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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弟兄祖先故事中的“领域”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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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或空间关系上，不同地区的弟兄祖先故事各有特色，表现不同的社会情境与造成此情境的历史经验。基本上，所有弟兄祖先故事都说，人是从外地来的。这些外地，最常听到的地名在阿坝州有茂县、杨柳沟、松潘（包含草地与黑水）等，在州外的四川省有崇庆、安岳、灌县等，更广泛的地区，则有湖广（湖北麻城孝感）、甘肃、青海、四川、黄河流域等。以上每一地名，结合与之有关的历史记忆，都代表本地人群一种空间上的起源认同。譬如，黄河流域代表作为“炎帝后代”之羌族的起源。青海或甘肃经常与“历史上西北一个强大、好战的羌族”或“游牧的羌族”等记忆联系在一起。湖广或四川、灌县、崇庆，代表本家族的汉人或四川人根源。草地或黑水代表本族群与粗犷勇武的藏族有共同起源。茂县、白羊、杨柳沟、呷竹寺等，则表示起源为“道地的本地羌族”。无论如何，上述地名都出于汉人之地理、行政与民族空间概念；相关历史记忆，也与汉人之历史记忆有关。只有极少数的地区，如松潘小姓沟埃期村，故事中“弟兄”祖先的空间起源为“不详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也是汉化程度最低的羌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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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弟兄祖先故事中，诸弟兄来到此地后，又分别落居在不同的空间。这又有两种不同的叙事模式。第一种，弟兄祖先们到一地分家后，分别占居不同的空间，这几个空间领域构成的整体空间，现在分别为这些“弟兄祖先之后裔”所占居；这些“弟兄祖先之后裔”，目前在此空间分享、分配与竞争所有的领域资源。因而，在此“弟兄祖先故事”下，当前各“族群”间的血缘亲疏、空间近远与资源共享与竞争之关系紧弛，都在同一逻辑中成正比。血缘关系愈近的人群，居住距离也愈近，其资源共享与竞争之关系也愈紧张。讲述这一类故事的典型地区，是松潘小姓沟埃期村。如前引口述（例6—9），无论是三弟兄、七弟兄或九弟兄故事，由过去到现在，“我群”全在一整体空间之中。在这样的故事里，汉人的地理与历史概念相当模糊，或全然不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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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空间叙事，故事中“弟兄祖先”分别落居在不同的空间，这几个领域或其整体空间，目前并非全为这些“弟兄祖先之后裔”所占居。这一类弟兄祖先故事流行的地区，可以理县、北川等较“汉化”地区的为代表，其中的“族群”单位几乎都是汉姓“家族”。这一类的“弟兄祖先故事”，经常并非诠释本地“全部”家族的来源，而是诠释“部分”家族的起源。因此，本地各人群（家族）间的血缘亲疏、空间近远与资源竞争关系紧弛，没有一致的逻辑关系。在这样的地区中，事实上是多种“弟兄祖先故事”，分别诉说了本地各家族或几个家族的由来及其与外界的血源联系。因而在本地，通过这些故事中的空间、血缘（以及时间）表述，人们区分谁是先来者、后到者，以及区分他们与外在世界人群不同的“同胞血缘”联系——他们的根源是“华夏”“汉人”“羌族”或“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当一个家族宣称其祖先来自“黄河流域”“崇庆州”，或宣称祖先有些弟兄在“湖广”“松潘”时，他所期望分享的不是这些地名所代表的空间资源，而是此地名所隐喻的“族群身份”资源。当然，此类弟兄祖先故事中不可或缺的是汉人历史记忆与地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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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祖先故事中的“时间”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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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是在“时间”中延续、变迁的一些自然或人文现象。这是一种“历史时间”，一种相对于个人生命时间（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与自然时间（一日一年之自然循环）之外的社会时间概念——表现在大多是超乎个人经验的社会人群与宇宙世界的起始、发展与延续之上。在弟兄祖先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历史时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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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些人讲述的弟兄祖先故事中，历史时间是由一“过去”与“当代”两段构成。“几个弟兄到这儿，分别建立几个寨子”，此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然后，“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几个村寨的居民”。如此，“过去”与“当代”之间虽有延续，但中间是空虚的时间。如此的历史时间概念，流行在汉化程度低的羌族地区，如松潘埃期沟。在这样的故事中，“过去”造就“现在”，“过去”诠释“现在”。其中，时间是不可计量的，是非线性的。因此，不同的“弟兄祖先故事”，可用来解释不同范畴本地“族群”的由来，它们的发生不必有时间先后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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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早已接触汉文化的地区，特别是在“汉姓家族”认同流行的地区，弟兄祖先故事被置于线性历史时间架构里。譬如，弟兄祖先迁来时，是“湖广填四川的时代”、“过去在青海被打散的时候”、“在何卿平番乱的时代”、明代或清代。这个“历史时间”与汉人历史记忆中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量化的、线性的时间，是在选择一些有意义的“过去”来诠释“现在”。这样的弟兄祖先故事，一方面解释并强化当前本寨、本沟或本家族的人群认同。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线性的时间与无法回头的历史，那个起点——“湖广填四川”“青海被打散”“何卿平番乱”——也解释了作为“住在山上的人”或少数民族无可挽回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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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的“中国历史”记忆普及于岷江上游村寨之前，第一类“弟兄祖先故事”可能是最流行、最普遍的社会记忆。因为这与本土语言中“时间”与“过去”的概念相契合。在本土语言中，有相当多的词汇被用来描述一个人的生命时间以及一日一年的自然循环与人的作息时间。但超出个人生命及家族生命（两代或三代）之外，时间（所谓的历史时间）概念便非常模糊，词汇也变得贫乏。在茂县黑虎沟，人们以“gaitonpu”形容很早的时候，大致可译作“过去”。如果要强调更早的时候，则是“gaitonpu gaitonpu”，“过去的过去”。在松潘小姓沟，“zege”便是“从前”，若要说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便说“zege zege”，“在从前的从前”。在记忆所及的“过去”，本地人常以“红军过境的时代”或“涨大水的时代”来表示。叠溪地震与海子溃决发生在1933年，红军过境发生在1935年，因此也就是泛指1930年代左右，或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在此之前的时代，似乎都属于“gaitonpu”或“zege”的时代。红军过境与涨大水的时代以来所发生的事，是自身记忆所及或父祖辈口述中的“过去”。“gaitonpu”或“zege”时期所发生的事，则是一些介于虚幻与真实间的事（包括所有的神话传说）以及过去结构性重复发生的事（如弟兄分家、村寨间的战争、动物吃人等等）。因此，以“gaitonpu”或“zege”来表达的历史时间，是同质的、不可计量的历史时间。如果要表达绝对的线性历史时间，只有使用汉语及汉人历史记忆中的时间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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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弟兄祖先故事”中的历史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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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弟兄祖先故事”有根基历史中所有的必要因素——血缘、地缘与时间（延续性）。弟兄祖先故事之叙事将这些因素串在一起而产生特殊的社会意义与力量，以强化某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因此，我认为“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历史”一样，都是根基历史；他们是不同历史心性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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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曾提到有一些民间流传的口述故事“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相信文字书写的“历史”是过去曾发生的史实记录。许多较传统的西方历史学者也认为，有些落后的民族没有历史。如果我们只将以文字书写、保存的“历史”当作历史，或以自身文化所定义的“历史”为历史，自然会产生以上的看法。然而，现在许多历史学者对“历史”有更宽广的看法。“真实的过去”是时空中许多大小人、事、物的总和，然而人们所记录的或经常回顾的“历史”，却是有选择性的、经过再组合的，甚至是被创造的“过去”。而且，由社会记忆观点，人们以多种不同的记忆媒介来记忆或回忆“历史”，文字只是这许多社会记忆工具之一。因此在没有文字的人群中，人们也有传述、保存自身“历史”的方式，自然也有自身观点的“历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心性”下，我们或许不认为那是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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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所称的“历史心性”接近西方学者所谓的“史性”（historicity）与“历史心态”（historical mentality），但不尽相同。我以历史心性指流行于群体中的一种个人或群体记忆、建构“过去”的心理构图模式。它产生于特定的人类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历史心性，一群人以其特有的方式集体想象什么是重要的过去（历史建构）；通过历史心性及历史建构，一群人集体实践或缔造对其而言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创造历史事实）。历史心性下的历史建构与历史事实，强化或改变各种人群认同与区分（同时或也造成历史心性的改变），借此一群人得以适应当地生态与社会环境及其变迁。由我在羌族地区所搜集的弟兄祖先故事，我们可以察觉，“弟兄祖先故事”似乎在本地是一种“历史”建构模式，不断产生新的“弟兄祖先故事”。由此，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历史心性”，我们生活在汉文字文明圈中的人，或在“文明世界”中的人，经常以“英雄祖先历史”模式来建构“历史”。司马迁所立下的文类典范（genre），在传统上被称为“纪传体”，也因为此文类是以“英雄祖先”传记为主体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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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以松潘埃期沟的弟兄祖先故事为例，来说明“历史”“历史心性”及社会情境的交错关系。为了凸显此“历史心性”的特质，或凸显华夏之“历史心性”特质，我以一则古代华夏心目中典范的“羌族史”——成于汉晋之际的《后汉书·西羌传》——来与之作对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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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期沟“弟兄祖先故事”与《西羌传》的叙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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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期沟的“弟兄祖先故事”中，当今一村寨人群的血缘全都传自一位“弟兄祖先”，一沟中几个邻近村寨的人群，其祖先是同时到来的几个弟兄。此血源及其区分，便一直延续至今。在故事中，内部人群没有血缘上的主干与分支。由于此“历史”中没有战争、征服、篡夺与迁徙等事件，因此当前本群体中也没有血缘上的先来与后到者、征服与被征服者之别。历史时间只由“遥远的过去”与“近现代”构成，“遥远的过去”是没有质量的时间——没有比较好的或比较坏的时代，也没有可计量的年代；没有线性的历史时间（朝代更迭），也没有连续循环的历史时间（治乱替生）。由于没有量化、线性的历史时间，所以几个诠释不同范畴人群认同的弟兄祖先故事可以并存而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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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羌传》中则是，作者先提及西羌出于古代四凶之一的“三苗”，他们是姜姓族的别支，其国原在南岳。在舜流放“四凶”的时候，他们被驱赶到“河关西南”，黄河上游之地（河首）。后来该篇又提及，羌人无弋爰剑，一位曾为秦人奴隶的戎人，因避秦人追捕，而逃入河湟西羌之中。在此，因种种神迹，他被当地羌人奉为首领，他的后裔便成为许多河湟羌部落的酋豪家族。后来又因秦国的军事压力，爰剑子孙分散四方，其中一个孙子“卬”率众迁往西南，他的后裔又成为许多西南羌部的豪酋家族。因此，在《西羌传》中，事实上包括了三个“英雄祖先历史”：一是三苗与其后裔（所有羌人）的历史；二是无弋爰剑与其后裔（所有羌人豪酋家族）的历史；三是卬与其后裔（西南羌人豪酋家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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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羌传》的历史叙事中，“西羌”血缘的起点是“英雄祖先”——“三苗”“无弋爰剑”或“卬”。这不同于松潘埃期沟之“弟兄祖先故事”，“历史”始于一些没有名字的弟兄始祖。同时，在《西羌传》的英雄祖先历史中，一般西羌民众的血缘来自较早的“三苗”；西羌诸豪酋家族的血缘，则来自后来进入河湟的戎人“无弋爰剑”；处于河湟南方的白马羌、广汉羌（西南夷之羌）的血缘又来自无弋爰剑之孙“卬”，爰剑后裔的分支。如此，这些以时间差距构成的“历史”，在西羌内部用以划分原始土著（三苗之后）与外来的开化者（无弋爰剑的后裔），也因此区分被统治者（三苗之后）与统治者（无弋爰剑的后裔），同时也在羌人地域部落间用以区分主干（河湟之羌）与分支（西南夷之羌）。因为有先来者、后到者，又有主干、分支，因此在“英雄祖先历史”中必须有量化的、线性的时间。此又不同于松潘埃期沟之“弟兄祖先故事”，在以弟兄祖先起始的“历史”中，人群血缘没有主干、分支之别，没有阶级之别，也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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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理空间的起源与延续而言，在《西羌传》中，“南岳”（三苗所居）与中原北方（戎人所居）是空间的起点。然后在叙事中，因着羌人（或戎人）被击败或向外征服等缘由，地理空间不断转变，最后终于到达汉晋时期羌人所居的青藏高原东缘之地。因此，“历史”合理化为“西羌”居于华夏西方空间边缘，以及由于西南诸羌部落在空间与血缘上都是河湟羌的“分支”，所以他们又是整个西方羌人的边缘。相对地，在松潘埃期沟之“弟兄祖先故事”中，空间源起常是“几个弟兄到这儿来”，他们自何处来不清楚。由于没有外来的空间“起点”，自然没有由外地到本地的“迁徙”。或者可以说，空间的起点便是本地，到这儿来之后，便弟兄各据一方。此地理空间及其区分，便一直延续至今——没有迁徙，没有吞并征服，因此也没有地理上的核心与边缘。有好的（如山阳）与坏的（如山阴）空间之别，但没有核心与边缘空间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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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形式上看来，《西羌传》与埃期沟“弟兄祖先故事”两种历史叙事最明显的差别在于繁、简不同。由于“英雄祖先历史”中有地缘、空间上的转变，有血缘上的融合、分化，这些都赖叙事将一些事件、地理、人物记忆安排在线性、量化的历史时间之中。“弟兄祖先故事”则由于地缘与血缘关系由始至终未变，因此其中也很少涉及事件、人物与地理。“弟兄祖先故事”作为一种简化的根基历史，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人们无需繁杂的记忆术（如文字）来掌握此种“历史”，因此记忆与诠释“历史”难以成为一种政治、社会权力下部分人的专利；或反过来说，在此平等自主的社会中，人们不需要记忆复杂的“过去”，也毋须以文字来操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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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祖先故事”的社会生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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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说，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流行在“平等自主”（egalitarian）社会中的“历史”。在此社会中，历史记忆所强化的是小范围的、内部较平等的人群间的认同与区分，而非广土众民、内部阶序化的人群间的认同与区分。这样的“历史”由当地特殊的人类生态与社会环境所造成，它也维系当地特殊的人类生态与社会情境。这也就是本书第二、三章所介绍的，本地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认同与区分体系。故事本身的“弟兄祖先关系”，呈现并强化邻近社会人群（寨、村与沟中人群）间的认同与区分。在一条沟中，这样几个村寨人群各自划分沟中的资源，也共同保护沟中的资源。除了女性成为边缘弱势者之外，这是一个基本上平等的社会，任何的社会阶序化与权力集中化都是不必要或是有害的。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如某些寨子灭绝，或新的寨子从老寨子分出来，在此种历史心性下“过去”很容易被遗忘。原来的弟兄祖先故事被修正，当前几个寨子又是传自于几个同时到来的弟兄祖先，以维持寨与寨间的凝聚与对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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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耳相传”是此历史心性下的主要社会记忆传递方式。在一社会人群中，经常传述着不同版本的弟兄祖先故事；不同版本，记述范畴不同的人群认同。由社会记忆观点可知，尽管文字历史记忆同样有失忆与虚构，然而它们与口述历史记忆仍有相当差别。口述由于不需特殊文字书写知识，因此是普遍的；由于普遍所以不易被权力掌控或典范化，因此它常是多元的。由于它是多元的、普遍的，因此它更容易使“现在”不断地被新的弟兄祖先故事合理化。这样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媒介，是当地特殊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产物，也最能够维护与调节当地传统的人群认同与资源分配、分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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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弟兄祖先故事”为代表的根基历史，最初流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彼此接触的，个人或群体间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大致平等的，以父系继嗣或以男性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群体之中（如一个小沟中各村寨人群）。尽管在细节上有争论，但这是一个群体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众历史”。“弟兄祖先故事”中的“弟兄”，隐喻着在这种历史心性下，人们倾向于以“内向式的”（inward）各群体间的合作、分享与竞争来解决生存资源问题。而“英雄祖先历史”中的“英雄”，在资源关系上则是一种“外向式的”（outward）历史隐喻，隐喻着资源之不足，可借由“英雄”的向外开拓征服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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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不同形式与程度的复杂化、中央化（centralization）与阶层化（stratification）发展，“弟兄祖先故事”逐渐被其他历史心性下的“历史”所取代或压抑。首先，在社会中央化之后，并非这些弟兄，而是弟兄们的父亲——一位英雄圣王，成为历史的起始。无论历史重复着一个个英雄圣王及其子孙的兴亡（循环历史），或是英雄圣王及其子孙万世一系的历史（线性历史），其“起源”都是一位英雄圣王。同时，在社会因政治、经济、宗教而分工化、阶层化之后，历史记载的不再是该群体所有人的“共同过去”，而是部分人的过去——他们是皇室、贵族、世家，或是宗教与商业领袖。政治、宗教与商业活动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成为强化或争论地域、族群与社会阶层化关系的符号。特别是英雄征程与殖民之空间记忆、相关的英雄祖先血缘记忆，被组织在线性、量化与价值化的时间内，以区分并强化当前各人群在资源体系内之核心与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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