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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地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1860年),担任京、津防御者的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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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们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并且恭亲王是咸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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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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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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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轮船给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庆找了几位明数理的旧学者和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造成了以后不能行动。左在杭州做了同样的试验,得同样的结果,足证这般人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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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常胜军。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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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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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1864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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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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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第一,李鸿章认定中国到了19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1864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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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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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二 步步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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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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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年)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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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恭亲王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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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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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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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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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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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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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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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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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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