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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九 鸦片战争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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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忠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天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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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中外烟商对于朝廷及官吏的禁烟实是司空见惯,亳不在乎。他们以为文忠一定是和别的官吏一样,初到任时,排个架子,大讲禁烟;架子摆得愈大,不过表示要钱愈多,他们想拿对付别的官吏的法子来对付文忠。不幸文忠是中国官场的怪物,那就是说,他居然办事认真,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他下令要烟商完全把鸦片交出来,烟商不听令,他就撤退十三行的仆役,断绝接济,派兵封围十三行。这个办法不是文忠独创的,广东几百年来“驭夷”的方法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派兵船到海上去拿烟船呢?因为他知道中国兵船的力量不够。他为什么不分好坏把外商封锁起来呢?一则因为好坏难分,二则因为三百多个外商之中,只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做过鸦片买卖。他为什么把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也封锁起来呢?因为中国与英国没有邦交,不承认有所谓商业监督存在。林文忠全用传统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他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他的特别是他忠实地要行孔孟程朱之学,不只口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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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知道了没有法子可以对付这个横蛮的钦差,于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商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他,由他发收据。英商喜出望外,因为以后他们可以向政府追索财产或其赔偿。这一举是林文忠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有此一举,他得了两万多箱的鸦片烟,简直一网打尽。他的报告到了北京的时候,宣宗皇帝批谕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同时因为义律玩了这套把戏,他交出的鸦片已不是英商的私产,是英国政府的公产,因此这问题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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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收了毁了,朝廷升他为两江总督了,普通官吏大可就此收场。林文忠则不然,他要办到底。他令外商具一甘结以后不再做鸦片买卖,如做而被发觉,货则入官,人则处死。不具甘结者,他要他们回国不再来。义律率领英商既不具甘结,也不同国,他的实在理由是要等英国政府的训令然后再做处置。林文忠则以为义律与烟商狼狈为奸,从中取利,所以他就下令禁止沿海人民接济淡水食物,因此在这年秋季中英就兵火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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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律方面,他这年秋季及次年春季所有的武力仅两只小兵船,其余都是商船临时应战。他与林文忠两次的冲突,他不叫战争(War),只称报复(Reprisal)。文忠的军事报告不免言过其实,这不是水师提督关天培蒙蔽他,就是他有意欺君。不幸关天培颇负时誉,林文忠的官声素好,所以时人就信他们是百战百胜的。文忠于军备的努力亦言过其实,他买了一只外国的旧商船,改作水师练船。他又买了些外国小炮,在虎门口,他安了一根大铁链子,以防英船的驶进。他令沿海居民办团练,他是相信可以利用“民气”以御外海的。他自信很有把握,最可惜的是,时人也相信他有把握。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夏季,英国水路军队到了中国洋面的时候,他们不攻广州,反攻珠山,文忠及时人的解释是英人怕他的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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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得鸦片赔款,一个是要大修改通商制度。英国以为打仗应在北边,交涉更应近北京,不然,不能收速效。所以占了珠山以后,英国交涉员就率领舰队到天津去。在天津负责交涉者是琦善,他对英国武备加以研究以后,就认定中国绝不能与英国战,于是不能不和。适英国政府致中国宰相书为琦善开了讲和之路,该书要求条款甚多,没有一条是当时中国所能接受的,但要求的理由就是林文忠禁烟方法的横暴。琦善把这个交涉当作一场官司办:英人既说林钦差欺负了他们,那么查办林则徐岂不可以了事?以中国皇帝的命令去查办中国的疆吏不但无损国体,反足以表示中国的宽大。义律以琦善的态度开明,交涉不能失败,就答应率舰队回广州再议。林则徐闯出大祸,致定海县失守;琦善凭三寸之舌把英军说退了,宣宗就罢免林则徐,派琦善去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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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善到了广州,义律又旧话重提。琦善仍主和,英国政府给代表的训令要他们要求中国割一岛,如中国不愿割地,则加开通商口岸,这点选择是中国外交唯一的机会。琦善看到了这个机会,主张不割地,只加开通商口岸。清廷不许割地,也不加开通商口岸,义律则一心要香港,于是主和者的琦善也与英人决裂了。军事失败,以后就订《穿鼻条约》,割香港与英国。清廷得信以后,就把琦善革职拿问,宣宗从此一意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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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主战,宣宗就应该复用林则徐。文忠自告奋勇,愿到浙江去收复失地。在浙江督师的裕靖节亦竭力保他能胜任,于是宣宗令文忠到浙江去戴罪立功。不料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夏季,英国新军将到浙江的时候,宣宗临时又把文忠遣戍伊犁。是以这位自信能“剿夷”、时人也信他能“剿夷”的林则徐,终于没有机会可以一现他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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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鸦片战争虽败了,大败了,时人绝无丝毫的觉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文忠不得行其志。好像两个球队比赛,甲队的导师临时不许其健将某人出场,以后败了,其咎当然在导师,不在球队。在道光年间,中西文化如要比赛的话,无疑的,中国队员的队长自然是林则徐。则徐未得出场,国人当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这个大波折,国人又酣睡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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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十 “抚夷”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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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办理战事善后者是伊里布及耆英。伊里布秉承琦善的衣钵,而耆英又秉承伊里布的衣钵,他们是“抚夷”派。他们抚夷的方法见于他们所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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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争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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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战争的目的完全达到了,通商制度大加修改了。我们现在把南京、虎门、望厦及黄埔诸条约当作最早的不平等条约看,因为这些条约里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虽然,我们不可就下结论这些不平等条款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工具。道光时代的人的看法完全与我们两样:他们不反对领事裁判权,因为他们想以夷官按夷法来治夷人是极方便省事的。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想把税则一五一十地订在条约里可以免许多的争执,并且耆英所接受的协定税则比中国以往国定的税则还要高。他们不反对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因为他们想不到中国人要到外国去,其实当时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至于租界制度并不是根据任何条约起始的,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与英国领事订的。原来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中国地方官吏感觉华洋杂居,管理不易;外人亦感觉城内卫生不好,交通不便。为外人划出一特别区域为其居留地,是出于双方乐意的,时人并不反对。他们,不论抚夷派或剿夷派,不知道,亦无从知道这些条款之主权的及经济的损失。剿夷派所痛恨的是赔款和五口通商,他们认赔款是输金以养夷,使夷力坐大。他们以为有了五口,那就防不胜防了。其实这五口,上海除外,都是康熙年间曾经有过通商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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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奇怪的是,英人认为《南京条约》是中英平等的承认及保障,因为条约中规定中英官吏可以平等往来,这一条是剿夷派所不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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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以后,中国以两广总督(最初是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夷务,而以两江总督副之。我们可以说,在道咸年间粤督是中国的外交总长,江督是次长,此外北京并没有专办外交的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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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总长是伊里布,不满一年他就死了,继任的是耆英。鸦片战争以后的通商制度几全成于耆英之手,他抚夷的技术很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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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夷人会食,名曰大餐。……奴才偶至夷楼夷船,渠等亦环列侍坐,争进饮食,不得不与共杯勺,以结其心。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奴才于赴夷楼议事之际,该番妇忽出拜见。奴才踧躇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此实西洋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倘骤加呵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启其猜嫌……”耆英所谓“驭之以术”,就是肯与外人交际,这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清议骂他“媚外”,因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的古训。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以后,时论乃不许中国有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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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最感困难的是广东民情与夷情之调济。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特别仇恨外人,而外人的气焰自然亦比战前亦高,于是发生许多私斗暗杀事件。耆英不惜以严刑处置暗杀者,御史们骂他“抑民奉夷”。在这种空气之下,发生广州入城问题。广州人坚执不许外人入城,好像城内是神圣之地,不容外夷沾染。英人把这种态度看作侮辱,坚持要入城,以不许入城为违约。耆英左右为难,对人民则竭力开导,对英人则劝其不着急。到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人太不能忍了,于是以武力要挟。耆英不得已与之定约,许两年后进城。《清史稿》说“耆英知终必有衅,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这个解释颇近情,因为耆英离开广州以后,官运尚好:“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这样耆英的脱离外交,似乎不是宣宗的不信任他了,是因为他自己畏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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