，据陶然士描述，主要是在汶川、理番、威州、茂州、叠溪、松潘，少部分在龙安府，还有部分有待考察的羌族分布于甘南、川北。28他还指出，武都的羌人已经汉化，川滇之交的越嶲羌人也很衰微。29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羌民”，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羌”的概念。他也根据亲身观察，来区别“羌民”与其他民族之不同。譬如，他指出以“戎人”（嘉绒）为主体的理番五屯中“九子屯”为羌民。30此认知显示他对当地语言、服饰及其他文化表征有些了解。然而，这些各地人群之文化区分固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心中存在一个以语言、体质、文化来界定的“民族”概念。这个“民族”概念，驱使他寻找、研究、强调“羌民”与“戎”或“汉人”之不同。31无论如何，陶然士及其羌民助手的传教与民族调查活动，不仅使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得知本地有“羌族”存在以及那些是“羌族文化”，也让许多土著知道自己是“羌族”——因此在客观文化与主观认同上都使“羌族”这一范畴逐渐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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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进入岷江上游驻军屯殖，并建立“屯殖督办署”。他们留下了一份尚未完成的，名为《松、理、懋、茂、汶：五县三屯情况调查》的资料。32由这份资料看来，“屯殖督办署”为一集军事、民政与经济开发于一身的机构。这些军方或受军方委托的调査者，显然在某些方面比“地方志”编撰者更能深入了解土著社会，而且在资料搜集与书写体例上，他们并不需因循从前的方志。因此，这份资料虽然简略，却保留了一些关于本地社会的深层信息，如关系当地权力结构的各土司间的历史恩怨与婚姻关系。更重要的是，此资料中所呈现的民族分类概念以及此民族分类概念与目前民族区分间的“落差”，是探索“民族化”过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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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査资料中“户口”一节中记载，屯区中的“民族”有汉族、回族、羌人、夷人、归流夷人与西番人。有趣的是，在同一节里的“各民族众寡比较图”中，则分为土著汉人、客籍汉人、回人、归流夷人、羌人与西番。而且在随后的“民情异同一览表”中，对于以上各“种族”的性情及职业都有描述。这种民族分类，与目前我们所熟悉的岷江上游民族分类——汉、羌、藏、回——有相当差别。那么，究竟“土著汉人”“归流夷人”或“羌人”等指的是当今那些人的祖先？我们可以从资料所记载各种族的民情、职业、风俗，与其分布区域等信息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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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此分析探索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资料中“民情异同一览表”称土著汉人“质朴、怠惰，多务业农”，客籍汉人“性情不一，多营商业，间以手工为业”，等等。从今日我们的民族知识来说，以主观的“民情”及易变的“职业”来描述各个民族，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然而，我们可以想想，当时由各种“客观学术”所建立的民族语言、体质、文化等分类资料尚不可得，书写者采用本土汉人观点来描述各个“民族”，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事。由我在田野采访中所得的认识，也说明以上这些对各“民族”的描述，是过去曾存在或目前仍流行于当地汉族、羌族中一种对“异族”的刻板印象。由此，以及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比较、对照此调查资料与当今民族分类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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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汉人被分为两种：土著汉人与客籍汉人。客籍汉人，本资料记载，以“安岳、绵竹、灌县、北川、安县等地人为多”，他们“多营商业，间以手工为业”。这些人是由外移入的汉人，较无疑问。资料中称土著汉人“质朴、怠惰，多务业农”，原文并有“浑厚”“性喜洁”等语，后来被编撰者删去。当今只有绵篪以南有汉人的农村聚落；绵篪及自此以北的汶川、茂县农民，皆为羌族或藏族。而且，在第四章中我曾提及，老实、质朴与洁净，都是当今许多羌族自我宣称与展现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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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调査资料中称羌人，“性质尚良，概以农牧为业”，“以茂县西路与松潘东路为多”。“性质尚良”应是指，以资料书写者之观点来说，他们的性情本质处于较剽悍的西番与质朴的土著汉人、归流夷人之间。由这些资料可以知道，这指的是当今部分羌族的祖先，特别是住在岷江西岸各沟（茂县西路）与松潘官道沿线（松潘东路），过去不属于土司管辖的村寨人群。至于过去受土司管辖的村寨民众，则大多被视为“归流夷人”。“以茂县西路与松潘东路为多”之语也显示，当今汶川与理县大多数羌族之祖先，过去因被当作“土著汉人”，因而不包括在这资料里的“羌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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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诚朴，多以农牧为业”的“归流夷人”，其分布以“松潘东路与茂县为多”。也就是说，他们与羌人一样的以农牧为业，但似乎在汉人眼中其性情比羌人还要良善。然而，由于调査资料曾提及“夷人”使用番文、番语，因此“夷人”之称又说明汉人调查者认为他们与“番人”，也就是今日的藏族，关系较近。岷江上游各土司常自称是吐蕃名门后裔，“嘉绒藏语”又是土司间的共同语言，可能因此在改土归流后，其子民被称作“归流夷人”。事实上，各土司的子民不一定是说嘉绒语的土著，譬如，瓦寺土司之属民便有“土民”与“羌民”之分。再者，如今茂县并无说嘉绒语的村寨。因此所谓“归流夷人”，至少在茂县的这一部分，应该也是今日羌族的祖先，也就是过去长宁、静州等土司之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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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兼指务农的嘉绒藏族（又称熟番）与游牧的草地藏族（又称生番），而“强悍好胜，职业不一”的回人便是今日之回族，这些都较无疑问。在“风俗”一节中，此资料又有对各族群特色的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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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多从内地移住，礼仪习尚与内地无大差别。回人亦由各地移来，仍保持其宗教信仰，类皆勤俭浑朴。夷人风俗则与内地悬殊，习汉文汉语者少，多用番文（即藏文），语言亦用番语，即唐古特语。然以地方不同，则各有土音，于是有西番话、鸦绒话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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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羌人”与“归流夷人”的语言及文化无只字片言的介绍。这应是由于，当时的“羌人”与“归流夷人”汉化程度相当深，以至于调查者难以描绘其民族特色。在后面有关“羌族文化”的篇章中，我将说明20世纪上半叶民族调查者在找寻“羌文化”上的困顿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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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末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黎光明等人，至松潘、汶川一带作民俗调查。他们在调查报告中提到当地的民族有土民、羌民、西番与杂谷民族。对于羌民，报告中记载，“不仅汶川境内有他们的人，在茂县、理番、石泉、安县各处，他们的人也不少”。他们又指出，西番与土民都是“西藏民族的一支”，其语言是“西藏话的方言”，只是土民大多已完全汉化。报告中对杂谷人描述较少，只称“这些人究竟是和汶川的羌民同种吗，还是和土民同种，我们不敢断定，我们权当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暂给他们一个杂谷民族的名称”。由以上黎光明等人对岷江上游各民族的描述，可以看出因为“语言”，某些族群已被他们划为“西藏民族”的一部分。事实上，此时尚无人对这地区的土著语言作研究、分类；所谓“语言”，不过是黎光明等人的主观认知而已。无论如何，在他们的民族分类概念中，今天大部分理县羌族的祖先被排除在“羌民”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