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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军队于八月二十九日进北京，伊氏也跟进了。中国的外交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伊氏的机会也就到了。九月初二日，咸丰帝自热河行宫宣布谕旨：“着恭亲王等迅即饬令恒祺往见该夷（英、法代表），仍遵前约，不另生枝节，即可画押换约，以敦和好。”换言之，朝廷已决定接受英、法的条件。伊氏于九月初五致信于法国公使葛罗，说他如何在北京力劝留守大臣迅速接受英、法的条件。英、法进攻的原意在强迫中国承认《天津条约》及宣大沽之耻，并不在占据北京。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时候，咸丰帝已逃避热河，北京官吏能逃者也逃散。倘和议不成，势必须进兵热河，那么，时季已到秋末，须等来年。倘英、法压迫太甚，清廷或将瓦解。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很能引起世界战争，是时英、法因为意大利的问题全盘关系已趋紧张。因为这些缘故，英国公使额尔金（Lord Elgin）及法国公使葛罗均以为宜速定和议，速撤军队，否则夜长梦多，枝节横生，所以他们将赔款现银部分由二百万两减到一百万两。此中背景，恭亲王及文祥——我方的全权代表——当然无从知其详，而伊格那提耶夫则完全知道，因此他又向我方冒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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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一日及十二月英、法《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伊格那提耶夫遂向恭亲王要求报酬。我方代表的感想如何见于他们九月十三日所具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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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复接伊酋照会，以英、佛（法）两国业已换约，仍以所祈之事请派大员前往商酌等语。臣等复思英、佛（法）敢于如此猖獗者，未必非俄酋为之怂恿。现虽和约已换，而夷兵未退，设或暗中挑衅，必致别生枝节，且该酋前次照复，有兵端不难屡兴之语。该夷地接蒙古，距北路较近，万一衅起边隅，尤属不易措手。查前次该酋向祟厚等面称，允给英、佛（法）等银两，尚可从缓，且可酌减，并不久驻京师，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处。现英、佛（法）议现银一百万两，难保非该酋预探此语，有意冒撞，而此次照会内颇有居功之意，心殊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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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恭亲王、桂良、文祥并非觉得俄国有恩于我故必有以报之，他们不过觉得伊氏挑拨之力太大，非使其满意不可。后英国军队因故退出北京稍迟数日，恭亲王等更急了。他们九月二十日的奏折说：“且英、佛（法）两夷之来，皆属该夷怂恿。倘或从中作祟，则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深为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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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氏所索的报酬除东北疆土外，尚包括西北边界及通商与邦交的权利。恭亲王既以速决为要，所以九月二十三日《中俄北京条约》就议好了，十月初二日（西历11月14日）签字。这约的第一条就是规定东北的疆界的，也是全约最要紧的一条。条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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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详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瑷珲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约之第九条：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到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江口指距不过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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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即土地割让的纪录。我国在咸丰八年（1858年）及十年（1860年）所丧失的土地，其总面积有四十万零九百十三平方英里。现今的东三省加上江苏，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只多一千四百平方英里。法、德两国的面积，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还少六千五百三十一平方英里。俄国从我国得着这大的领土不但未费一个子弹，而从始至终口口声声地说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友谊”的代价不能不算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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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以后的东北可称为半东北，残东北，因其面积缩小了一半有余，且因为它东边无门户，北边无自然防具——它是残缺的。所以到这种田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太平天国的内乱，第二是咸丰年间全盘外交政策的荒谬，争所不必争，而必争者反不争。比这两个原因还重要、还基本的是在世界诸民族的竞进中，我族落伍了。有了这个原由，无论有无前两个原由，我们的大东北、全东北是不能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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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附录四 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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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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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别的国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想想这事件大概会怎样发展。无疑地，一方面的发展是军事的抵抗。又假若该国也像中国一样不但无抵抗的能力，且也无抵抗的坚强意志——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那又怎样呢？最低限度，民众团体、舆论机关及国会代表要群起追究这事件的责任和经过。政府呢，将不待国民的催迫，就会在国会里发表负责的、附有证据的说明，同时又将不待国联的调查，就会发表白皮书或红皮书或蓝皮书使全世界都能明了该事件的真相。这些口头的或书面的说明，虽然不能完全是客观的、科学的，纵使大部分是当局者为自己粉饰而诿过于人的，总而言之，不待周年的国耻纪念，该国政府对于该事件的官方观，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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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到丧失东北的周年忌日了，而我国政府至今没有这样的说明。直到现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远因近因我们还有许多问题存在。我国没有国会，当然没有国会记录可寻找，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对党负责的，政府对党总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报告。若是有的话，我是没有看过，也没听人说过。至于各国外交部所惯有的色皮书，我至今没有听说我们的外交部关于“九一八事变”发表过。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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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的责任问题没有多少人提出过，最大的原因是一般人都想这责任无疑是在日本身上，用不着追究。除非我们把整个东北送给日本，无论我国人民及政府怎样对付日本，“九一八事变”是要发生的，日本是要用武力占领东北的，这几乎是我们全国一致的观察。我对此观察大致是同意的，但不能全无疑问；并且就是中日彼此间的责任问题明白了，我方事前预防的努力的方法及程度都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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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的事变说是日本预谋的，因此是万不能避免的，未免太笼统了。若指日本的军人言——恐怕也还有例外——这话大概是对的；若指彼时的日本政府言，这话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证据是：第一，“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日本显然没有外交的预备。国联关于此事最初两次的开会绝不利于日本，就是日本所反对的议案，理事会公然提出，毅然付表决，置日本的反对于不顾。倘“九一八事变”是民政党内阁的政策，那么，日本外务省事先必有一番的努力。纵使我们承认日本外交的笨拙，也不至于全理事会无一国的代表与日本表同情。现在我们知道理事会间接限期撤兵的议案之通告（日本除外）最要原因尚是欧西各国不明事件性质的严重，不然，他们也不会骑上不可下的老虎。这更足证明日本事先没有外交的预备，间接证明“九一八事变”不是民政党内阁的政策。第二，民政党内阁的丧失政权及其最要阁员井上的被刺，皆足证明日本军阀之不满于民政党及民政党之不与军阀同道。第三，为防止事件之更加扩大，币原曾同意于我方锦州设立中立区的提议，并对美国有不侵犯锦州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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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此也，去年夏季日本政府曾要求我方与之交涉东北悬案，我方除推诿外别无所为。据我所闻，币原曾向我国驻日公使表示，中国应趁他在朝的时候与日本协议两国关系根本的改造，他说他固不能做人情而不顾日本的利益，但他的后任者要的价恐怕更加高，而且必至闹到不可收拾的田地。币原这种劝告，听说我方置之不答。我不说我国当局不接受币原的要求就是错了，因为就是民政党也可提出我方绝不能承认的条件，但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在“九一八”以前日本对我们提出了没有一种妥协的方案；倘若提出了，其内容怎样；我方的应付是简直不与谈判呢，还是虽起始谈判，因双方相差的过远就中途停止了？这一段管家的经过，是公仆的政府应该向主人翁的国民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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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日的外交，双方均是感到困难的。在我们这面，日本在“九一八”以前已实施了高压的手段，强夺了不少的权利，不能不叫我们仇视日本。但是我们的国家尚在统一建设之中，倘若这建设的中国是仇视日本的，必于建设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击，这是显而易见的。为新中国计，无论治本是亲日或仇日，在过渡的时期不能不万分努力以图避免中日的决裂。就是不为国家打算，单为军政界的领袖打算，也不能不如此，因为我可断定，仇日的领袖或党派，日本人绝不让他统一中国。至于说在近几年欧美或有国家愿以实力帮助一个仇日的领袖或党派完成统一，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尚情感者必说：甲午以后，或二十一条以后，中国对日就只有报仇的政策。现在姑不讨论这政策的根本是非，我们要记得，普法之战以后，法人仇视德国的情感当不在国人对日仇视之下，然而直等到法国元气恢复了，俄国的联盟成立了，法国在朝的当局无不尽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决裂。我现在要提出责任问题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国外交当局，尽了还是没有尽了他们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决裂？照我所知，他们不但没有尽，简直不知道大祸之将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舆情之激烈相劝告者，当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别有证据拿出来，“九一八”以前外交当局的误国之罪是不能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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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的宣传集矢于东北地方当局，这自然有其作用。我们不可完全根据这种宣传来评判我们的疆吏，并且我们还要记得：东北悬挂青天白日旗及积极修路筑路，无论其原动力如何，总是走的路对。张学良氏近日有句话，大致说：“如张氏父子不爱国，哪能有今天之祸变？”其实所谓爱国在今日应该是人人公有的道德，尤其在负国家大任者不能以“爱国”二字搪塞一切。据欧美新闻记者及外交官的调查，近几年来东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吏的压迫和剥夺简直不堪言状。这般中立国的人士都说“九一八”以前的政权，就是为东北人民计，是不应该恢复的。凭良心说，东北我也曾实地去考察过，东北的地方行政，若拿关内来比较，只有比平均成绩好，不会比平均成绩坏。但这是因为东北经济较为发达，一切行政的设施比较容易见功效。有了那种经济的基础，当局的人不能励精图治，只知穷兵黩武，闹到财政破产，民不聊生，这责任除东北当局外是丝毫不能移到别人身上的。一国内政的好坏固然不能充作外国侵略理论的根据，但国际政治事实上论理的少，论势的多。就现在国际大势论，东北以往行政的成绩可说是东北问题的致命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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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以前的外交，东北当局亦不能完全脱离责任。名义上虽为中央主政，事实上地方实左右之。据我所闻，推诿的政策与其说是中央所决定，不若说是地方所酿成。此外中村案件及高丽人租地问题，地方当局亦未处置得当。三年以前中俄的冲突，表面上与“九一八事变”无关系，事实上确不少。从法理的立场看，中俄的冲突不能说是俄方负责的；从政治的立场上说，简直不必多此一举。当时军事的经过，因为我们只读受过检查的报纸，还是不明真相。日本及欧美的报纸则无所忌讳，他们说苏俄军队实际入中国境者不满三千人；中国军队除一旅外，毫无抵抗能力。在满洲里及海拉尔，中国军队不但没有抵抗，且于奔逃之前，大肆抢掠，冲突的结果是屈服于俄国的条件。最近英国舆论界领袖库得斯氏（lione Curtis）发表一部《大问题的中国》，其论中俄冲突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颇值得我们的注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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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此事件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军队，若以迅速的强有力的行动临之，无不崩溃。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是如此疏远，外国可以以武力对付满洲的地方政府而不必对中国宣战。……以事后之明论之，苏俄的胜利，毫无疑问的，给了日本武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满洲的日本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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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前的中俄冲突的责任，虽在公文上中央已负担起来，但照中国政治的实情看来，地方当局至少要负一半。然而中央及地方的当局者究竟均是人，还均是中国人，他们也免不了受环境和时潮的支配。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前日我们口号标语中所要打倒的，我们厚起面皮来，求他们同情和帮助。当局所做的就是仰承他们的主人翁——民众——的意旨所做的。有这样的民众然后有这样的当局，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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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白过“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们的当局和我们自己的责任，若是白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事变”还要发生。至于日本的前途，我是不替它抱乐观的。自从去年的“九一八”到今年的“九一八”，日本的军阀，除为日本民族挖坟墓外，别无所事。所可忧虑的，日本的失败未见得就是中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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