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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三年（1656年）及十四年（1657年），斯捷潘诺夫多半的时候在黑龙江的下流，松花江口以东。“十四年，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呼达败之于尚坚乌黑；十五年，复败之于松花、库尔翰两江之间。”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战争，俄国方面没有记载，尚坚乌黑不知在何处。十五年（1658年）的战争，俄国的记录也甚简略，但其结果则言之甚详。战后，斯捷潘诺夫及270名队员不知下落，余220名逃散了。我方所得的俘虏和上次在呼玛尔所得的俘虏均安置于北京的东北隅，斯氏是否在内，不得而知。此后黑龙江上无整队的罗刹，散队则时见。“十七年（1660年），巴海大败之古法坛村，然皆中道而返，未获剪除，以故罗刹仍出没不时。”虽然，雅库茨克总管从此以后不接济，也不闻问黑龙江的罗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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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年间，罗刹来自叶尼塞，隶属于叶尼塞总管。从顺治九年（1652年）起，叶尼塞的俄人常有小队到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上。顺治十二年（1655年），叶尼塞总管巴石哥夫（Pashkof）根据这些私人的报告，呈请俄国政府许他在石勒喀河上设立镇所，以便征服附近的部落。政府批准了他的提议，且即派他为远征队的队长。他于次年7月18日从叶尼塞城动身，带有566人。他由叶尼塞河转其支河安加拉（Angara），在河的上源跋山而入石勒喀河。顺治十四（1657年）年的春天，他在尼布楚河与石勒喀河会流之处设立尼布楚城，这是俄人经营黑龙江上流的根据地。不久就缺乏粮食和军火，而所派出寻觅斯捷潘诺夫的探员全无结果。顺治十八年（1661年），留了少数驻防队，遂回叶尼塞，巴石哥夫所受的艰难未得着相当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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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尼塞总管在黑龙江上流的失望正如十二年以前雅库茨克总管在中流及下流的失望。当时雅库茨克因失望遂不愿继续进行，于是有私人哈巴罗夫出而投机。叶尼塞亦复如此，此地的私人投机者是切尔尼戈夫斯基（Nikifor Chernigovsky）。切氏是个盗匪头子，因为杀了一个总管官，他遂率领他的绿林同志跋山投雅克萨去逃罪。他在此地重筑土垒，强迫土人缴纳贡品，且自行种植粮食，大有久居之意。同时其他哥萨克有在额尔古纳河筑垒收贡者，有在精奇里河上下骚扰者。我国边民亦有逃往尼布楚而投顺于俄国者，其中最著者莫过于根忒木尔。我国屡次索求引渡，俄人始终拒之。因此，在康熙年间中、俄的关系更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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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原来不想以武力解决罗刹问题，他屡次派人到雅克萨、尼布楚去送信，令俄人退去。同时俄国政府从顺治十二（1655年）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亦屡次派使到北京来交涉，因路途相隔之远，文书翻译的困难，罗刹之不听政府命令，及中国在邦交上之坚持上国的地位，凡此种种均使外交的解决不得成功（战前及战后的外交留待下节叙述，本节限于军事的冲突）。等到三藩之乱一平定了，康熙帝就决定大举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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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帝派“副都统郎坦与彭春率官兵往达呼尔索伦，声言捕鹿，因以觇视罗刹情形”。十二月又“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船”。郎坦等的报告以为“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康熙帝乃下谕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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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意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吉林）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名，并置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教之演习者。于瑷珲、呼玛尔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锡伯、乌拉之官屯，约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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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在筹划此次征役的时候，最费苦心的莫过于粮食的接济，他以为往年的失败都由饷匮，以致罗刹不能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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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算为觇探敌情之年。二十二年（1683年）起大事预备。筑瑷珲城为后路大本营，修运船、战船，通驿站，运粮食，调军队，联络喀尔喀的车臣汗，共费了三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二十二日（我国旧历），彭春始带兵抵雅克萨城下。其部队自吉林、宁古塔调去者3000人，自北京调去的上三旗兵170人，自山东等省调去的官105人，兵395人，自福建调去的藤牌兵300余人，索伦兵约500人，总计不过5000人，此外尚有夫役、水手。俄人说此次中国军队有18000之多，与实数相差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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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虽早已知道中国的军事行动，且竭力预防，但等到兵临城下，雅克萨的防守队连商人、猎夫、农民及哥萨克部包括在内，不过450人，不到中国兵数的十分之一！我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战斗力的比较，从康熙年间到现在，究竟有进步呢，还是有退步呢？彭春第一着发表康熙帝的招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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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但率土之民，朕无不恻然垂悯，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歼除，反复告诫。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安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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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的罗刹置之不答。彭春遂开始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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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关于战争的记录甚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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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三日，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置火器。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大惊。罗刹头目阿列克谢等势迫，诣军稽颡乞降。于是彭春等复宣谕皇上好生之德，释回罗刹人众。其副头目巴什里等四十人不愿归去，因留之。我属蒙古索伦逃人及被掳者咸加收集，雅克萨城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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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记载大致相同，唯有数点可资补充。第一日的战争结果，俄方死百人。经数日后，教士率居民向总头目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Alexei Tolbusin）要求停战，阿列克谢见势已去，遂允所请。他派代表到中国军营议投降条件，所要求者即许俄人携带军器輜重回国。我方接受，事实上有25人甘愿留居中国，数目与我方的记录不同，未知孰是，雅克萨投降的俄人后亦安置于北京城内之东北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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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刹退去以后，中国军队把雅克萨的城垒及房屋全毁了，但四乡的禾苗并未割去，就全军回瑷珲。雅克萨城不但不留防，且未设卡伦，甚至从瑷珲起，全黑龙江上流恢复战前无主的状态。清廷以为罗刹问题完全解决了：足证我国受了四十年的扰害还未认清敌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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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的后退全由于势力的单弱，其实在雅克萨战争的时候，叶尼塞总管已派有援军在途，共600人，由普鲁士人杯敦（Afanei Beiton）率领。阿列克谢退出雅克萨后，未满一日，即于途中遇着援军的先锋队百人，带有十足的军器。阿列克谢到了尼布楚仅五天，杯敦的大援队也到了。于是叶尼塞总管派杯敦、阿列克谢复整军前往雅克萨，此次他们带了671人，5尊铜炮，3尊铁炮，均配足火药，后面陆续尚有接济。他们到了雅克萨，一面收割四乡的粮食，一面从新建设防具。我国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始得罗刹复来的报告，清廷即命萨布素及郎坦带兵去攻。此次战争较久，较烈。六月，我军抵雅克萨。十月底，俄人防军仅剩115人，仍不退不降。适俄国政府是时派代表到北京，声明公使在途，要求停战交涉，康熙帝遂下令撤雅克萨之围，中、俄问题从军事移到外交去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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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三 尼布楚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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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十余年中、俄在黑龙江的冲突，在俄国方面，完全是地方人民及地方官吏主动；莫斯科至多不过批准，有时不但未批准，且欲禁止而不能。地方的动机，最高在图开辟疆土以邀功，普通不过为发财而已，此外实际急迫的目的在图粮食的接济。彼时俄国中央政府亦想与中国发生关系，但其目的及方法完全与地方的不同，我们试一研究俄国屡次派使来华的经过就能明了其动机所在。《东华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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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先是鄂罗斯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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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记录，则顺治年间俄国曾三次派使来华：第一次在十二年（1655年），第二次在十三年，第三次在十七年。此中有一误会，第一次的使者是阿尔班（Seikul Albin）。他不过是公使巴伊科夫（Theodore Isakovitch Baikoff）的随员，先到北京来报信，所以“不具表文”，第二次的公使就是巴伊科夫，所以第一次及第二次实系一个使团，我们从俄国政府给巴伊科夫的训令就能看出俄国对中国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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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王要巴伊科夫（一）向中国皇帝转达俄王的友谊及和好之善意，（二）表示俄国欢迎中国公使及商人到俄国去，（三）打探清廷对俄国的实在意志，是否愿通使通商，（四）调查中国接待外国的仪节，调查中国的国情如户口、钱粮、军备、城市、与邻邦的关系、出产以及中俄的交通。总而言之，主要目的在通商及交邻。当时俄国以为中国产金银甚多，在重金主义（bullionism）盛行的俄国，以为与中国通商便可用西伯利亚所产的皮货及俄国的呢绒来吸收大宗金银及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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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伊科夫的出使，除得知中国一般国情外，完全失败，其主要原因即《东华录》所谓“不谙朝礼”。换句话说，巴伊科夫不愿以“贡使”自居，不肯跪拜，不肯递国书于理藩院，次要原因即罗刹在黑龙江的骚扰。因此，清廷颇疑巴伊科夫之来另有野心，不然，怎可一面通好，一面侵犯边境？1658年，俄国又派阿尔班及伊凡·佩菲利耶夫（Ivan Perfilief）二人出使中国，1660年（顺治十七年）始抵北京，即上文所谓第三次的出使。他们所带的国书首述俄王祖先声名的伟大及邻邦如何皆畏服俄国，后半表示愿与中国通使通商。《东华录》继续说：“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所以这次也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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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中、俄的冲突转移到黑龙江上流，这是上节已经说过的。除哥萨克的侵扰外，中、俄之间又加上根忒木尔（Gantimur）问题，此问题的原委颇不易明。根忒木尔乃达呼尔头目之一，原住尼布楚附近，曾向中国进贡，中国亦曾授以佐领职衔。俄人占据尼布楚以后，根忒木尔遂率其部落迁居于海拉尔河及甘河左右。顺治十二年（1655年）呼玛尔之役，他率部助清，但临阵不曾前。战后，他回尼布楚降俄。康熙五年（1666年）及九年（1670年），宁古塔的疆吏曾派委员至尼布楚索根忒木尔，俄人始终拒绝引渡，说他既原居尼布楚，就该算是俄王的臣民。双方所以这样重视根忒木尔的缘故，因为他的向背足以影响当地一般人的向背。尼布楚的总管亚尔沈斯奇（Daniel Arshinsky）于康熙九年（1670年）也派了一位使者到北京来报聘，巴伊科夫出使的失败足证当时中国如何不明世界大势，这一次又表明俄国人之不懂中国国情。使者是米洛瓦诺夫（Ignashka Milovanoff），一个不识字的哥萨克！亚氏给他的训令更加可笑，大意谓各国之汗及王多求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大君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xei Mikhailovich）的保护，大君王除概予保护外，且优加赏赐。中国的皇帝也应求大君王的保护，并应时常进贡及许两国人民自由通商。米洛瓦诺夫到北京以后，在理藩院被质问一番。他曾否执行训令，理藩院得何印象，做何感想，我们无从知道。康熙许他陛见，但所行的是跪拜礼。最后清廷颁一封敕谕，要尼布楚的总管严行约束部属，禁止他们侵扰中国边境。这段往来好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对说互不相懂的话，这样的外交是得不着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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