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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社会历史记忆不只传布在羌族之中。据许多中国西南民族田野研究者告诉我，“与日本人同一根根”之说，也流传在畲、苗、傜、彝、景颇、纳西等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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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群族认同》，第255—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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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较南方的各族群中，故事大多是说两兄妹躲在“葫芦”里逃过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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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请参阅本书第五章与第九章，陶然士对羌民历史与文化的见解，在此两章中有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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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彝族刘尧汉等人有关彝族文化的研究，可与羌族之大禹文化研究相比拟，代表“古老华夏”或“比华夏更古老”之我族建构路线。我们也见到一些彝族知识分子，在另一路线上寻找、建构与强调彝族“非汉少数民族文化”之努力。这也见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普遍特质，“汉”与“非汉”在此难以作截然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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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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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文化也是历史学者、考古学者与民族学者感兴趣的主题。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由文献与遗物探索古代羌族文化面貌。民族学者则在田野调查中观察与描述当代羌族文化。部分学者更结合历史、考古与当前民族学资料，说明羌族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证明此民族实体在历史上的存在。在其间，“文化”对于许多学者而言有多种意义。“文化”呈现一群人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演化论观点。“文化”展露一群人的迁徙，某种精神或物质性人为创作的空间传播，这是传播论观点。“文化”又显示一个人类社会的内部秩序，这是结构功能主义观点。在国族主义下，通过这些不同观点之论述，近代学者有关羌族文化的研究建构了一个在社会发展上不如华夏、在历史上不断被击败而迁徙、当前仍借其“民族文化传统”以维系其社会特殊性的羌族。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传统”不仅是学者探索、争辩的对象，也是当前羌族（特别是知识分子）所信赖与自豪，以及不断被他们修饰与创新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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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学术的”、外来的和本土的文化建构，近二十年来受到新一代学者的重视。在后现代主义学术潮流中，“民族文化传统”被认为是新的建构与发明。学者在世界众多例子中发现，许多“传统”并非真的很古老，而是在近代国族主义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以凝聚国族的“创新发明”（invention）。如此论述，与“想象的国族群体”论述是一体两面。当代国族或国族之下的民族，是近代国族主义者的集体想象产物；强化此群体想象及凝聚其成员认同的，则是共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这一方面的研究，让长期惑于“国族主义”与民族情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有了新的面貌，更让学者们对于“历史”与“文化”有了新看法。然而，此国族（或民族）形成之“想象创造论”亦有其不足之处。在历史方面，这是一种“近代主义”，强调近代变迁而忽略“近代”在长期历史上的意义，也因此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在文化方面，“传统创造论”着重于分析、呈现人们所宣称的“传统文化”之近代创构，而忽略近代文化建构实乃一长程文化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也忽略了推动此文化建构过程的历史与社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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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历史篇中，我已说明“羌”在历史上的延续与变迁和相关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在“文化篇”，我将探讨一些与历史或“历史”有关的羌族文化问题，我认为，“历史”和“文化”都是一些历史与社会本相的表征。在本书中，此种历史与社会本相，便是在历史上延续与变迁的古华夏边缘，及其所蕴含的各层次族群、阶级、性别与地域人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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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第九章中，我将说明中国文献与考古所见之古代“羌人”文化面貌，以及20世纪前半叶民族学者所描述的岷江上游羌民文化。我们不一定能“重建”古代羌人的文化面貌，然而却可能在学者对“羌文化”的描述与探索中，分析“描述者”（如范晔、姜炳章、陶然士、胡鉴民等人）在描述“他者”时的特殊兴趣与偏见，以了解这些描述者自身的族群与文化认同。我们也可以观察，在描述者与被描述者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力差距下，人们（描述者）对他者（被描述者）“文化”之贬抑、污化，及对自身文化的夸耀，如何造成他者之文化模仿与攀附。这些文化过程，曾造成了以“羌”表述的华夏边缘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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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文化，不只是由文化权力核心之“描述者”对“他者”之文化描述来界定，更经由本地人自身的文化建构来完成。在第十章中，我将介绍当代羌族传统文化的本土建构背景与过程。这不只是涉及一个“民族”如何建构他们自己的文化，更涉及各层次的族群、阶级、城乡、地域人群间之区分以及在造成并强化这些区分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下，人们对“我族文化”的夸耀、选择、争论与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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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古代华夏对“羌”文化的描述，或是被称为“羌”的人群之文化表征，或当代羌族的文化建构，“文化”都不只是一些客观的、结构性的或在历史时间中绵延不变的生活习俗。它们是通过文字、口述、身体与各种物象的“展演”，被人们践行、观看、批评、模仿、夸耀与修饰，以强化或改变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游移在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之利害抉择中的个人，也经常因此改变其文化表征、展演，并改变文化表征对自身与他者而言之指涉意义。所有这些过程，并非经常发生在文化、族群、地理与社会距离遥远的群体间，而是发生在较亲近或常有接触的群体之间。人群间相互的文化歧视、夸耀与攀附，在这些地区形成一个模糊的古华夏边缘——在此，谁是“汉”、谁是“蛮夷”或“少数民族”？以及何者是“汉文化”或“土著文化”，都是模糊与经常被争辩的。就是这些发生在小地域间、亲近人群间的微观文化过程，造成我所称的华夏边缘变迁。因此当代羌族文化形成的近代过程，只是一个更长远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而此长远历史过程中，延续的是一个多层次的核心与边缘人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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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九章 古羌人文化：事实、叙事与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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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研究中，一位社会人类学者如何观察、解读他所研究的人群社会，也就说明了他对“文化”的理解态度。对研究古代人群社会的历史学者而言，如何阅读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同样表现学者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的看法。因此在这一章，分析有关羌族的一些考古与文献材料之前，我先说明自己将如何看待这些借以探索“过去”的素材，同时也表达我对“民族文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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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对“四方蛮夷”之奇风异俗描述，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阅读、分析这些文献记录。首先，事实（facts）：它们反映被描述者（非华夏）客观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表征。其次，叙事（narratives）：它们反映描述者（华夏）因自身的文化与认同特质，而产生的对异文化之主观描述与偏见。再次，展演（performance）：此种叙事（无论是否真实）被个人或社会刻意展示、演出，被华夏与非华夏阅读、评论，而成为一种动态的社会记忆，因而在文化的污化（对于异族文化）、夸耀（对于我族文化）与模仿（弱势者对于优势者）等展演行动下，推进华夏化过程（非华夏成为华夏的过程）。这三种对文献的阅读与分析角度，也反映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几种不同旨趣——客观文化描述及溯源；文化描述所反映之土著（包括人类学者）观点及其社会意义，以及权力关系下的文化展演与相关文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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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遗存方面，同样地，首先它们可能反映古代某人群客观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表征。在此“事实”层面，我们可以借考古遗存，了解当时人的物质文化与生活习俗；或者，新一代考古学者将“遗存”视为在某种文化认同与行为过程下的残遗物（residues）或刻意存留物。因此借考古遗存所得知的是，古人的行为过程及其主观的文化偏好。其次，在“叙事”层面，一古代“民族文化”的考古遗存及其诠释，是当代考古学者在某种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下的刻意设计发掘与建构。由此“民族文化”的考古发现与诠释中，除了“过去的事实”之外，我们得以分析考古学者个人与其所属社会的文化认同。最后在“展演”层面，考古遗存被发掘、诠释与展示，它们被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中不同的社会人群观看，并得到各种新诠释与争论，我们可借此了解人们如何通过“物”及其所指涉的“过去”，来建构我群（或他群）的本质及各种核心与边缘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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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记忆中的古羌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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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范的羌族史研究中，学者将“羌族”视为在历史中绵延的民族实体。因此某些“文化特征”，特别是能贯连古今的文化特征，如火葬、白石崇拜、邛笼（石碉楼）、牧羊以及与羊相关的宗教信仰等等，都被视为典型的羌族文化。学者们认为，这些文化特征在历史中的绵延，显示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绵延。其空间分布及变迁，也代表一个民族的空间分布及其迁徙、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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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字的构成来说，无疑，“羌”字由“羊”与“人”两部分构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称：“羌，西戎羊种。”同时代应劭所著《风俗通义》中也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我们知道，在商代，“羌”就被用来称呼一些西方晋、陕、豫之交的人群。战国思想家也以“氐羌”来称陇西或其更西方的人群。因此，汉代学者以西方“牧羊人”来理解“羌”，只是延续一个自商代以来的西方异族概念。在经济生态、宗教信仰或族源传说上可能与羊有关的西方人群，在东方商人眼中是异类，因而造出这个“羌”字来称呼他们。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西方牧羊的，或其信仰、族源传说与羊有关的人群，便都是同一民族。无论如何，“羌”是商人与后来的华夏对异人群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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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古资料来看，齐家文化之后，在青海东部及邻近陕甘一带，一种依赖牧羊的经济方式迅速传播。公元前1700至前600年的辛店与卡约文化遗存中，大量羊骨取代了猪骨，显示此种人类经济生态上的变迁。汉代河湟西羌的牧羊业，是他们游牧经济的一部分。这在中原文献中有很多相关记载。许多学者将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火烧沟类型文化等遗存，甚至更早的齐家文化遗存，都当作是古羌人遗存。但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河湟西羌的遗存在考古学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知道，游牧经济中的人类活动，常在地表只留下少而浅的遗痕，这可以解释为何汉代河湟西羌的遗存没有被发现。同时这也说明，汉代西羌的游牧经济与有农具、居址的齐家、辛店和寺洼文化先民之经济生活有相当差距。以经济生活来说，辛店、寺洼先民与汉代西羌之间不但缺乏延续性，相反地，辛店、寺洼文化的结束，以及汉代西羌考古上的空白，显示约在公元前600年前后甘青地区古人群在经济生活上有重大变迁。农具、猪骨与居址皆罕见的卡约文化，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可能与汉代西羌类似。卡约文化只有墓葬遗存，也就是说，只要此墓葬习俗改变，卡约文化人群后裔的文化遗存便很容易在考古学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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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常强调当代羌族的牧羊业以及羊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来说明羌族是古代“西戎牧羊人”的后裔。当前岷江上游的羌族虽然也普遍养羊，但一般而言，羊在其经济生产中并不十分重要。他们不是游牧人群，他们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为农业。主要的家庭人力和最好的土地资源都用在农业上。农闲时，青壮男子出外打工、采药也是经济来源之一。以牧业来说，放养在高山上的马与牦牛，才是一个家庭牧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否养羊，或养多少羊，在于一个家庭中是否有多余的人力，特别是小孩与老人（详见本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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