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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中国的大敌,俄国是中国的至友:从咸丰到现在,这是俄人对中国始终一贯的宣传。“昏淫”的清廷并不之信,唯对于事实的侵略无可如何而已。理藩院给俄国的公文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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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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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侵略当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丰五年(1855年)俄国假道的人马三倍于四年(1854年)的,此外尚有垦民五百,带有农具牲口,永久占据的企图已微露了,我国疆吏仍旧“尾随侦探”及“密为防范”。当时外交的软弱和不抵抗主义的彻底虽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责。咸丰帝原来是主张强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责贬穆彰阿及耆英,把他们当作秦桧,而重用林则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丰帝对外之图抵抗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东三省的军队多数已调进关内。五年(1855年)冬,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把当时的形势说得清楚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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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三姓、珲春、宁古塔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其间惟松花江两岸有赫哲、费雅哈人等久居,余到旷邈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寻思该夷自康熙年间平定以来,历守藩服。今忽有此举动,阳请分界,阴图侵疆;以防堵英夷为名,俾可恣意往来。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允宜权量。各处旱道原多重山叠嶂,彼诚无所施其技,水路则节节可通。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论之:此时皆知自守,谁敢启衅?……查吉林额兵一万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止共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坐费,无款可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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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虽不可能,我国当时的外交还有一条路可试,就是根据咸丰三年(1853年)俄国的来文与俄国趁早立碑分界。时人亦以此路为利多害少。三年(1853年)冬,景淳本已派定协领富呢扬阿为交涉员。四年(1854年)五月,穆拉维约夫超过三姓之后,富呢扬阿就去追他。行到阔吞屯附近,俄人告以穆氏已到东海去打英国人。富呢扬阿见该处军备甚盛,而其赫哲引导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于是吉林、黑龙江及库伦的疆吏决定各派一人,等到五年(1855年)春会齐前往与穆氏交涉。因时期及地点未预先约好,三处所派的交涉员东奔西跑,于八月内始在阔吞屯找着穆氏。初十、十一、十二,穆氏称病不见。二十三日,穆氏要求将黑龙江左岸划归俄国。我方代表以其要求与旧约不符,且“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林、鄂伦春、赫哲、库页、费雅哈人等系为我朝贡进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就当面拒绝。穆氏给了他们一封公文以便复命,交涉就完了。原来咸丰五年(1855年)东北的情形已非三年(1853年)可比。在咸丰三年,俄国尚无重兵在黑龙江一带,俄国尚不明东北的虚实,俄国政府尚不愿听穆氏一意进行;到了咸丰五年,这些情形都不存在了。所以咸丰三年俄国尚要求根据条约来立碑分界,五年则要求根本废《尼布楚条约》。不过在咸丰五年,穆氏尚未布置妥帖,实不愿急与我方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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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役于1856年结束,俄国在1854年及1855年不但击退了英、法舰队来犯东边海岸者,且在黑龙江下流立了两个重镇。等到战争一停,俄国在黑龙江的行动就变更性质:以先注重运军,现在则注重移殖农民;以先注重下流,现在则注重中流。呼玛尔河口、精奇里河口及松花江口均被占领,均设有镇市。1857年,俄国想派海军大将普提雅廷(Poutiatine)由天津进北京,中国不允,因为以往俄人只准由库伦、张家口进京。是年初,穆拉维约夫回俄署,要求政府给他全权及充分接济去强迫中国割地,俄政府概允所请。咸丰八年(1858年春),穆氏回到黑龙江,带有大部队,准备与中国做最后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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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黑龙江将军是宗室奕山,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他曾充“靖逆将军”,带大兵到广州去“讨伐英逆”。英国兵打到广州城下的时候,他出了六百万元“赎城”的钱,并允将军队退去广州城北六十里。但在他的奏折里,他反说是英人求利。穆拉维约夫把奕山当作劲敌,未免过于重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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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山于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初五日由齐齐哈尔抵瑷珲城,穆氏的船已停在江中。初六日,奕山派副都统吉拉明阿去催开议,穆氏故意刁难,说他如何匆忙,无暇交涉,“再四挽留”,始允开议,初十日,穆氏带通事施沙木勒幅(I.Shishmaref)及随员上岸进城。穆氏要求(一)中、俄疆界应改为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二)两江的航行权属于中、俄两国,他国船只不准行走;(三)江左旧有居民率迁江右,迁移的费用由俄国出;(四)在通商口岸,俄国应与各国享同等权利,黑龙江亦应照海口例办理。奕山答以界线应照旧,即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至于通商,黑龙江地方贫寒,通商无利,且通商易引起争执,这次的交涉“至暮未定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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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十一日,穆氏复进城交涉。他带来满文及俄文的约稿,其内容与初十日所要求者相同,唯江左旧居人民,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Hormoldzin),可不迁移。经过若干辩论之后,穆氏留下约稿遂回去了。奕山派佐领爱绅泰把约稿送还,以表不接受的意思。穆氏又送来,奕山又教爱绅泰带约稿去,声明须删去“以黑龙江、松花江为界”一句。穆氏把约稿留下,“声言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其余别事明日进城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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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两天,穆氏全无动静。十四日,他又带原稿进城,要求奕山签字,奕山拒绝了,且加上一层理由,谓乌苏里河系属吉林将军所辖,他不能做主。“莫酋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通事大臣喧嚷,不知作何言语,将夷文收起,不辞而起”。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十四日是瑷珲交涉的大关键,奕山的奏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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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莫酋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停泊。莫酋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尚属安静。自莫酋忿怒回船后,夜间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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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惊慌之后,十五日奕山就签订《瑷珲条约》了。此约仅二款,第一款论分界,第二款论黑龙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额尔古纳河,自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之点起,直到黑龙江入海为止,左岸全属俄国,右岸(南岸)则分两段,自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属中国,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只许中、俄两国船只行走。江左自精里奇江至霍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两岸商人责成官员互相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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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割归中、俄共管,这是直接的损失。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且有了咸丰八年(1858年)的《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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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山所以签订这约的缘故是极明显的。第一,穆氏的“勃然大怒”及“枪炮声音不断”把他吓坏了。第二,穆氏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有。做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廷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均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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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并不加斥责,谕旨说:“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谕旨继续说:“即着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咸丰帝之所以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已”,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把握,此外又有英、法的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联军于四月初攻进大沽海口,直进天津,清廷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瑷珲条约》送到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1854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两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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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俄国又次之。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做恶人。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提雅廷的交涉,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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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提雅廷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同进天津。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一)割黑龙江以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二)许俄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利。他的策略则在输灌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照会的一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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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饮定,所有两国争竞之事皆可消弭。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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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良等及清廷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不与英、法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亦无妨碍,所以他们与普提雅廷就订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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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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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我国全无法拖延,这就是桂良等联络普提雅廷的代价之一。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决定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所以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唯条约尚待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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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良等在天津与英、美、法所订的条约许了外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人得入中国传教。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北问题的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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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1858年)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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