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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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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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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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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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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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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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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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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才去驾使,所以设立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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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订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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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三 前进遇着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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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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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业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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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于同治九年(1870年)起始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所以从同治九年(1870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国防的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不能进攻高丽,更不能为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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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没有继嗣,于是西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做皇帝,年号光绪,而实权还是在西太后手里。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光绪和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怕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以表示光绪对西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沉于游乐就不干政了。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亲王乃请李鸿章设法。李氏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设海军的款子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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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并没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极严谨的领袖之下,没有良好的制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氏本人就不廉洁呢?在海军办军需的人经手的款项既多,发财的机会就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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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缘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做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1884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做海军的总教官,以后中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退步。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军带马队的,他做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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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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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地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譬如铁路: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还只修建天津附近的一小段。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会破坏风水。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1866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做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做学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习科学。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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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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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说得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地反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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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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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愤慨极了,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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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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