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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等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寿纳赍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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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深知中国人重视礼节，也知三跪九叩首必成问题，所以对征瑞的劝和要求早有准备。马氏并不拒绝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但他有一个条件：中国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英国国王的像前做三跪九叩的答礼。他说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对中国皇帝愿行最敬的礼节；他所争的是中英的平等，是英国国王的尊严，是要表示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他把他的办法和苦衷函达当时的首揆和珅，中国拒绝了他的条件，他就决定以见英王最敬的礼来见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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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两次见了高宗，两次都未跪拜。高宗虽敷衍了，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心中实在不满意，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人早回国。他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勅谕拒绝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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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地推演出来国际生活及其所须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或和平地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后则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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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现代中国人看来，马氏出使中国毫无直接的成绩可言，这已经够奇了，但连间接的影响也没有，这更奇了。马氏在中国境内逗留几及半年，在这时期内，中国官吏与他往来的也不少。有意反对他的如征瑞、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我们不必说。据马氏的日记，和他感情甚好的大使也不少。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他一会于天津，再会于热河。军机大臣松筠陪他游万树园，以后又陪送他到杭州。松筠曾办过中俄的交涉，马氏亦曾出使俄国，所以他们甚相得。浙江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长龄陪他由杭州经江西到广东，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和珅也与他见面好几次。这些人——其他官阶更卑的如天津道及天津镇不论——马氏均说对他个人有相当的好感，尤其是松筠和长龄。何以这些人没有因为认识马氏而对外人的态度稍有变更呢？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有许多中国人看过，何以他们对西洋军备无丝毫惊醒呢？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属18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地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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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在中国的那一年，正是法国革命国会对英国宣战的一年。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大英帝国的精力都集中于对法的作战，远东通商制度的改良只好暂时搁置。同时中国这方也是变故多端。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教匪起事，蔓延四川、河南、陕西、甘肃，至嘉庆八年（1803年）始告平定。闽粤海盗蜂起，聚众八九万人、船三百多只，西人被海盗架去而以重价赎回者有好几次。官吏如何虚报胜仗、如何“招抚”，在广州的外人知道得很清楚。内乱多，军费就多，十三行的捐款也就多了。外人觉得通商的困难日渐增多，等到拿破仑战争一终止，英国政府遂决计再派使来华，以求通商情形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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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罗尔美都（Lord Amherst，阿美士德勋爵）的使节简直是个大惨败。因跪拜问题，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从此知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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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八 英国输入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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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都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第一，英在18世纪的下半期有所谓工业革命。在手工业时期，英国出品运至外国者不多，适宜于中国市场者更少。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在海外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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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人视为家常便饭者，到了19世纪，英人看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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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过18及19世纪初年的战争，大英帝国毫无问题的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英人往年在广州所能忍受者现在觉得万不能忍了。并且这个帝国以印度为中心，要侵略亚洲别部，英国有印度为大本营、出发地。为维持及发展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地经营亚洲别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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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19世纪以前，欧人到海外传教全是天主教徒。在19世纪初年，耶稣教徒也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全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广州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尚在商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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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看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二十（1840年）年，外人在澳门所发表的刊物，及他们写给政府的请愿书或给亲戚朋友的信，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要求：解放！他们，不分商人及传教士，都觉得解放的日子应该到了，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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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印度公司的末年，驻华经理中之后辈就主张与中国算总账。以往公司的经理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现在这帮商人尚唯恐天下无事。在道光十二三年（1832—1833）的时候，外商已自动地不顾中国的禁令，到福建、江苏、山东，甚至奉天及高丽去卖鸦片和新的机制纺织品；传教士也跟着他去传教、去施医药。实际上，沿海官吏就无可奈何。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遇着一只这样的犯禁的船，也无法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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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三年（1833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这种专利也是贸易不自由时代的产物，它的取消就是时潮的表现，取消以后，新来的商人多而且杂。他们对于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觉得这种制度之无理。同时，公司取消以后，保护商业的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以前买卖是公司做的，要办交涉和打仗，费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后买卖是商人做的，交涉及打仗都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决裂的机会就多多了。且责任既由英国政府直接负担，英国必须派代表常川驻华，这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表。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平等。我们知道，在乾隆末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后，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那次英国代表不久因病去逝，这问题就成为一个大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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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19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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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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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历17及18世纪，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银源源地从欧洲、南北美及印度输进来，西商所苦的是找不着可以销售的进口货。在嘉庆年间，他们始发现鸦片推销之易，但是这种买卖的大发展尚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1821年），鸦片进口尚不满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过了三万箱；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文忠到广州去禁烟的那一年——过四万箱。中国在道光六年（1826年）初次有入超，从此白银起始出口：西商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在18世纪就能大量地输入中国，那么英商无须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么，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么，我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们的农民家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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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买卖的发展，除了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财政的需要。英国自18世纪中叶战胜法国以后，就成了印度的主人翁，就着手整理印度的行政。整理的方法不外多用英国人为官吏，其结果有两个：一个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一个是行政费及军费的提高。印度因此发生财政问题。鼓励鸦片之输入中国是英属印度解除财政困难方法之一，即所谓开源者也。其用心之苦——如中国吸鸦片者的嗜好的探讨、价钱的适合、装包箱之图便宜等——不亚于任何现代的公司推销任何其他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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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可说是个清教徒，他不但要禁姻，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地，宣宗的禁烟是出于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虽有生杀之权——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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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及少数的同志为什么要禁烟呢？他们一则觉得鸦片伤害身体，二则因烟瘾妨害平民职业，三则因烟瘾减降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若以道光年间的谕旨及奏章为凭，他们禁烟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鸦片进口，白银就出口。那时国家没有统计（鸦片按法不能进口，故更不能有进口的统计），他们又怎能知道鸦片进口及白银出口的数目呢？他们的知识一部分得自传闻，因为鸦片买卖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一部分得自推测。他们知道在嘉庆年间，每两银子可换制钱一千文，在道光中年，可换至一千六百文。他们的结论是：银价的提高是因为银子流出外洋。这个结论不尽可靠，因为在道光年间，中国各省铸钱大多，且钱质也太坏，他们所得的传闻往往亦言过其实。正因为他们的运动没有科学的基础，他们的热忱反而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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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广州有少数留心时务的士大夫共同探讨鸦片问题。顺德人何太青曾主张这个办法：“纹银易烟出洋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者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禁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监课书院教官吴兰修很赞成这个主张，自己作了一篇《弭害论》以资宣传，并请了学海堂同事们出来提倡。这些人都是粤东道台许乃济的朋友，他也相信这个主张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做太常寺少卿的时侯，他就奏请禁白银出口，不禁鸦片进口但加税，且许人民种烟，希望拿国货来抵制外货。许乃济及他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办法是下策，但是他们认清禁烟虽是上策，可惜是不能行的上策。御史们如许球、朱樽、袁玉麟都反对开禁，以为事系天下风化，万不可为，且如能禁白银出口，就能禁鸦片进口，许乃济的办法就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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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奏请治吸烟者以死罪，这是烟禁加严的大呼声。宣宗令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死罪太重，因为太重，地方官吏反不执行了，他们以为贩卖者的罪宜大于吸食者，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宣宗于是决定吸食与贩卖同时都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鸦片贸易大本营的广东去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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