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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获在中国民俗传说中的形象，也是面貌狰狞、肌肉结实的“蛮子”。这一类受汉人欺骗的“历史故事”或“神话”，在羌族中非常多而普遍。这说明了长久以来他们对“汉人”的看法。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汉人”欺凌“非汉土著”所造成的结果。在前面我曾说明，在过去村寨居民心目中的“汉人”，乡谈话中所称的“而”，是指下游的村寨或城镇人群。因此歧视他们的“汉人”，自身也受到下游村寨人群的歧视。这些受汉人欺骗的故事，在过去曾表达他们孤立的村寨认同。在当前汉族、少数民族的区分概念下，它们又被用来解释少数民族的现实处境——住在边缘山区的一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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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族的拯救者：李冰与樊梨花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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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仓被羌族人视为祖先或神，事实上还有其他意义。在中国民俗故事中，周仓与关羽有主从关系，周仓永远手捧关羽的刀，忠心耿耿地站在后者身边。这个形象符合许多羌族人民心目中“我们是汉人的忠实帮手”此一自我意象。一位汶川龙溪羌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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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仓是三国时，东汉末期的人。那时威州雁门关有一个洞子。周仓这个人气力大，有勇无谋，他跟关云长在一起的。据说他是个本地人。西京，三国时代，孔明刘备征西的时候，周仓这个人温厚、老实气力又大。刘备征西蜀的时候，在我们西北征战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人，气力很大。关云长是个文武都行的人，就把他收了，给他一些照顾。周仓就对关云长怎说就怎么听，就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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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这个我族形象，也通过其他“英雄祖先”来表达；这些“英雄祖先”与相关“历史”，又都出自汉族的历史记忆。作为汉人的守护者或拯救者的羌族祖先，有传说中的大禹、秦代的李冰以及民间故事中的唐代女将樊梨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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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和李冰，都是以治水著称的英雄。现在羌族普遍认为，大禹和李冰是羌族祖先，因此也将羌族视为汉族的拯救者。特别是汶川一带的羌族知识分子，以当地的“大禹文化”为荣；“治水”便是他们引以为荣的禹文化之一。其缘由是，自古以来岷江上游山间居民便长于砌石筑屋、筑墙，过去他们常到川西平原打工，凿井、筑堤是他们常担任的工作。因此，现在羌族知识分子认为“治水”是承袭自大禹、李冰的本民族文化之一。如一位汶川羌族知识分子，在对我介绍本地的引水灌溉文化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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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走了，大禹的水文化仍然存在；羌族一直在疏导岷江。1933年叠溪海子形成，威、理、茂三县羌民还完成了第一期的疏导工程。听说李冰都是羌族，利用羌人的水利技术去修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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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梨花的故事，流传在松潘、镇江关到茂县太平、较场一带。过去这一带的杨柳羌、牛尾巴羌、大姓小姓羌等等，都是以“好作乱”著名的“番羌”。明清时期，朝廷在此建立许多军堡，以维护由汶川到松潘之间岷江交通主线的畅通。因此，大道沿线成为汉化较深的羌族地区。只有深入沟中的羌寨还流行“乡谈话”，其他地方“羌族”说的都是汉话。镇江关、较场一带的羌族说，樊梨花是古代羌族头人，这儿的羌族人是樊梨花的后代。他们说，镇江关就是樊江关或寒江关；较场是樊梨花当年练兵、校兵的地方。当地一个突起的土台，本地人称作“点将台”，被认为是樊梨花受封为将的地方。这些记忆显然是从汉人通俗演义小说《薛丁山征西》中得来。《薛丁山征西》的主要内容是：唐代西番哈迷国造反，由薛仁贵率领的唐军推进到“寒江关”时受阻于番兵。后来寒江关守将之女樊梨花，爱上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并表示希望与之成婚，而薛丁山却几度反悔赖婚。最后由于军情紧急，在皇帝派遣的大臣的调解下，两人尽释前嫌，缔结连理。于是，幸赖武艺高强的樊梨花之助，唐军终于击败西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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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主题——土著女子爱上来自文明核心的男人——在族群关系中可代表一种典范类型，常出现在世界各种“核心”与“边缘”的文化接触之中。在美国，这便是民俗传说与电影《风中奇缘》（Poccahontas）以及电影《苏丝黄的世界》的基模，在中国，这也表现在一首名叫《愿嫁汉家郎》的民俗歌曲中。然而，同样类型的故事，在羌族的本土理解中却有不同意义。他们以这故事来说明或强化“羌族是汉族的拯救者”此一自我意象，并以“平乱者”与“叛乱者”划分羌族（樊梨花的后代）与藏族（西番之后）间的族群界线。镇江关一带是羌族分布的北界，在此羌族聚落常与藏族聚落相错。镇平、较场一带村寨，过去更常受西方松坪沟人与黑水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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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镇江关、较场一带的羌族如此，可以说所有羌族（主要是指男人）都认为本民族在历史上一直为汉族的拯救者或支持者。因此除了上述大禹、李冰、樊梨花等古代人物与事迹外，他们也常说近代羌族人民如何前往广东抗击英法联军的事。一位出身汶川羌锋的羌族知识分子，更明白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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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不愿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对中央政府一直是很拥护的。羌不谋华，拥护皇帝，不搞分裂。国家有危险时，羌族就出来。现在在海南岛还有一个羌族的寨子。我估计是在清代，抗英吗，还是郑成功？调了羌兵去打荷兰人。我们那流传曾去打荷兰人，弄不好就是那些羌兵在海南岛定居的。后来我又听说，羌族打过廓尔喀。在国家统一上，羌族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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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教育与民族团结知识，是造成此种本民族意象的背景之一。然而就此解释“羌不谋华”，也可能失之浅薄。在前面我曾说明，“羌”自古以来便是华夏的一个西部“边缘”，一个模糊的、移动的边缘。近代被称作“羌”的人群之所以能留驻在此模糊的族群边界上，便是因为在历史上他们从未组成如吐蕃、西夏、南诏那样的王国。反过来说，组成吐蕃、西夏、南诏等王国的“羌”，后来都自华夏心目中“羌”的范畴里被剔除。由于没有文字，他们也无法运用文字政治将一些社会记忆传播出去，成为更大范围人群的共同记忆，使之延续传递。也因此，羌族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在中国历史记忆中，得到“羌不谋华”此一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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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老的华夏：大禹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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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羌族知识分子来说，大禹不只是一个对汉族有贡献的羌族祖先，而有更多、更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夏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而建立夏朝的大禹又是羌族，因此羌族必定是中华民族中的核心民族，或说是最古老的华夏。也因此，在当前羌族认同中，“大禹”被羌族知识分子集体回忆得最多，也引起很多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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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回顾汉人历史记忆中“大禹”与“羌”之间的关联。从战国至汉代，部分华夏知识分子间，便有“禹西夷之人”或“禹生于西羌”的说法。战国思想家们以这社会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极端的例子，以说明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其事功，而不在于其出生何处或出生于何种社会背景。至于“禹生于西羌”是否为历史事实，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但对于汉晋时期居于蜀的华夏知识分子，这便非常重要了。由于乡土认同，他们开始认真地将大禹出生于蜀之“西羌”，建构为一“历史事实”。晋代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对“禹生于西羌”有更详细的描述。据此书记载：汶山郡广柔地区有个地方称“石纽”，“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12。这个地方，在更晚的文献中就成了禹母生大禹的“刳儿坪”。我们不清楚，晋代蜀地的“夷人”是否真的祭祀大禹。然而，20世纪前半叶，至少在较汉化的北川地区，由于被称为“蛮子”的村寨人群都自称“汉人”，所以他们也祭禹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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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以来，大禹出生在汶山郡广柔（或石纽）此一历史记忆，不断地被处于华夏西部边缘的新华夏——蜀人所强调；他们共同祭祀当地的禹庙、大禹遗迹，并将这些写入地方志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强调大禹是当地“蛮夷”的祖先，而是借着“大禹出生于此”，来洗刷本地的华夏边陲或“蛮夷之邦”特质。也就是说，近代之前“禹兴西羌”之华夏空间记忆是边地汉人宣称“华夏认同”的符号，也是被视为“蛮子”的人群借以遗忘本身非汉祖源的符号。在如此的历史记忆背景下，20世纪初，整个汉代“汶山郡”可能包括的地方，如当今北川、汶川、茂县、理县等地，都有“刳儿坪”“石纽”或大禹出生地之类的古迹。而所有大禹故事流传与大禹遗迹所在的地区，都是当地汉化程度较深的地区，也就是长久以来作为华夏政治与军事羁縻中心的各个旧县城附近。如，汶川地区之“禹迹”在旧县城绵篪附近；理县之“石纽”在清代县治以东的通化附近；北川的“禹穴沟”，在清代旧县城治城附近；茂县的禹乡村，在旧县城凤仪附近。这些旧县城，也是传统汉人在此边陲施行教化的中心。这些都说明，“大禹之迹”与当地汉人羁縻与教化活动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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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羌族”在民族识别与相关历史建构中得其民族生命，而各地许多过去已汉化并宣称是汉人的人群也被识别或要求被识别为“羌族”之后，他们仍宣称自己是“大禹子孙”。只是此时在他们心目中，“大禹子孙”的含义已转变为“羌族”。一位北川小坝乡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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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我实实在在说，前头几年我们的确不晓得，只知道有一个禹里沟。这是早就知道的。大禹治水，也是很早就知道的。现在通过宣传，大禹是羌族祖先比较清楚。但是我们跟汶川还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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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有此种历史记忆，除了上述历史记忆与族群背景之外，更重要的缘由是“羌族”被认为，因此也自认为是与汉族有密切且悠久历史血缘关系的民族。“大禹子孙”最符合这样的历史形象。以下这一则茂县黑虎沟人的口述，表达此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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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禹王，就是夏朝发展的根根，恐怕还是羌族。从历史看来，大禹治水。当时有水患，历史上有洪水滔天。暴雨一下，涨起来，水没有河道，最后夏禹王疏通河道。十三年中七次过家门而不入，所以说我们羌族人民对于建设国家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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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禹是羌族祖先，各地羌族知识分子都是同意的，但对于大禹究竟出生在何处，却有很多争议。如前所言，“禹生于汶山郡”这一记忆，使所有华夏西部边缘的汉人据点都有“大禹出生于此”的社会记忆。于是，在这些地方的居民普遍成为羌族后，大家便争论究竟大禹出生在何处。以下几则口述，表达各地羌族知识分子不同的声音。首先是一位理县蒲溪沟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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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禹，是羌族人都感到自豪。通化的石纽山，那儿还叫汶山寨，有些人说大禹是通化人。汶川人说大禹是汶川人；北川人说他是北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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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通化的一位羌族知识分子指出，理县通化、北川与茂县都有“本地为大禹故里”的证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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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山上一个石刻上写着，所以理县也在争。北川现在好像物证比较多；大禹纪念馆花了八十多万。茂县也有，车站下来一点就是禹乡村，他也有禹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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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目前在这争论中，较占上风的是北川。因此四川省政府拨款兴建的“大禹纪念馆”，便建在北川治城。事实上，“大禹故里”之争还不只是在川西北的羌族地区；出身北川小坝乡的一位羌族知识分子告诉我，陕西也有一石泉县在争“大禹故里”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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