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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十年中，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以民主为名义，而民主自然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民主有时意指选举制度或实行选举的保证（以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方式），不过，它还意指各式各样的群众动员以及从公民权到经济安全等种种权利制度。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新社会群体——例如妇女、工人、商人、少数民族以及各种“爱国者”——要求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城市精英在挑战王朝权力以及随后反对自封的建国者时，都既用民族主义又用民主主义来正当化自己的行动。在工人与农民之中，民主、社会正义与民族主义也变成了强有力的潮流，塑造着长期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国革命者反抗着传统习惯与道德的重负，同时也与民国时期新出现的掌权者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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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同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标志就是国家建设的努力与实验，这种努力与实验宣称能加强国家力量且创建民主，而事实上通常是通过创建民主来加强国家力量。然而，在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就此而言）民主主义这样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到的解放与乌托邦冲动也可能受到了限制，理由则是国族统一以及抑制对国家或法团权力的阻抗。中国民族主义是通过面对外国的频繁干涉与侵略的耻辱感塑造出来的。领导者与人民都同样尽力试图恢复历史上的伟大。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片有着古老荣光的土地。而为了生存与发展，它需要新的制度。首要的则是新的公民，他们会被像学校、法律、兵役以及国家宣传这样的共同制度塑造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本书的绝大部分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追索这些尝试——教育普及化，语言标准化，改造法律制度，并一般性地加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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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可能互相冲突。领导者批评说民主会带来不统一与无效率。政府的批评者不得不为他们的爱国心辩护——尽管他们可能同样因为政府不能保护民族利益而攻击它。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间互相冲突的成分是不可能被否认的，不过同时，它们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虚假造作或白日梦。在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的逻辑完全以对人民的动员为基础。对旧式的王朝国家来说，只要人民交了税，它大体上就满足于让他们自行其是，而新式民族国家则需要他们热忱的合作。本书考察了中国奋力创造公民的过程。那么，被理解为是权利与义务结合的公民权就同样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要求创造公民——认同于政治共同体的人民。作为一位公民，在那个共同体中也就有自己的一份。在此类政治问题之外，本书还考察针对家庭、欲望、性关系、休闲以及身体本身（例如如何出行与着装）——它们承载着公民权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态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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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混合性地借鉴了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以及实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集中探讨这些主题。我所设想的读者无须对中国有任何了解，不过要乐意在少数广为人知的事件中扑腾，并要间或游入深水之中，考虑这些事件的原因、方式以及潜在的替代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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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提示——我在整本书中都使用了汉语拼音系统，只有两处例外：一些台湾的注解，因为那里普遍使用威氏拼音系统；非普通话版名字更为人所知的某些个人，如Sun Yat-sen(在普通话中读作Sun Yixian或 Sun Zhongshan)与Chiang Kai-Shek(Jiang Jieshi)，我遵从中国人的习惯，将姓氏放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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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每章问题以及与本书有关的其他资源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www.routledge.com/textbooks/isbn041536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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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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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作耗时超过十年。我对那些读过各版本草稿的人心存感激，由于历时久远，他们中有些可能已经忘了这事（不过我记得）。为本书慷慨付出时间的包括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一些普通人。我感谢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狄忠蒲(Bruce R.Dickson)、李孝悌、陆冬远(Richard Lufrano)、潘光哲、托马斯·施瓦茨（Thomas Allen Schwartz）、大卫·西利托（David Shillieto）以及汪荣祖，他们在不同阶段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 鲍德威（David Buck） 与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对倒数第二稿的细致意见，为改进终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台北写作初期，宁爱莲(Ellen Neskar)与 阿里·博雷尔(Ari Borrell）给了我情感支持，并提供一台打印机供我使用。资助本项目（在我本应从事其他研究时）的机构有台北学术交流中心 （富布莱特计划）、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研究委员会、台北中国研究中心、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最后阶段，罗斯玛丽·卡斯腾斯（Rosemary Carstens）的敏锐编辑价值极大；我的研究助手洪静宜井井有条且精确到位的协助，为我节省了数月时间。我尤其要感谢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他细致而富于批判性地阅读了本书，其审阅之笔对我的语言与论述大有助益。当然，本书的错讹与偏误都由我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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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一部 通向革命之路（1895-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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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方式关乎政治、宗教与世界观。欧洲基督徒在13世纪开始把耶稣降生的年份当作公元元年，并开始以100甚至1000作为思考时间的单位，由此可见千禧年对于西方时间想象的重要性。而中国人则用60年一循环的干支或皇帝的年号纪年。义和团运动在西方人看来发生于1900年，但对中国人来说是光绪二十六年（光绪皇帝统治的第26个年头）或干支纪年中的庚子年。虽然在中国几乎没人把1900年看作世纪之交——一个世纪的结束与另一个世纪的开始，但是许多读书人确实感到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已经陷入了致命的衰退。中国在1894年（或称甲午年）在海上与陆上（朝鲜）都被日本击败，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引发了激烈的自我反省，并在1898年促成了一场激进的变革，但最终夭折于保守的朝廷官僚之手。事实上，回溯整个19世纪的中国，我们都可以看到保守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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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爆发于乾隆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在19世纪初被镇压了下去，但国库已被耗竭，外国侵略的危险也日甚一日。英国人贩运到中国的鸦片四处泛滥，战争与农民起义则成了这个世纪最明显的标志。尽管历史学家将19世纪——或者用中国人的术语：后乾隆时期——当作王朝衰落与应变失败的时期，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对自身传统充满自信的中国精英却并未感到须对既有文化做根本重估，绝大部分保守主义者直到五年后的义和团运动时才被迫开始承认变革的必要性。西历1900年在大部分地区都开始得再平常不过，春播的农夫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丰收，数百万人继续依靠地区与国际贸易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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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00年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平常，但一场发生于华北乡村的排外运动正迅速地蔓延到失控的程度。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北方此时正在遭受一场持久的旱灾。成千上万的农民（包括不少妇女）联合起来，自称“义和团”，攻击地方上的传教士与教民，并乱糟糟地向北京进发。[1]他们为什么要攻击基督徒？这一事件又为什么对与这些拳民处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的中国政治精英，也标志着一个根本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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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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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而恐慌的拳民从山东西北部涌向直隶（京师所在的省份）、河南、山西，甚至内蒙古与东北。义和团运动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且没有统一的组织，拳民分散为成百上千的团体。在1899年与1900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这些以村社共同体为基础的小团体开始行动了。到春末，拳民烧毁教堂，劫掠修道院，并从那些不管是支持他们还是恐惧他们的地方精英那里获取金钱与粮食。很快，所有外国人与外国事物——例如铁轨——都成了攻击目标。一大批拳民在1900年6月进入了北京与天津，他们几乎占领了这两个城市，因缺乏组织，尽管在八国联军于8月最终赶到前一直在围攻北京外国使馆区，但始终未能攻克。同时，清廷在长时间的犹疑后，终于在6月决定支持拳民并向外国人宣战——然而基本上，它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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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拳民是慈禧的决定，但事实上，之后朝廷依然保持着分裂。一大批重臣认识到，反抗西方人成功的后果比失败更严重，因为前者必然招致列强的报复。面对传教士在许多省份被杀与北京使馆区遭围攻的局面，西方列强与日本组成了一支联军，并轻松地粉碎了拳民与清军的抵抗。大部分拳民逃散并重新变身为平民，清廷成员——包括慈禧与光绪帝——穿上老百姓穿的蓝色棉制衣物，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乘着一辆驴车耻辱性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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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超过200名外国传教士与成千上万的中国教民在义和团运动初期被杀。而在1900年6月至8月的武装冲突中，超过800名外国人以及难以计数的拳民与清军被杀。联军在从沿海向北京进军的过程中，劫掠乡民，强奸妇女，烧毁村庄，并杀死了相当多的中国人。在占领北京后，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军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为拳民之前的作为而惩罚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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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拳民的实践与信仰根植于华北的大众文化，信奉中国传统神灵的人们与独尊基督的教民之间长久积聚的矛盾则造成了冲突的爆发。19世纪最后十年的旱灾摧毁了乡村，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没有庄稼可种的农民学会了拳民的仪式，并认为这些仪式可以让他们刀枪不入。同时，尽管传教士与中国教民也祈雨，但在他们祈祷的对象中，并没有中国传统的神灵。据说由于中国教民数量的增多，许多教民拒绝参与他们所在邻里社区组织的传统仪式。庄稼仍在枯萎，开始有谣言传播说教民往村子的水井里投毒。此外，关于传教士以及投靠他们的中国“逆民”的传闻也扩散开来。据传他们是乱伦的恶魔，肆意强奸，并且为了他们邪恶的魔法挖出中国人的眼睛与身体器官。换句话说，人们害怕什么，他们就被说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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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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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焦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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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教堂止住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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