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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日的外交，双方均是感到困难的。在我们这面，日本在“九一八”以前已实施了高压的手段，强夺了不少的权利，不能不叫我们仇视日本。但是我们的国家尚在统一建设之中，倘若这建设的中国是仇视日本的，必于建设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击，这是显而易见的。为新中国计，无论治本是亲日或仇日，在过渡的时期不能不万分努力以图避免中日的决裂。就是不为国家打算，单为军政界的领袖打算，也不能不如此，因为我可断定，仇日的领袖或党派，日本人绝不让他统一中国。至于说在近几年欧美或有国家愿以实力帮助一个仇日的领袖或党派完成统一，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尚情感者必说：甲午以后，或二十一条以后，中国对日就只有报仇的政策。现在姑不讨论这政策的根本是非，我们要记得，普法之战以后，法人仇视德国的情感当不在国人对日仇视之下，然而直等到法国元气恢复了，俄国的联盟成立了，法国在朝的当局无不尽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决裂。我现在要提出责任问题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国外交当局，尽了还是没有尽了他们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决裂？照我所知，他们不但没有尽，简直不知道大祸之将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舆情之激烈相劝告者，当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别有证据拿出来，“九一八”以前外交当局的误国之罪是不能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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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的宣传集矢于东北地方当局，这自然有其作用。我们不可完全根据这种宣传来评判我们的疆吏，并且我们还要记得：东北悬挂青天白日旗及积极修路筑路，无论其原动力如何，总是走的路对。张学良氏近日有句话，大致说：“如张氏父子不爱国，哪能有今天之祸变？”其实所谓爱国在今日应该是人人公有的道德，尤其在负国家大任者不能以“爱国”二字搪塞一切。据欧美新闻记者及外交官的调查，近几年来东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吏的压迫和剥夺简直不堪言状。这般中立国的人士都说“九一八”以前的政权，就是为东北人民计，是不应该恢复的。凭良心说，东北我也曾实地去考察过，东北的地方行政，若拿关内来比较，只有比平均成绩好，不会比平均成绩坏。但这是因为东北经济较为发达，一切行政的设施比较容易见功效。有了那种经济的基础，当局的人不能励精图治，只知穷兵黩武，闹到财政破产，民不聊生，这责任除东北当局外是丝毫不能移到别人身上的。一国内政的好坏固然不能充作外国侵略理论的根据，但国际政治事实上论理的少，论势的多。就现在国际大势论，东北以往行政的成绩可说是东北问题的致命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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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以前的外交，东北当局亦不能完全脱离责任。名义上虽为中央主政，事实上地方实左右之。据我所闻，推诿的政策与其说是中央所决定，不若说是地方所酿成。此外中村案件及高丽人租地问题，地方当局亦未处置得当。三年以前中俄的冲突，表面上与“九一八事变”无关系，事实上确不少。从法理的立场看，中俄的冲突不能说是俄方负责的；从政治的立场上说，简直不必多此一举。当时军事的经过，因为我们只读受过检查的报纸，还是不明真相。日本及欧美的报纸则无所忌讳，他们说苏俄军队实际入中国境者不满三千人；中国军队除一旅外，毫无抵抗能力。在满洲里及海拉尔，中国军队不但没有抵抗，且于奔逃之前，大肆抢掠，冲突的结果是屈服于俄国的条件。最近英国舆论界领袖库得斯氏（lione Curtis）发表一部《大问题的中国》，其论中俄冲突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颇值得我们的注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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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此事件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军队，若以迅速的强有力的行动临之，无不崩溃。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是如此疏远，外国可以以武力对付满洲的地方政府而不必对中国宣战。……以事后之明论之，苏俄的胜利，毫无疑问的，给了日本武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满洲的日本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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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前的中俄冲突的责任，虽在公文上中央已负担起来，但照中国政治的实情看来，地方当局至少要负一半。然而中央及地方的当局者究竟均是人，还均是中国人，他们也免不了受环境和时潮的支配。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前日我们口号标语中所要打倒的，我们厚起面皮来，求他们同情和帮助。当局所做的就是仰承他们的主人翁——民众——的意旨所做的。有这样的民众然后有这样的当局，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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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白过“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们的当局和我们自己的责任，若是白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事变”还要发生。至于日本的前途，我是不替它抱乐观的。自从去年的“九一八”到今年的“九一八”，日本的军阀，除为日本民族挖坟墓外，别无所事。所可忧虑的，日本的失败未见得就是中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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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二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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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十日国联行政院的决议案所给予调查团的任务有二：一个是调查中日冲突的远因、近因及现状，一个是考虑解决的方法，“该团声明对于已往行动之责任，坚持较轻，而对于寻求防止将来再发生此类行动之方法，坚持较重。”调查团虽把两种任务都做了，确自定了轻重的区别。因此报告书虽是整个的、前后相贯的，末后两章——论解决原则及具体方案的两章——无疑是报告书的主脑。调查团也因此仅首先发表前八章的摘要，于后二章则发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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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顿爵士及其同事在这二章里为中日两国指出了一条邦交的新路，其精神及主旨完全与行政院的议决案相符——“务须对于两国之根本利益，予以调和”。这是我们完全赞成的，也是我们历年所主张的。原来现代的外交不是在占便宜，是在调和国际的利益。我们外交的出路也不是在危害外人的利益来促进我们的利益，是在设法使中外的利益共同长进，最低限度，要使我们的利益不受外人的侵害。本此精神，调查团要日本退让两件事：（一）取消“满洲国”；（二）撤回东三省的驻军。同时也要中国退让三件事：（一）东三省的特殊自治制度的创立；（二）日本在东三省经济权利的承认；（三）中日新商约的缔结。为善后计，调查团此外又提议中日两国应缔结和解、仲裁、互不侵犯及互助条约，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方案是否“对于两国之根本利益，予以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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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团的眼里，日本对中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九一八”以来所走的路，用武力分割中国，换句话说，在中国的领土上建设亚洲大陆帝国。“九一八”的事变，在日本方面，是按照预定计划行的，非自卫的。调查团报告书第四章说得有据有理，无论日本如何强辩，我们恐怕这个判词是天下永久的定谳。“满洲国”原先是日人造的，现在也是日人把持的，换言之，“满洲国”就是日人大陆帝国的实现。有了这个第六章，“满洲国”的傀儡戏完全揭穿了，日人此后再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了。这条路是军国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满洲国”的维持“与国际义务之主要原则不合（Does not adpot to us compatible wit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of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并与远东和平所系之两国好感有碍，且违反中国之利益，不顾满洲人民之愿望；兼之，此种办法日后是否可以维护日本永久的利益，亦尚属疑问”。日本单靠移民不能解决他的经济问题，移民以外，必须图进一步的工业化，若然，不能不谋市场，那么，中国关内各省市场的重要远在东三省之上。为日本计，中日关系比日满关系还重要。日本断不可因专顾满洲而丧失中国国内的市场，何况在日本军国主义之下满洲不能安宁，经济无从发展呢？至于日本军阀在东三省设防的计划，调查团亦以为行不通，“日本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有包含敌意之中国，试问日本军队能不受重大之困难否耶？”维持“满洲国”及在满洲设国防皆是军国主义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其理由除调查团所举的外，我们还可加一个：就是调查团的报告，尤其是第五章及第九章。依我看来，这两章给了“满洲国”莫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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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确为日本指出一条新路：日本放弃在东三省的帝国野心而专力于纯粹的经济事业。日本怕中国危害他的已得权利吗？调查团提议中日两国新订条约，承认日本在东三省之经济利益，包括铁路及土地商租权。日本怕以后东三省的发展没有他的份儿吗？调查团提议中日在东三省经济合作。日本怕东三省行政不良足以妨碍他的经济事业吗？调查团提议东三省应有特殊的自治制度。此外调查团还提议中日新商约以图促进中日贸易，日本所有的实在利益都顾到了。调查团并不要日本放弃他的根本利益，不过要日本变更求利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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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走的路及调查团所指的路有很大的差别——时代的差别及国情的差别。一条路是军国所走的，一条路是工商国所走的。调查团的团员均来自受过欧战洗礼、工商经验及殖民经验较富的国家，他们的思想恐非后进的日本帝国所能领会，不知调查团曾否考虑日本的国情。报告书第一章认为中国近年的政情使中日冲突尖锐化了，中国近年一面图谋收回国权，一面继续演我们的内战，使友邦皆感不便，尤其是邻近的日本。我认为这个批评虽非公允的，但是客观的而且是友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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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惋惜调查团未对日本近年的政情照样加以客观的、友谊的研究，因为远东问题闹到如此田地，日本的政情和中国的政情是同等的造因。日本的物质文明是近代而又近代化了，但是他的政情包含着封建及军国元素甚多。军阀的跋扈、在乡军人会及黑龙会的活动、亚洲大陆帝国的野心，这些现象不加以研究，则远东问题绝不能了解。西人徒知近年与中国交涉的麻烦，不知我们与日本邻居的困苦。日本不但地理上多火山，政治上就是远东、全世界的一座大火山，时时可以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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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调查团对日本的政情未加充分的研究，所以报告书论中国政情致有欠公允之处。报告书说国民党使中国近年仇外的空气浓厚了。不错，但此中有点大区别不可忽略的。国民党在野时代向带亲日色彩，孙中山先生看破了缔造新中国须得日本的好感，他一生所处的境遇也不容他不联络日本。联俄以后，北伐之初，国民党虽口倡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实际的对敌是英国。南京案件发生的时候，新兴的国民党与日本尚是感情融洽。近年国民党及一般民众对日本的恶感实起自济南案件，这是客观的史家所不能否认的。报告书摘要不提济案，我不知道调查团是否认清济案的真正意义及其所发生的影响。日本所派到济南的军队，不是来保护日侨，是来要过路钱的。派遣军队到济南就是明白地表示：除非中国给日本相当的报酬，日本不会让中国统一，所谓相当的报酬就是东三省。假使在1928年及1929年的前半，国民党当局把东三省送给日本，就是田中也不得派兵到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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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我们承认济案及“九一八事变”，国民党的过激主义有以招之，1915年的二十一条总不能归咎于国民党。1912年，日本一面与国民党联络，一面与清廷交涉，许清廷以协助，只要清廷愿意放弃东三省，调查团的团员倘若翻看其外部所藏之外交公文，就知道此中的内幕。宣统末年，第一个银行团准备大借外债与中国的时候，日俄两国竭力阻止，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不利于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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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只分析了中国近年的政情而不注意日本近年的政情，因此团员对远东问题的性质未得着根本的认识，又因此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日本军阀所不愿接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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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似乎不能不知道前段所说的。调查团或者想日本不乏开明的领袖，倘国联及美国给这般人相当的精神援助，他们或能挽回狂澜，所以调查团的方案与去冬民政党内阁所提出之基本五条若合符节，在利于日本方面，只有过而无不及。虽然，我们对于调查团的方案是佩服的。远东和平关系中日两国的前途和全世界的前途太大，调查团不能因为日本已疯狂地走上了死路，就不尽人事之可能而不指出一条活路。在我国方面呢，我主张不问日本接受与否，我们除一点应保留、一点待考虑外，应完全接受调查团所拟的方案。我这样的主张，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方案含有若干矛盾及其有不利于我国者。调查团向我们指出一条新路，概而言之，这条路就是中日合作。调查团的理由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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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间此种经济之接近，固与日本有重大之利益，与中国亦有同等之利益，盖中国借此经济上及技术上与日本合作，可获得建设国家主要工作上之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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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有识之士既已承认建设与近代化为该国之根本问题，亦即该国之真正国家问题，则彼时不能不确认此种业已开始且有如许成功希望之建设及近代化政策之完全，实有赖与一切国家培植友好之关系，而与彼在咫尺之大国维持良好之关系，尤属重要。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中国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及满洲方面之经济合作尤为可贵。中国政府应将基于新唤醒之民族主义之一切要求——即使正当而且急切——置于此种国家内部之最高需要之下。（all the other claims or her newlyawakened nationalism it legitimate and urgent though they may be-should be subordinated to this one dominating need for the effectiv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我主张接受的理由就是调查团所举的，尤其是第二个。国人不可不再三细读调查团这段良药苦口的忠言，其中所含的意义是极深厚的。我国当前最急要的事业，无疑地，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为完成这事业，无疑地，我们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为获得这友善态度——万一尚有方法能获得一更“无疑地”，唯有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利益及中日经济合作这一条路。无论我们对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是如何悲观，我们不能不竭力竭诚一试。因为失败的责任，无论如何，不可落在我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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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保留的一点就是，东三省特别自治制度应有确定的年期限制。论这制度产生的方式，表面上是由中国政府以宣言行之，事实上是根据中日的协定，因为中国政府的宣言事先须得所谓顾问会议的通过，而这会议的代表实际是中日各半的，事后又须“转达国际联合会及九国公约之签字各国，国联会员国及九国公约之签字国对于此项宣言当表示知悉。此项宣言将被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有国际协定之约束性质，此项宣言嗣后倘须修改，其条件当依照上述之程序彼此同意宣言本身中，预为规定”。论其内容，这制度对中央政府之权利加以极大限制，对地方政府强以聘请外国籍顾问，尤其是日本籍顾问，且取消中国在该地方驻兵权。方式同内容皆损害中国主权，而修改这制度必须得日本的同意，就国联的立场说，这个办法说不通，就是国联的委任统治制（mandatory system）尚以培植受委治者的完全自主为目的。东三省这种特殊制度，既危害中国的主权，可能也无年期的限制！调查团虽说过此制度之最后目的，“乃为造成一种纯粹中国人之吏治，使无雇用外人之需要”。但无年期明文的规定，则易引起纠纷。至于中央及地方政权之划分全无终止之日，更不适当。就中国的利益说，中国应能斟酌情形变更中央与地方权限之划分；且各省与中央之关系应该一致，即使不一致，也只应为短时的、过渡的。我以为不如把这制度分为三项，各别处理之。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协定应限十年或十五年，此后则如他省一样同受中国宪法的约束，外国顾问应于特殊制度终止后五年或十年按年递减净尽。至于不驻军一层，不妨在宣言中不提，而搁于中日和解、仲裁及互不侵犯的条约中，而无年期的限制，这样国联盟约、中国的利益及远东和平均可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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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待考虑的一点就是中日经济合作，尤其是中日新商约。我们平日也想中日经济合作是一个解决的方法，苦于想不出一种办法一方面能使日本满意，一方面又能不反门户开放主义。九国公约给此主义的界说是：外国不得在中国任何区域有任何优越权利。我不知道我们如何可以与日本合作，同时又不违反这界说。原来海约翰提议此主义的时候，并未咨询中国。到华府会议，中国确签订了九国公约，且现在的门户开放主义与中国领土及行政的完整是分不开的。为中国计，此主义应竭力拥护，不应由中国破坏。可惜报告书的摘要，于经济合作，及中日新商约，言之不详，我们只能留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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