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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黎光明、王元辉：《猼猓子，汶川的土民，汶川的羌民》，载《川康民俗调査报告之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未刊手稿，1929，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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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庄学本：《羌戎考察记》，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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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祝世德等修：《汶川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版，1944，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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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査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出版，1943，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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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査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出版，1943，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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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胡鉴民：《羌民的经济活动形式》，《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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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胡鉴民：《羌民的经济活动形式》，《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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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此处关系着田野选择的问题，也就是20世纪前半叶的调査者选择哪些地区的人群做调査来呈现“羌民”或“羌人”的文化。陶然士与葛维汉的调查主要都集中在今汶川、理县附近，特别是龙溪沟与杂谷脑河沿线各村寨“羌民”。《川西调査记》的调查者，虽然走过茂县及黑水河沿线诸地，但他们所报道的主要也是杂谷脑河沿线村寨与汶川萝卜寨（罗卜寨）等地的“羌人”。另外，1940年代胡鉴民在描述羌民的经济与工艺时，偶提及茂县东路与西路等寨，但详尽的描述都集中在杂谷脑河沿线各村寨。显然，上世纪前半叶学者所描述的典型“羌人”或“羌民”，都是杂谷脑河流域以及汶川附近各村寨的居民。这应是他们对土著服饰的描述基本类似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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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査记》，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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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pp. 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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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此信之中文版已不见，然葛维汉曾将之译为英文载于其书中。本文所引，为由葛维汉书中之英文版转译而来。见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p.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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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p.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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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bid., pp.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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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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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原载《边疆研究论丛》，1941，引自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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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原载《边疆研究论丛》，1941，引自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195—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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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原载《边疆研究论丛》，1941，引自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21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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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由于我对藏学没有研究，也未尝深入藏区作田野调查，因此这一波由西而来的文化展演及其过程，只是基于我的“华夏边缘”之说，以及我在黑水、理县、茂县、松潘、北川等藏、羌族地区所见而得。北川的青片番与白草番便是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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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这是指“白石崇拜”“与羊有关的信仰”“石碉楼”“铁三角”等等。近数十年来，这些分布较广的文化因素，常被学者视为“氐羌系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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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类似对于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原始性”的描述，在当时汉人的论述中非常流行。边疆非汉民族的文化“原始性”，又被认为是一些“古老的”文化残余。如1930年代曾在岷江上游地区游历的庄学本，曾描述他所见“戎人”（嘉绒）的习俗如下：“他们男子的衣服还是古式的大领衣……古语说‘披发左衽，夷狄之服’，这样衣冠不正的右袒，也许是古时西戎遗传的服制吧？……在他们谒望我的时候，多用古礼，双膝一屈，打一个扦……‘礼失而求诸野’，在此地发现西戎是古礼之邦。”见庄学本：《羌戎考察记》，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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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十章 当代羌族认同下的文化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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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羌民或羌族文化探索与由此产生的文化描述，作为一种被夸耀、展示的社会记忆，不只对汉人知识分子展示，也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展示，因此影响这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葛维汉在解释为何羌民会让陶然士相信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时曾指出，“他们为了讨好外来访客，而常答以虚构不实之事”。的确，无论在人类学或是口述历史的田野采访中，报告人常揣摩调查访问者的角色、态度及其意图，以选择适当的陈述来响应。1但是，当本土知识分子苟平山宣称“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及上帝信徒时”，他不一定是用虚构不实的陈述以取悦陶然士，很可能他被陶然士的“知识展演”说服，而真的相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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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或其所代表的政治或文化主体，挟其知识与政治、经济优势与“土著”（natives）接触时，他们所带来的外来知识对于“土著知识分子”而言，有相当的说服力，这与“土著知识分子”的本质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在此，“土著”自然指的是相对于优势外来族群而言的本地人；“土著知识分子”则是指他们中由文化接触获得新知而被众人认为有知识的本地人。这些本地人也因此常成为外来学者的报告人、助手与好友，或成为外来政治文化机构的本地代表。无论如何，他们是与外在世界常有接触的本地人。与外在世界的接触所带入的外来“物”与“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使他们对本土事物有优越的诠释权，使他们成为“土著知识分子”。然而也因为与外界的接触，使他们比其他本地人更深切地感受到本族群的弱势与边缘性。在此情境下，苟平山接受了一个“西方”祖源，并让部分羌民也深信他们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无论如何，这只是近代羌族民族化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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