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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至1940年代，有些学者与团体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进行各种学术考察。其中，美籍学者葛维汉对此地区人群做了较深入的民族学研究。由他的著作看来，当时他心目中羌民的分布，是由今茂县叠溪到汶川之索桥，主要是在岷江流域与杂谷脑河流域。这个“羌民”分布范畴，与当今羌族分布相比，并未将茂县叠溪以北地区与松潘东南的村寨人群包含在内，也未包含北川地区之羌族。再者，葛维汉似乎也没有将黑水河流域的村寨人群视为羌民。事实上，葛维汉虽认定“羌”是一个民族，但他注意到在语言、文化上羌民深受汉人的影响。因此他指出，羌民是一个逐渐被汉人吸纳的民族。即便如此，他心目中的“羌民”，主要只是岷江与杂谷脑河流域较汉化的人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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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维汉在其著作中，曾感叹羌民研究的难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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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沉默寡言，而又乐于供给一些虚构不实、投询问者所好的回答，以及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各地羌民又有很大的差别，这都使得研究工作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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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感叹应是由于他在做调查时，有些羌民告诉他，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他认为，这是本地人受陶然士教导，而他们又敬重陶然士而不愿拂其意的结果。他的感叹也是由于，他注意到各地羌民的语言、风俗习惯有相当差异，此违反其“一民族应有其共同语言、文化与历史”之民族学常识。特别是，他认为历史造就这个民族，而土著自身不一定知道这个历史。这个“民族”概念，与相关的“历史”概念，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同信念。19世纪末自西方传入的国族主义以及相关的“民族”概念，此时在中、西知识分子间已成为一种常识。因而此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目标便是找寻一民族典型之体质、语言、文化；察觉其中有混杂、混淆等种种困难时，便以文化假借（borrow）、涵化（acculturation）等来解释此混杂现象，以还原一个民族固有的体质、语言、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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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至1940年代在此地区进行民族考察的中国学术群体或个别学者，包括受教育部委派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以及语言学者闻宥、民族学者胡鉴民等。同样地，“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的调查成员们也困惑于“羌民”文化的混杂性。因此在语言范畴等同于民族范畴的概念下，他们认为“羌人之辨别除由语言外，殆无他途可准”。他们的确也作了些初步的语言调查。于是在他们心目中，羌族不只包括汶川、理县、茂县等地的“羌民”，也包括黑水河上游麻窝一带的村寨人群（今为藏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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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鉴民心目中的羌民范围，只分布在理番、茂县、汶川一带。在他看来，当时的“羌民”文化是羌人文化与汉人、戎人文化的综合体。他认为，当前羌民的文化混杂性，说明此民族曾经历一个长期的迁徙过程。他提及体质学、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但他并非以此界定“羌族”的范围，而是以这些学科来说明“羌民”与“西藏民族”间的关系。他指出，语言学者闻宥已证明羌语为藏语之一支；他自己则由历史上氐羌民族的迁徙及其经济形式，与“文化人类学”之“文化区”观点，将羌民归入大西藏文化区之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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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羌族语言调查，始于中国学者闻宥。1941年，他到汶川、理县一带做调査，其报告中还包括麻窝、芦花的人。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他指出，“汉藏语族（Sino-Tibetan）之研究，在今日尚极幼稚”，因此他希望了解此语族中各系、各支间的关系。他注意到“羌语”的重要性——“惟在川甘之交，别有藏缅系之一支名羌语，不第为生存之活语，且保存若干极古之特征。”35事实上，他的民族历史与地理知识，多少已为“羌语”范畴订出了蓝图。无论如何，他认为《石泉县志·舆地志》所附“番译”是羌语以及他将黑水芦花等地语言视为羌语，对于寻找“羌族边缘”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发现。36闻宥的羌族语言调查，虽然未及于他心目中所有岷江上游的羌人聚落范围，但无论如何，“羌族”之存在及其分布范围，逐渐有了所谓客观、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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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20世纪上半叶中、西学者的研究与描述下，“羌民”或“羌族”已成为一毫无疑问的“民族”范畴，剩下的工作只是通过更精密的语言、文化调查与分类，来确立羌族的边界而已。这一部分，我将在本书“文化篇”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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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夏边缘的本质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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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本章之讨论，我们可以简述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如下。在华夏逐渐形成过程中，华夏心目中“羌”的异族概念，随着愈来愈多的西方族群融入华夏而持续向西迁移，最终移至青藏高原的东缘，这是汉晋时期汉人或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缘。唐代，吐蕃王国兴起与东侵，以及其宗教、文化的持续影响，使得愈来愈多的西方异族被汉人称作“番”“蛮”，华夏心目中的“羌人地带”逐渐萎缩。在明清时期，“番”与“蛮夷”成为汉与非汉间截然分明的族群边界；早先以“羌”为代表的模糊华夏边缘，只存在于岷江上游与北川之间。清末以来，在包含华夏或汉族与其边缘四裔的中国国族（中华民族）建构蓝图中，岷江上游的“羌民”与其他旧羌人地带上的各非汉族群，成为国族边缘之少数民族。最后，在近代以来之历史、体质、语言、文化调査研究下，“羌族”终成为一个有具体内涵与边缘的民族范畴；在本土知识分子对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探索与展示推广中，羌族也得到基于主观认同的民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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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由华夏边缘观点所重建的“羌的历史”。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它的主体为何？它与前一章所分析、解构的国族主义之下的“羌族史”有何不同？在这样的历史中，我们对于当前作为少数民族的羌族，以及汉族或中华民族，有何新的理解？显然，这个历史中的主体，不是一个在时空中迁徙、繁衍、绵延的“非汉民族”，而是一个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概念。这个异族概念——羌，随着华夏与其西方边缘人群的往来互动而变迁。因而，在此历史中延续的，也是一个核心与边缘人群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历史中，华夏与其“边缘”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这样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羌族形成过程的历史，也是许多华夏与藏族形成过程的历史，因此由“华夏边缘”之历史，我们也可以对羌族、藏族与汉族（华夏）之族群本质有一基于历史人类学的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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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的推移、变迁，由华夏对边缘人群的历史与文化书写，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行动来体现与达成。有关羌人文化和历史的书写与再书写，被“羌人”阅读，因此也影响这些边缘人群的自我认同。自春秋战国形成以来，华夏便不断书写边疆人群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华夷关系。由此角度来说，当前“典范羌族史”与“羌族文化”是这个书写传统的最新阶段，也造成一新的华夏边缘——羌族。如此，边缘观点下的“羌的历史”显然不同于说明“羌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典范羌族史，但这并不表示“羌族”不存在于历史之中。无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羌人”，数千年来在华夏西部边缘为生存奋斗。他们在中原王朝与吐蕃、西夏、南诏的战争之间挣扎，为了生存，他们接受、选择、建构各种版本的“历史”，因此他们有些成为汉人移民的后裔，有些成为吐蕃贵族的后人。最后，在古代中国汉、藏（吐蕃）政治与文化的扩张、挤压之下，只有岷江上游与北川西北一隅深度汉化但又被视为“蛮夷”的羌民，成为汉与“番”之间最后的模糊边缘。在近代中国国族主义发展下，羌族作为一少数民族而存在，“羌族史”的建构可说是华夏边缘的一新规划。在此新边缘规划中，过去“羌人地带”这条华夏边缘，仍是划分藏族、彝族、羌族与汉族间的界线。然而在这条线上，“羌族”及“典范羌族史”是一道门；通过这道门，汉族与藏、彝等民族可以联系在中华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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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族识别与分类，在过去的“羌人地带”上，基本上沿承着汉人心目中羌、番、夷的区分概念。在此地带上过去被称为“番”的，其后裔大多被归类为“藏族”，成为460万藏族中最东边的一部分。在此地带的南端，过去被称作“夷”的人群，其后裔如今被识别为“彝族”，成为660万彝族最北边的一部分。而“羌民”成为羌族，人数仅约20万，且不见于别处。羌族人数虽少，但前述“典范羌族史”说明，汉族、藏族、彝族及许多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所谓氐羌系民族）中都有羌族的成分，因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中的兄弟民族。羌族成为了汉、藏、彝与广大“西南氐羌系民族”间的黏合剂。羌族也颇以此自豪，他们常说，我们羌族是藏族、彝族的祖先，或说羌族是比汉族更古老的华夏族。“典范羌族史”虽然可发挥民族团结的功能，但在另一方面，这“历史”也借由书写民族间的战争、征服、驱逐、迁徙，来将当前国族结构中的核心与边缘区分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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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羌族的确是个重要的民族；重要的是“羌”这个族名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以及此记忆所蕴含的历史过程。经由“羌人地带”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记忆，我们可以了解华夏与西部异族之间曾有一个漂移的、模糊的族群边界。由华夏边缘观点的历史来看，发生在边缘的战争、仇恨固然都是事实，然而华夏边缘有地理上的漂移，相关的文化表征与人群认同也都因时变化。可以说数千年来，此核心与边缘一直在调整、谋求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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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岷江上游村寨人群并非仅为华夏边缘。自唐代以来另一个核心——吐蕃与其佛教文化——曾将它的边缘由西向东推移，在明、清时也将部分岷江上游人群变成其边缘。再者，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在东方的扩张，又企图将这些羌民变成另一个边缘——以色列人的后裔、基督教文明人群的边缘。造成在20世纪的前半叶，有些羌民自称是吐蕃后裔，有些自称是以色列人后裔，有些自称是汉人或羌人后裔。因此，羌族成为新的华夏边缘，还经历了一种边缘论述覆盖另外两种边缘论述的过程。无论如何，相较于华夏的历史论述来说，来自西方基督教文化核心与藏传佛教文化核心的历史论述相当微弱。这也是为何岷江上游“羌民”今日未成为藏族，也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东亚以色列民族的原因。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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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我所述的是一个华夏边缘观点的“羌的历史”。事实上，在此历史中有一个关键尚未被提及，即历史上“羌人”的自我认同与本土历史记忆。在本章中，除了略述清代以来北川羌人之认同变迁外，我并未对此多作说明。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中国历史上“羌人”之本土认同与其本土历史记忆资料。虽然如此，由近百年来的地方文献、学者们的田野采访以及今日羌族之记忆，至少我们可以重建20世纪上半叶以来岷江上游与北川村寨居民之自我认同、历史记忆及其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并非只是被动接受外人赋予的历史记忆。他们有自身的历史记忆，同时也采借、修饰来自外界的历史记忆。过去华夏对异族的历史与文化书写只流传在华夏之间，以强调“蛮夷”的异类本质。在近代国族主义之下，如今“羌族史”书写不只是为了让汉族阅读，也为了让羌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阅读。国家教育与各种传播媒体（包括民族学者），将民族知识传入各个村寨之中。当羌族阅读各种核心群体建构的“羌族史”，并从中得知其民族生命与认同之后，他们也开始写自己的“历史”。这个过程涉及人群间许多神话、历史与文化的争辩、修订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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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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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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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第583—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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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巴”是卫藏各族群最大范畴的共同自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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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新唐书》中记载，吐谷浑“其官有长史、司马、将军、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盖慕诸华为之”。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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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冉光荣等：《羌族史》，第17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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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冉光荣等：《羌族史》，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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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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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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