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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当前绝大多数的羌族村寨中，“弟兄祖先故事”都被认为是“只有老年人在摆（谈）”的故事，而且北川地区流行的“弟兄祖先故事”，已成为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北川的弟兄祖先故事，其中相当一部分“弟兄祖先”已有名有姓，个人化特质使得他们具备“英雄祖先”的雏形。他们来自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湖广、河南或崇庆州，因而此历史中也有空间的迁徙——或为了逃荒、开拓，或被迫移民。这些因素都不见于松潘埃期沟的“弟兄祖先故事”。更重要的是，在松潘埃期沟，“弟兄祖先故事”可以解释各种层次的族群共同起源，在此之外，缺乏其他“历史”。然而，北川的“弟兄祖先故事”只解释“家族”此一族群的由来，而“家族史”只是一个主流历史（中国史）的部分与分支而已。在作为“家族史”的弟兄祖先故事中，本地家族之血缘可与远方本家族人群联系在一起。此种外在的血缘关系，使得本地各家族的血缘优劣有别。又由于在历史时间概念中，各个家族来到本地的时间有先后，所以在本地又有老家族与新移民之别。因此，各人群间的血缘距离、空间距离与资源共享、竞争关系距离，三者之间的关系逐渐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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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另类历史，“弟兄祖先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如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者所言，“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它是由多重版本、多重的声音杂沓交奏而成。但不仅如此，“弟兄祖先故事”给我们更大的启示是：此多重的“历史”，各有其特殊的结构性韵律。此种结构性韵律，便是我所称的“历史心性”。我们可以说，历史叙事是一种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再现”（representation），此“再现”在特定“历史心性”下被建构，并在特定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下得其叙事细节。“历史心性”深入人心的结构性力量，通过历史记忆与叙事，反映、强化或修饰相关的社会情境与社会本相（social reality）。在此，我所称的社会情境或社会本相，主要是指人类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在内外力影响下，当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发生变化时，人们或在其“历史心性”下创造、修改“历史”，或通过叙事符号变更而根本改变其“历史心性”以创造或接受新的“历史”。这些在近代以来都曾发生在羌族村寨民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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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不只是羌族有“弟兄祖先故事”这样的历史记忆、叙事与心性，这样的“历史”，也曾流行或仍存在于许多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中。如在1930年代，民族调査者华企云曾记录一则景颇族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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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心坡）土人种族甚多……或谓彼等为蚩尤之子孙……而年老土人则谓：“我野人与摆夷汉人同种，野人大哥，摆夷二哥，汉人老三。因父亲疼惜幼子，故将大哥逐居山野，二哥摆夷种田，供给老三；且惧大哥野人为乱，乃又令二哥摆夷居于边界，防野人而保卫老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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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1940年代在西南考察的庄学本，也曾记录夷族（彝族）文书中的一个夷族祖先来源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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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乔姆家有弟兄三人……（洪水过后，老三乔姆石奇独活。乔姆石奇的三个儿子原来不会说话，他们以竹筒在火中烧出爆烈声，三个哑巴吓得惊呼……）大的叫Atzige（罗语），二的喊Magedu（番语），小的呼“热得很”（汉语）。从此他们说三种不同的语言，成为夷、番、汉三族的祖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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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苗族中亦有苗、汉、彝为三弟兄的祖先起源故事；傈僳族中也有傈僳、汉、彝为三弟兄的说法。16虽然我并未在这些地区做过调査研究，但上述例子说明，当部分西南族群被汉人分类而“民族化”之初（约1930—1940年代），他们以“弟兄祖先故事”来合理化他们心目中的新族群关系。这或由于他们也具有“弟兄祖先故事”历史心性，因而以新的“历史”来强调各族群间的区分与对等。在汉人底层民间社会，以口述传承的家族史记忆中，“弟兄祖先故事”也并不少见。因此，毫无疑问，岷江上游“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本土“历史”，但却不是羌族所特有的本土“历史”。更何况，在下一章中我将说明，强化与凝聚羌族认同的“历史”，主要是外来的“英雄祖先历史”而非“弟兄祖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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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谓“化夷传说”，我认为是指一种历史记忆与叙事——在此记忆与叙事中，一位由本地迁往异域的人，在该地被土著奉为神或王。或者，在土著接受此种“历史”之后，他们相信“一位由外地来的人在本地被奉为神或王，开创本地文明”。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255—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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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汉书》记载，周武王封商王子箕子于朝鲜，于是箕子教土著种田、养蚕，并以礼义法条来教化约束他们。《史记》记载，春秋时居于东南之吴国王室，其始祖是周的一位王子，太伯；他因让位而由渭水流域奔逃到长江下游的吴国，在此教化土著荆蛮。见《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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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晋书》卷一一六，载记第十六《姚仲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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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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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吴士鉴：《晋书斠注》卷一一六，载记第十六，引《元和姓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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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明珂：《起源的魔力及相关探讨》，《语言暨语言学》2001年第2卷第1期，第261—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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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茂县太平牛尾巴寨，有部分老人则说，大尔边、朱尔边与小尔边——所谓“尔边三寨”——是由牛尾巴寨迁出的三弟兄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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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关理县杂谷脑河流域的羌族，请参考本书第一、二章之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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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enry S. Maine，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first published in 1861, New York: Dorset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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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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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关牛部落与羊部落之口述资料与分析，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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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pp. 14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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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口述资料例8，“黄巢”“秦朝”对这位老人来说，不只是时代指涉模糊，朝代名与人名之分也是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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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华企云：《中国边疆》，《新亚细亚丛书边疆研究之二》，上海：新亚细亚学会，1932，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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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族学会民俗丛书专号2·民族篇26》，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第152—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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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海鹰等：《四川省苗族、傈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査》，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6，第179—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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