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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节中，我曾提及1915年前后在羌民地区传教及作民俗调查的陶然士。他根据自己的西方“民族学”知识，根据中国历史文献与汉人及土著的口述，以及根据他在此多年的观察，得到对当地人群的认识与相关族群分类概念。在其1920年出版的有关羌族的书中，他认为川西的民族有羌、㑩㑩、戎、西番；在1937年出版的另一著作中，他将戎改为嘉绒，又加入黑水、瓦寺等民族。由此可以看出，那时学者们对“民族”分类的看法很混乱，且与今日有相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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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羌族的范围，据陶然士描述，主要是在汶川、理番、威州、茂州、叠溪、松潘，少部分在龙安府，还有部分有待考察的羌族分布于甘南、川北。28他还指出，武都的羌人已经汉化，川滇之交的越嶲羌人也很衰微。29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羌民”，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羌”的概念。他也根据亲身观察，来区别“羌民”与其他民族之不同。譬如，他指出以“戎人”（嘉绒）为主体的理番五屯中“九子屯”为羌民。30此认知显示他对当地语言、服饰及其他文化表征有些了解。然而，这些各地人群之文化区分固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心中存在一个以语言、体质、文化来界定的“民族”概念。这个“民族”概念，驱使他寻找、研究、强调“羌民”与“戎”或“汉人”之不同。31无论如何，陶然士及其羌民助手的传教与民族调查活动，不仅使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得知本地有“羌族”存在以及那些是“羌族文化”，也让许多土著知道自己是“羌族”——因此在客观文化与主观认同上都使“羌族”这一范畴逐渐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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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进入岷江上游驻军屯殖，并建立“屯殖督办署”。他们留下了一份尚未完成的，名为《松、理、懋、茂、汶：五县三屯情况调查》的资料。32由这份资料看来，“屯殖督办署”为一集军事、民政与经济开发于一身的机构。这些军方或受军方委托的调査者，显然在某些方面比“地方志”编撰者更能深入了解土著社会，而且在资料搜集与书写体例上，他们并不需因循从前的方志。因此，这份资料虽然简略，却保留了一些关于本地社会的深层信息，如关系当地权力结构的各土司间的历史恩怨与婚姻关系。更重要的是，此资料中所呈现的民族分类概念以及此民族分类概念与目前民族区分间的“落差”，是探索“民族化”过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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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査资料中“户口”一节中记载，屯区中的“民族”有汉族、回族、羌人、夷人、归流夷人与西番人。有趣的是，在同一节里的“各民族众寡比较图”中，则分为土著汉人、客籍汉人、回人、归流夷人、羌人与西番。而且在随后的“民情异同一览表”中，对于以上各“种族”的性情及职业都有描述。这种民族分类，与目前我们所熟悉的岷江上游民族分类——汉、羌、藏、回——有相当差别。那么，究竟“土著汉人”“归流夷人”或“羌人”等指的是当今那些人的祖先？我们可以从资料所记载各种族的民情、职业、风俗，与其分布区域等信息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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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此分析探索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资料中“民情异同一览表”称土著汉人“质朴、怠惰，多务业农”，客籍汉人“性情不一，多营商业，间以手工为业”，等等。从今日我们的民族知识来说，以主观的“民情”及易变的“职业”来描述各个民族，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然而，我们可以想想，当时由各种“客观学术”所建立的民族语言、体质、文化等分类资料尚不可得，书写者采用本土汉人观点来描述各个“民族”，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事。由我在田野采访中所得的认识，也说明以上这些对各“民族”的描述，是过去曾存在或目前仍流行于当地汉族、羌族中一种对“异族”的刻板印象。由此，以及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比较、对照此调查资料与当今民族分类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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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汉人被分为两种：土著汉人与客籍汉人。客籍汉人，本资料记载，以“安岳、绵竹、灌县、北川、安县等地人为多”，他们“多营商业，间以手工为业”。这些人是由外移入的汉人，较无疑问。资料中称土著汉人“质朴、怠惰，多务业农”，原文并有“浑厚”“性喜洁”等语，后来被编撰者删去。当今只有绵篪以南有汉人的农村聚落；绵篪及自此以北的汶川、茂县农民，皆为羌族或藏族。而且，在第四章中我曾提及，老实、质朴与洁净，都是当今许多羌族自我宣称与展现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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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调査资料中称羌人，“性质尚良，概以农牧为业”，“以茂县西路与松潘东路为多”。“性质尚良”应是指，以资料书写者之观点来说，他们的性情本质处于较剽悍的西番与质朴的土著汉人、归流夷人之间。由这些资料可以知道，这指的是当今部分羌族的祖先，特别是住在岷江西岸各沟（茂县西路）与松潘官道沿线（松潘东路），过去不属于土司管辖的村寨人群。至于过去受土司管辖的村寨民众，则大多被视为“归流夷人”。“以茂县西路与松潘东路为多”之语也显示，当今汶川与理县大多数羌族之祖先，过去因被当作“土著汉人”，因而不包括在这资料里的“羌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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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诚朴，多以农牧为业”的“归流夷人”，其分布以“松潘东路与茂县为多”。也就是说，他们与羌人一样的以农牧为业，但似乎在汉人眼中其性情比羌人还要良善。然而，由于调査资料曾提及“夷人”使用番文、番语，因此“夷人”之称又说明汉人调查者认为他们与“番人”，也就是今日的藏族，关系较近。岷江上游各土司常自称是吐蕃名门后裔，“嘉绒藏语”又是土司间的共同语言，可能因此在改土归流后，其子民被称作“归流夷人”。事实上，各土司的子民不一定是说嘉绒语的土著，譬如，瓦寺土司之属民便有“土民”与“羌民”之分。再者，如今茂县并无说嘉绒语的村寨。因此所谓“归流夷人”，至少在茂县的这一部分，应该也是今日羌族的祖先，也就是过去长宁、静州等土司之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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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兼指务农的嘉绒藏族（又称熟番）与游牧的草地藏族（又称生番），而“强悍好胜，职业不一”的回人便是今日之回族，这些都较无疑问。在“风俗”一节中，此资料又有对各族群特色的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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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多从内地移住，礼仪习尚与内地无大差别。回人亦由各地移来，仍保持其宗教信仰，类皆勤俭浑朴。夷人风俗则与内地悬殊，习汉文汉语者少，多用番文（即藏文），语言亦用番语，即唐古特语。然以地方不同，则各有土音，于是有西番话、鸦绒话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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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羌人”与“归流夷人”的语言及文化无只字片言的介绍。这应是由于，当时的“羌人”与“归流夷人”汉化程度相当深，以至于调查者难以描绘其民族特色。在后面有关“羌族文化”的篇章中，我将说明20世纪上半叶民族调查者在找寻“羌文化”上的困顿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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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末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黎光明等人，至松潘、汶川一带作民俗调查。他们在调查报告中提到当地的民族有土民、羌民、西番与杂谷民族。对于羌民，报告中记载，“不仅汶川境内有他们的人，在茂县、理番、石泉、安县各处，他们的人也不少”。他们又指出，西番与土民都是“西藏民族的一支”，其语言是“西藏话的方言”，只是土民大多已完全汉化。报告中对杂谷人描述较少，只称“这些人究竟是和汶川的羌民同种吗，还是和土民同种，我们不敢断定，我们权当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暂给他们一个杂谷民族的名称”。由以上黎光明等人对岷江上游各民族的描述，可以看出因为“语言”，某些族群已被他们划为“西藏民族”的一部分。事实上，此时尚无人对这地区的土著语言作研究、分类；所谓“语言”，不过是黎光明等人的主观认知而已。无论如何，在他们的民族分类概念中，今天大部分理县羌族的祖先被排除在“羌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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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至1940年代，有些学者与团体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进行各种学术考察。其中，美籍学者葛维汉对此地区人群做了较深入的民族学研究。由他的著作看来，当时他心目中羌民的分布，是由今茂县叠溪到汶川之索桥，主要是在岷江流域与杂谷脑河流域。这个“羌民”分布范畴，与当今羌族分布相比，并未将茂县叠溪以北地区与松潘东南的村寨人群包含在内，也未包含北川地区之羌族。再者，葛维汉似乎也没有将黑水河流域的村寨人群视为羌民。事实上，葛维汉虽认定“羌”是一个民族，但他注意到在语言、文化上羌民深受汉人的影响。因此他指出，羌民是一个逐渐被汉人吸纳的民族。即便如此，他心目中的“羌民”，主要只是岷江与杂谷脑河流域较汉化的人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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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维汉在其著作中，曾感叹羌民研究的难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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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沉默寡言，而又乐于供给一些虚构不实、投询问者所好的回答，以及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各地羌民又有很大的差别，这都使得研究工作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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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感叹应是由于他在做调查时，有些羌民告诉他，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他认为，这是本地人受陶然士教导，而他们又敬重陶然士而不愿拂其意的结果。他的感叹也是由于，他注意到各地羌民的语言、风俗习惯有相当差异，此违反其“一民族应有其共同语言、文化与历史”之民族学常识。特别是，他认为历史造就这个民族，而土著自身不一定知道这个历史。这个“民族”概念，与相关的“历史”概念，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同信念。19世纪末自西方传入的国族主义以及相关的“民族”概念，此时在中、西知识分子间已成为一种常识。因而此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目标便是找寻一民族典型之体质、语言、文化；察觉其中有混杂、混淆等种种困难时，便以文化假借（borrow）、涵化（acculturation）等来解释此混杂现象，以还原一个民族固有的体质、语言、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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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至1940年代在此地区进行民族考察的中国学术群体或个别学者，包括受教育部委派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以及语言学者闻宥、民族学者胡鉴民等。同样地，“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的调查成员们也困惑于“羌民”文化的混杂性。因此在语言范畴等同于民族范畴的概念下，他们认为“羌人之辨别除由语言外，殆无他途可准”。他们的确也作了些初步的语言调查。于是在他们心目中，羌族不只包括汶川、理县、茂县等地的“羌民”，也包括黑水河上游麻窝一带的村寨人群（今为藏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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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鉴民心目中的羌民范围，只分布在理番、茂县、汶川一带。在他看来，当时的“羌民”文化是羌人文化与汉人、戎人文化的综合体。他认为，当前羌民的文化混杂性，说明此民族曾经历一个长期的迁徙过程。他提及体质学、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但他并非以此界定“羌族”的范围，而是以这些学科来说明“羌民”与“西藏民族”间的关系。他指出，语言学者闻宥已证明羌语为藏语之一支；他自己则由历史上氐羌民族的迁徙及其经济形式，与“文化人类学”之“文化区”观点，将羌民归入大西藏文化区之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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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羌族语言调查，始于中国学者闻宥。1941年，他到汶川、理县一带做调査，其报告中还包括麻窝、芦花的人。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他指出，“汉藏语族（Sino-Tibetan）之研究，在今日尚极幼稚”，因此他希望了解此语族中各系、各支间的关系。他注意到“羌语”的重要性——“惟在川甘之交，别有藏缅系之一支名羌语，不第为生存之活语，且保存若干极古之特征。”35事实上，他的民族历史与地理知识，多少已为“羌语”范畴订出了蓝图。无论如何，他认为《石泉县志·舆地志》所附“番译”是羌语以及他将黑水芦花等地语言视为羌语，对于寻找“羌族边缘”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发现。36闻宥的羌族语言调查，虽然未及于他心目中所有岷江上游的羌人聚落范围，但无论如何，“羌族”之存在及其分布范围，逐渐有了所谓客观、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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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20世纪上半叶中、西学者的研究与描述下，“羌民”或“羌族”已成为一毫无疑问的“民族”范畴，剩下的工作只是通过更精密的语言、文化调查与分类，来确立羌族的边界而已。这一部分，我将在本书“文化篇”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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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夏边缘的本质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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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本章之讨论，我们可以简述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如下。在华夏逐渐形成过程中，华夏心目中“羌”的异族概念，随着愈来愈多的西方族群融入华夏而持续向西迁移，最终移至青藏高原的东缘，这是汉晋时期汉人或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缘。唐代，吐蕃王国兴起与东侵，以及其宗教、文化的持续影响，使得愈来愈多的西方异族被汉人称作“番”“蛮”，华夏心目中的“羌人地带”逐渐萎缩。在明清时期，“番”与“蛮夷”成为汉与非汉间截然分明的族群边界；早先以“羌”为代表的模糊华夏边缘，只存在于岷江上游与北川之间。清末以来，在包含华夏或汉族与其边缘四裔的中国国族（中华民族）建构蓝图中，岷江上游的“羌民”与其他旧羌人地带上的各非汉族群，成为国族边缘之少数民族。最后，在近代以来之历史、体质、语言、文化调査研究下，“羌族”终成为一个有具体内涵与边缘的民族范畴；在本土知识分子对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探索与展示推广中，羌族也得到基于主观认同的民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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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由华夏边缘观点所重建的“羌的历史”。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它的主体为何？它与前一章所分析、解构的国族主义之下的“羌族史”有何不同？在这样的历史中，我们对于当前作为少数民族的羌族，以及汉族或中华民族，有何新的理解？显然，这个历史中的主体，不是一个在时空中迁徙、繁衍、绵延的“非汉民族”，而是一个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概念。这个异族概念——羌，随着华夏与其西方边缘人群的往来互动而变迁。因而，在此历史中延续的，也是一个核心与边缘人群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历史中，华夏与其“边缘”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这样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羌族形成过程的历史，也是许多华夏与藏族形成过程的历史，因此由“华夏边缘”之历史，我们也可以对羌族、藏族与汉族（华夏）之族群本质有一基于历史人类学的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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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的推移、变迁，由华夏对边缘人群的历史与文化书写，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行动来体现与达成。有关羌人文化和历史的书写与再书写，被“羌人”阅读，因此也影响这些边缘人群的自我认同。自春秋战国形成以来，华夏便不断书写边疆人群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华夷关系。由此角度来说，当前“典范羌族史”与“羌族文化”是这个书写传统的最新阶段，也造成一新的华夏边缘——羌族。如此，边缘观点下的“羌的历史”显然不同于说明“羌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典范羌族史，但这并不表示“羌族”不存在于历史之中。无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羌人”，数千年来在华夏西部边缘为生存奋斗。他们在中原王朝与吐蕃、西夏、南诏的战争之间挣扎，为了生存，他们接受、选择、建构各种版本的“历史”，因此他们有些成为汉人移民的后裔，有些成为吐蕃贵族的后人。最后，在古代中国汉、藏（吐蕃）政治与文化的扩张、挤压之下，只有岷江上游与北川西北一隅深度汉化但又被视为“蛮夷”的羌民，成为汉与“番”之间最后的模糊边缘。在近代中国国族主义发展下，羌族作为一少数民族而存在，“羌族史”的建构可说是华夏边缘的一新规划。在此新边缘规划中，过去“羌人地带”这条华夏边缘，仍是划分藏族、彝族、羌族与汉族间的界线。然而在这条线上，“羌族”及“典范羌族史”是一道门；通过这道门，汉族与藏、彝等民族可以联系在中华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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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族识别与分类，在过去的“羌人地带”上，基本上沿承着汉人心目中羌、番、夷的区分概念。在此地带上过去被称为“番”的，其后裔大多被归类为“藏族”，成为460万藏族中最东边的一部分。在此地带的南端，过去被称作“夷”的人群，其后裔如今被识别为“彝族”，成为660万彝族最北边的一部分。而“羌民”成为羌族，人数仅约20万，且不见于别处。羌族人数虽少，但前述“典范羌族史”说明，汉族、藏族、彝族及许多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所谓氐羌系民族）中都有羌族的成分，因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中的兄弟民族。羌族成为了汉、藏、彝与广大“西南氐羌系民族”间的黏合剂。羌族也颇以此自豪，他们常说，我们羌族是藏族、彝族的祖先，或说羌族是比汉族更古老的华夏族。“典范羌族史”虽然可发挥民族团结的功能，但在另一方面，这“历史”也借由书写民族间的战争、征服、驱逐、迁徙，来将当前国族结构中的核心与边缘区分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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