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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立碑及边防二事外，清廷直到光绪末年毫无拓殖东省的计划和设施。顺治年间，多数满人入关，在关内住惯了的，除因公事外，很少愿意回去。乾隆年间，因北京旗人过多，朝廷曾资遣少数到关外去开垦，彼时尚得着相当成效。后来满人汉化程度高了，无论在关内生计如何困难，朝廷虽资遣之，总不愿去，或去后不久复回。汉人在康、雍二朝去的多半是山西商人及因犯罪而遣戍者，到乾隆年间，因关内人多地少，原大可移民，但清廷反于此时禁止汉人出关。这种禁令自然难于实行，而官吏亦未必认真实行，故虽无大规模的移民，零星去者亦复不少。唯吉林东部、乌苏里江一带及黑龙江下流既未设官立治，地方人民，不分土居外来，是少而又少的。国家并未从东北边疆得着任何实利，皇室及其附庸收了些貂皮及人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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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楚条约》以后，东北所以享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安宁，其原因不仅在我国防边之严，此外还因为俄国彼时对远东的消极。尼布楚订约的时候正是大彼得（Peter the Great）起始独揽政权的时候，从彼得起，历18世纪，俄国政府集中力量，北与瑞典争波罗的海的东南境，南与土耳其争黑海北岸，西与普鲁士及奥斯曼土耳其争波兰。18世纪末年及19世纪初年，欧西有拿破仑的战争，俄国也转入那个漩涡，所以无暇来与中国争黑龙江流域。同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起初与我国在北京及尼布楚附近通商，后来改在恰克图。为维持及发展中、俄的贸易，俄国政府很不愿与中国引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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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政府及人民对于远东亦未完全置之度外。18世纪初年，俄人占据堪察加；以后继续前进，过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而占领阿拉斯加（Alaska）。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俄国猎夫、罪犯、军官及科学家违约越境者不知凡几。乾隆二年（1737年），测量家邵比耳晋（Sholelzin）及舍梯罗甫（Shetilof）曾到精奇里河，他们在激流河流入精奇里河之处发现一个俄国猎户的住宅，在精奇里河口以上约百里遇着几个从尼布楚来的猎夫。次年，他们从黑龙江上流而下，路过雅克萨的时候，看见一名哥萨克及一家俄罗斯与通古斯合种的人在那里居住。雅克萨以东六十里，他们又看见一家俄罗斯及通古斯的合种。19世纪初年，嘉庆年间，少佐斯塔夫斯奇（Stavitsky）曾到雅克萨，同时植物学家杜尔藏宁罗甫（Turcyahinov）调查了黑龙江上流沿岸的植物，到雅克萨为止。道光十二年（1832年），大佐垃底神斯奇（Ladyshinsky）为调查界碑，也顺流到雅克萨。罪犯越境而有记录可考者，在乾隆六十年有鄂西罗甫（Rusinov）及色尔可甫，在嘉庆二十一年有瓦西利叶甫（VasiLief），瓦氏在黑龙江往来了六年，从河源直到江口，且留有游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米丁多甫调查了黑龙江的下流及其北岸，他在江口也遇着一个逃罪的游客，这皆是见诸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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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楚条约》以后，俄国科学家及官吏提倡再占据黑龙江者亦不乏人。在17世纪的前半，俄人初到勒拿流域的时候，因为感觉粮食的困难，就派人进黑龙江，在18世纪亦复如是。得了堪察加以后，接济发生困难。从雅库茨克到堪察加的路途太难，几至不可通行，粮食的接济多由雅库茨克运到鄂霍次克，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加。雅苦斯克既乏粮食，而从雅库茨克到鄂霍次克的旱路又十分困难，所以俄人又想起黑龙江：若能从尼布楚经黑龙江运粮到海，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加，则接济问题就解决了。乾隆六年（1741年），西伯利亚历史家缪勒（Müller）曾发表著作提议此事。1746年，大探险家白令（Bering）的同事奇里科夫（Chirikof）提议俄国应占据黑龙江口而立市镇。乾隆十八年（1753年），西伯利亚巡抚米亚特列夫（Myetlef）向政府提出由黑龙江运输的具体计划书，俄国贵族院接受了他的计划，并嘱外交部与中国交涉。俄国政府在未交涉前，令色楞格总兵雅哥备（Jacobi）调查中国在黑龙江的军备。雅氏的报告说中国在沿江各处留有四千的驻防队。倘俄国要利用黑龙江，须秘密预备军队，中国若不许，即可出其不意以武力占之。此举费用过大，俄国政府不愿实行。与中国的交涉亦完全失败：“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朔，俄罗斯请由黑龙江挽运本国口粮，上以其违约不许。”18世纪的下半叶，一个法国探险家拿佩罗斯（Lapéouse）及一个英国探险家蒲闹哈顿（Broughton）均由海外到黑龙江口及库页岛，他们调查的报告均谓库页非岛，乃半岛，黑龙江口只能绕库页的东边，由北面入，且江口堆有沙滩，航行不便，因此俄国对于黑龙江的航行权也就冷淡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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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八年（1803年），俄国政府始又组织远东调查队，由克鲁森斯腾（Krusenston）领导。克氏建议俄国应占据库页岛南部之阿尼瓦湾（Aniwa Bay），以便再进而占据吉林省之海岸线，同时俄国政府派戈洛夫金（Golovkin）充公使来华交涉。政府的训令要他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及中、俄沿界的自由通商权，如中国不允，则要求每年至少由黑龙江航行一次，以便运送接济给堪察加及俄属北美。如中国再不允，则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进内地通商及北京驻使。清廷得到戈洛夫金出使的消息以后，就饬地方官吏预备沿途的招待。后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奏报俄使不知礼节，清廷就教戈氏自库伦径回本国，不许进京。所谓“不知礼节”究是何事，我们不知道，戈氏出使的失败可算到了十分。他经过这次的失败，深信俄国所希望的权利非外交家所能得到，必须一军的军长方能济事。他以为俄国无须占领全黑龙江，只要得着下流及精奇里河与乌第河之间的土地就够了。伊尔库茨克的巡抚哥尔尼罗甫（KorniLof）因戈氏所得的待遇，亦愤愤不平，主张即派舰队进黑龙江以资恫吓，俄国政府不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探险家米登道夫走遍了精奇里河及乌第河区域，当地的形势及中国在该处政治及军事势力的薄弱，他都调查清楚了，他的报告引起俄国朝野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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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的中叶，东北的外患又趋紧急，形势的严重远在17世纪末年之上。因为这时候正演着英、美、俄、法四大强权争北太平洋优势之第一幕，是时英国是无疑是海上的霸主，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俄、美、法各国处处嫉英妨英。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在中国得着许多通商权利，美、法即步后尘，唯恐英国独占，中国的腐弱亦因此战而暴露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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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北太平洋的东岸，各国的竞争更加剧烈。直到19世纪初年，北美的西部尚未分界，北有俄国的属地，南有西班牙的属地，两国虽未分界，但两国均不容他国置喙其间。但美国一方面由东向西发展，其西疆垦民如海潮一般的前进；一方面波士顿、纽约及费城为发展中、美的通商，派商船到北美西岸去搜罗海獭皮及到檀香山去收买檀香，以便到中国广州来交易。1821年，俄国政府宣布北美西部从白令海峡到五十一度都是俄属的领土的时候，美国政府即提出抗议，并宣布门罗主义，结果俄国承认五十九度为其南岸。俄国所放弃的土地——当时统称为阿里根（Oregon，俄勒冈）英、美两国又起争执，最初定为两国共有；等到分界的时候，美国坚执五十四度四十分为英、美的界线。1844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的急进分子甚至以承认“五十四度四十分或交战”为对英的口号。1846年，英、美终定四十九度为界线。英、美的问题虽以外交解决了，美国与墨西哥则打了两年，结果在1848年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划归美国，北太平洋的东岸就由英、美、俄三国瓜分了。这时候，因为汽船的实用，太平洋上的交通大加进步。列强均感觉世界的历史已到了所谓太平洋时期，因为竞争之烈，各国都怕落后，都感觉我不取则彼将先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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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东北的外患实际就是列强的世界角逐之一隅，不幸这时正值中原多故，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英、美、法三国的通商条约修改的要求，中国国运的艰难，除最近这一年外，要算咸丰年间。论物质文明，自17世纪中、俄两国比武以后，俄国随着西洋前进，不但军器已完全改造，交通亦惯用汽船。咸丰时代的中国所用之军器、军队及交通完全与康熙时代的中国相同，而在国计民生上反有退步，这关之难过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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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五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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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大喜功的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当政的时候（1825—1855年），俄国同时向三方面发展：近东、中亚细亚及远东。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派了少壮军人穆拉维约夫（Count Muraviev）为西伯利亚东部的总督，以前百数十年学者及官吏对于黑龙江的计划和企图，到了穆拉维约夫的手里就见诸实行了。穆氏第一步派军官万甘罗甫（Vaganof）带哥萨克秘密越境来调查黑龙江沿岸的情形，万氏曾随登多甫到过兴衮河及精奇里河。他此次越境以后，绝无音信，穆氏反以罪犯越境误被杀戮向中国交涉。黑龙江将军竟代为追究，将行凶的五人治罪。同时穆氏又派海军舰长涅维尔斯科依（Nevilskoi）从堪察加往南去调查黑龙江口及库页岛。涅氏发现库页实系一岛，与大陆隔一海峡，可通航——证明前人的调查不确。他于咸丰元年（1851年）入黑龙江，并在其下流立二镇所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NicoLaievsk）及马里因斯克（Mariinsk），即我国旧籍的阔吞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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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氏于是年春回到俄京，要求政府索性占据黑龙江全北岸。在俄国外交史上，穆氏是仇英派最力者之一。他以为英国企图称霸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如俄国落后，黑龙江必为英国所占，中国是不能自保其疆土的。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初七日，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就代表穆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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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国闻得有外国船只屡次到黑龙江岸，想此船来意必有别情，且此帮船内尚有兵船。我们既系和好，有此紧要事件，即当行知贵国。设若有人将黑龙江口岸一带地方抢劫，本国亦非所愿，黑龙江亦与俄罗斯一水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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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俄国外长涅瑟尔罗德（Nesse Lrode）以为近东问题紧急，不宜在远东与中国起衅，力阻穆氏的计划。尼古拉一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黑龙江全北岸固不必占，但已立的两个镇所亦不撤弃。俄国实已违约而侵占黑龙江口，但北京不但未提抗议，且全不知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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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咸丰三年（1853年），俄国尚无侵占黑龙江全北岸的计划和行动。是年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只求中国派员与穆氏协立界碑及划分无界之近海一带，此文明认“自格尔必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我国经理藩院及黑龙江将军计议后，允许派员协同立碑划界，并未疑此中别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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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这时近东问题竟引起战争。1853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次年，英、法联军以助土耳其。这个所谓克里米亚战争（Crimear War）不但未牵制俄国在远东的行动，反供给穆拉维约夫所求之不得的口实。我们不是说，倘西方无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就不会侵占东北的边境。细读过本文前段的人知道，俄国在远东之图往南发展是积势使然。我们不过要指出，克里米亚战争促进了穆氏的计划。是时俄国在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已设军港，并驻有小舰队，英、法为防止俄船出太平洋扰害海上商业计，势必派遣舰队来攻：近东战争居然波及远东！俄国为应付起见，以为唯假道黑龙江方足济事。这举固然不合公法，但“急须不认法律”。穆氏在伊尔库茨克及尼布楚积极地预备了军需、船只及队伍。咸丰四年（1854年）春，他遂率领全队闯入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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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氏在未起程之先，曾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声明他要派专差送紧要公文致理藩院。德勒克多尔济以与向例不符，不允所请。其实穆氏知道北京必不许其假道，与其费时交涉，不若先造成事实。但假道的请求，在形式上他也算做到了。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二十五日，他从石勒喀河起程，带汽船1只，木船50只，木筏数十，兵1000，五月十三日抵瑷珲。他在此地所见的中国军备有船35只，兵约1000，大半背上负着弓箭，少数带着鸟枪，少数手持木矛，全队还有旧炮数尊。“二百年来，中国绝无进步”：这是当时俄人的感想。我们地方官吏如何应付呢？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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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东省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争端，止向好言道达。小船扯篷，胡逊布欲待始终阻拦，恐伤和睦，会派妥员尾随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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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将军英隆及黑龙江将军奕格会衔的奏折完全相同。概括言之，疆吏应付外侮的方法不外“好言道达，尾随侦探”八字，中央的政策亦复相同，谕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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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将军惟当密为防范，岂可先事张皇。……即着严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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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边海防紧急的时候，穆氏正怕中国与之为难，所以他叫北京俄国教堂的主教鲍乃迪（Palladius）上书与理藩院，代为解释。从这书中可以看见穆氏要给中国什么麻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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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本大臣此次用兵，不惟靖本国之界，亦实于中国有裨。……如将来中国有甚为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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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俄国此举是友谊的，而且是慈善的！德勒克多尔济在库伦也得着一点麻醉品，他转告北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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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夷……复又言及英夷惟利是图，所有英国情形尽已访问。初意原不止构怨于俄国，并欲与中国人寻衅。且在广东等处帮助逆匪，协济火药，甚至欲间我两国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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