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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军机处仍认《尼布楚条约》为中、俄疆界的根据。虽未明文地否认《瑷珲条约》，等于否认了。因为就是黑龙江左岸，奕山尚止“暂准”俄人居住，吉林东部更谈不到了。俄国于五月里因他故改派伊格那提耶夫来京交涉，伊氏在俄国外交界算一能手，他曾出使中央亚细亚的小邦，以能了解亚洲人的心理得名。我方仍由肃顺、瑞常二人负折冲樽俎之责，肃顺是咸丰末年的权臣，手段亦不凡，伊氏遇着他可说是棋逢敌手。伊氏能强词夺理，虚言恫吓，肃顺也能。在未叙述此剧之先，我们应说明疆吏的应付及中外大局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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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吉林疆吏的警报纷纷到京，说俄人如何已进到乌苏里江的上流，并在该处盖房屋，筑炮台。与之理论，他们总“恃为约内有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俄国共管之地一语”。五月初十的谕旨要署吉林将军特普钦“与之决绝言明，将前约中此语改去，方为直截了当”。此时北京方明了祸根所在，所以五月十二日又有一道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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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亦并非黑龙江将军所辖地方。上年该将军奕山轻信副都统吉拉明阿之言，并不与俄国使臣剖辩明白，实属办理不善，咎无可辞。黑龙江将军奕山着即革职留任，仍责令将从前办理含混之处办明定议。革职留任副都统吉拉明阿着即革任，并着特普钦派员拿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以示惩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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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无可辞”当然是对的，但一年以前朝廷已有明旨认《瑷珲条约》是出于“势不得已”，并且何以吉拉明阿之罪反重于主政的奕山？朝廷也知道此中赏罚不公，不过此举是对外而非对内的。同日还有一道密旨给特普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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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普钦接到明发谕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乌苏里等处本非俄国接壤，又与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为此事身获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万难应允。前此奕山等将黑龙江左岸借给俄国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经议定之地，任意闯越，即是背约，岂有吉林地界转以黑龙江官员言语为凭之理？……该酋见吉拉明阿获罪已有明征，自必气馁，而特普钦等据理措词当亦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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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外方法确带了亚洲人的特性在内。同时吉拉明阿以副都统的官职而枷号示众于乌苏里地方，未免于天朝的面子不好看，宜乎穆拉维约夫对这套把戏不过付之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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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巧咸丰九年（1859年）的五月，中国对英、法得了意外的胜利。自英、法联军离开天津以后，朝廷即命僧格林沁担任畿辅的海防。大沽的炮台加料重修，海河也搪塞了，沿海均驻军队，唯留了北塘以便各国公使带领少数随员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英、法、美三国公使于九月五日抵大沽口外，英、法公使带有不少的海陆军。他们决意要由大沽口进，不由北塘进。五月二十五日晨，英、法起始毁我方堵河防具，僧格林沁遂下令反攻，不但海军大受损失，陆军登岸者亦死伤过半。于是北京及东北疆吏对俄稍为胆壮，我们对英、法的胜利影响了对俄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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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那提耶夫于五月初十由恰克图起程，他到北京的时候正在大沽捷音传到之后。六月初，他提出草约六条，要求中国承认。其中第一条有关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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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续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五月）十六日在黑龙江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应合照是年伊云月（六月）初一日在天津和约之第九条：自后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河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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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氏要求的根据是《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瑷珲条约》明载乌苏里以东之地为两国共管，倘根据此约来分界，应由中、俄均分，不应由俄国独占，更不应由俄国占据乌苏里流域以外的土地，如伊氏草约所拟。《天津条约》第九条只说两国应分界绘图立碑，并没有规定划分的方法。伊氏也觉得他的根据不充足，所以在其说明书内又引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初四日桂良及花沙纳给普提雅廷的咨文，且加上一段宣传麻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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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数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若英、佛（法）两国往满洲地方东岸，兵船火船来时甚易。中国海岸绵长，战法各国皆不能敌，惟本国能办此事。若中国与本国商定，于外国船只未到彼处之先，先与本国咨文，将此东方属于本国，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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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须知我国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且贵国使者须知，因本国官员到彼，并未见有中国管理此处官员之迹，我们业经占立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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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丰年间，英、法虽曾攻下广州、天津、北京，但均于和议定下退去。至于东北海岸，英、法不但未曾占领，且未曾有此拟议。伊氏也深知此中情形，不过故意做此谣语，以欺不明世界大局的中国人，这个当，军机处是不会上的。答复虽在法律上很难讲过去，但用了彼之矛以刺彼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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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俄国定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国，所定甚为明晰。至黑龙江交界应由黑龙江将军与贵使臣穆拉维约夫商办，其吉林所属之地并不与俄国毗连，亦不必议及立界通商。贵大臣所云恐有他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藉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踞，我国自有办法。今已知贵国真心和好，无劳过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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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与伊氏有了这次文书的往来，遂由肃顺、瑞常负责交涉。六月二十三日初次会晤的时候，伊氏面请肃顺阅读桂良及花沙纳所发之咨文，内附有批准《瑷珲条约》的谕旨。肃顺等不承认有此谕旨，但三日后又去一咨文，声明虽有此谕旨，但与吉林东界事无关，所以伊氏带来之稿本，“谅必因抄写之误”。六月二十八日，伊氏回答：“此等大事不可有抄写错误之处。本大臣恳乞贵大臣将桂良所奉谕旨原文送交与我，以便查对错误之处。”肃顺等答以谕旨原文存大内，不便检阅。适是时伯多郭斯奇带乌苏里区域的地图来北京，伊氏遂要求按俄国新绘地图，即在北京定约分界，“不然，焉能得免侵占？”肃顺等七月初一日的答文，措词同样的强硬，在乾隆时代，因俄国不讲理，中国曾三次停止互市。乾隆年间做过的事，此时也能再做。如俄国此次不讲理，中国不但要停止互市，“即已经许借与贵国之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阔吞屯、奇吉等处”亦将不借与，“是贵国求多反少也。总之，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地。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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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话已说到尽头，条件相差甚远。伊氏行文军机处，要求中国改派别人担任交涉。军机处告诉他说，肃顺、瑞常“皆系我大皇帝亲信大臣”，不能改派。伊氏仍不肯放弃，历夏秋二季，屡次向军机处行文，均是旧话重提，空费笔墨，军机处亦以旧话搪塞。但在十一月十六日的照会内，加上一层新理由，即吉林人民之不愿，好像中国此时要援人民自决的原则。可惜这次人民的意志实在如何，我们无从知道。俄人在乌苏里区域测量者均说当地的人欢迎俄人去解除他们从满人所受的压迫，至于军机处所说的吉林人的反对割让，全是北京闭门捏造的。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十六日的谕旨显露此中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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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节屡次行文，哓渎不已。当经复以绥芬、乌苏里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许后，该处民人以中国地方不应被夷人占踞，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奕山革职，吉拉明阿枷号，并未奉旨允准。倘该国前往占踞，该处民人出来争论，反伤和好等语：藉以措词，以冀消其觊觎之心。如该酋伊格那提耶夫将此复文知照穆拉维约夫，恐其向该将军询问，吉林人民有无同递公呈，不愿该夷在绥芬、乌苏里住居之事，着景淳、特普钦遵照前说，加开导，以坚其信，勿致语涉两歧，是为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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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氏于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初一致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军机处丝毫不退让，照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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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乌苏里、绥芬地界，因该处军民人等断不相让，屡次递呈，现已开垦，各谋生业，万不能让与他人。经该将军等将此情节据实奏明，因恐贵国之人去至，该处人等不容，必致反伤和好。中国向来办事，皆以俯顺民情为要，是以碍难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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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那提耶夫接到此文以后，宣布交涉决裂，于四月初八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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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穆拉维约夫在乌苏里一带照其自定计划进行测量、开垦、设防，疆吏虽未抵抗，亦未与划界定约，且似在火燃眉毛的时候，稍图振作。吉林、黑龙江皆办团练，吉林则略为解放山禁，多招参商刨夫入山，“以资兵力”。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春天，两省的奏折都有调兵设防的报告，好像他们准备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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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十年（1860年）的夏天，我国另起了风波，把对俄的强硬都消灭了。英、法两国为报复大沽之仇，加添要求，并厚集兵力于远东以图贯彻。伊格那提耶夫适于是时交涉失败后，愤愤不平地离开北京，直至上海、香港去挑衅。他见了英、法的代表就大骂北京当局的顽固与不守信义，西洋各国应一致对付中国，并且非用武力不可。但他的行动亦被我方探知，五月中，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的奏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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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俄国使臣忽然骤至，未审意欲何为，连日亦未来请见，当饬华商杨访等密探。旋据报称……今因俄酋到此，极力怂恿英、佛（法）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者凿。谆告普鲁斯（Bruce）及布尔布隆（Bourboulon），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前普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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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知道了这种消息以后，当然设法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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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英、法联军齐集于大沽口外。伊格那提耶夫已先到，并带有兵船四只。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E.Ward）亦带有两只兵船在场。初四日，我方接到伊氏照会，询问《中俄天津条约》何以尚未在各海口宣布，并言“英、佛（法）与中国有隙，愿善为说合”。他的“说合”，军机处明知不可靠，但当危急的时候又不敢多得罪一国，所以含糊回答他说：“今贵国欲为说合，足见贵使臣美意。在天朝并无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尹氏颇为失望，遂转告法国公使葛罗（Baron Gros）由北塘进兵的便利。七月中，英、法联军已进天津，桂良与英、法的交涉将要完成的时候，伊氏又来文，要求中国许他进京。军机处还是怕他生事，所以回答他“暂可不必，应俟英、佛（法）二国换约事毕，再行进京办理可也”。等到英、法已经到了圆明园，预备攻安定门的时候，伊氏嘱俄国教士向恭亲王奕要求许他进京，我方依旧拒绝：“如果有意为中国不平，亦必在外代为调停，俟两国之兵退后，即可照常来京。”此是八月二十二的事，可见我方防备伊氏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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