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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在乡间劝人们改信基督已逾40年，他们与中国乡民间的矛盾经常会爆发出来。传教士插手地权与水权之争，由此挑战了这一地方精英的传统特权，并惹怒了乡民。如果一名教民与一名非教民争讼走失的猪归谁所有，传教士会给地方官施加压力，使他们作出有利于教民的判决。传教士向各自使馆的抱怨会直接将压力转向清政府，迫使后者加强对地方官的管束。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山东省西部，但引爆运动的却并非某个特定的事件。这里的德国天主教徒显得特别咄咄逼人，并被当地人视为异类，在两名德国传教士于1897年末被杀后，威廉二世很高兴能有这样好的一个借口攫取青岛港并进一步加强德国在山东的势力。[3]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聚集在各种宗派的师傅周围，学习据说可使他们刀枪不入的仪式——简言之就是学习降神附体的技能，以把他们变成一架金刚不坏的搏斗机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植根于大众文化。通常降神附体是巫医、命相师或通灵者的专利，与其他人一样，普通中国人对这些骗子将信将疑，但没有人怀疑各种神灵确有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某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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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帝制政府，清廷在通常情况下对这种民间异端宗教会严加取缔，但是由于它的精锐军队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击溃，初期的拳民群体似乎提供了一种乡村共同体自我保护的方法，而中华帝制体系对此种自我保护一直以来就持支持态度。开始时，拳民群体是村庄自我防卫的内向组织，而非外向的劫掠者，拳民也自称忠于清朝。有些清廷高官（可能还包括慈禧本人）觉得拳民的异能或许有几分靠得住，至少他们的决心、斗志与狂热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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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占天津与北京后，八国联军决定在“惩罚”清廷的同时，继续保留它的权位。因此，要斟酌“惩罚”的严厉程度。 例如英国准备以颐和园为攻击目标，理由是它属于皇帝个人，劫掠与摧毁它并不会伤害到老百姓。同时也讨论了就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报复清廷的问题。威廉皇帝宣称：“一千年前，匈奴人在他们的首领阿提拉的统领下，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声；德国人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为人所知：中国将无人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4]支持义和团的清廷官员被处决，其中包括山西巡抚——他曾指使部属杀死了44名向他寻求避难的传教士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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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辛丑条约》（the Boxer Protocol）签订，强迫清廷赔偿三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三亿三千四百万美元），39年付清，年息4厘 （总共须支付约十亿两白银） 。这可是一大笔钱。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两亿五千万两，这意味着它不得不将最后的主要税源——关税、内地税（例如厘金）以及盐税——都抵押给外国人。[5]清廷同时承诺为遇害的传教士以及死于北京的德国公使建造纪念碑。它的军备受到严格限制，外国在华军事力量也得到了相应的加强。《辛丑条约》影响深远，它进一步削弱了清廷，并增强了外国在华势力。义和团运动同样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清廷的耻辱性失败迫使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改革。这些改革在慈禧太后一返回北京后就开始实施，这意味着以现代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为标志的中国20世纪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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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它塑造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尽管有几百名外国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遇害，但拳民点燃的动乱之火毕竟很快就被扑灭了，华北平原上的日常生活秩序不久也得到了恢复。可是对于伦敦人、纽约人或者柏林人来说，在阅读他们勇敢的传教士与士兵在遥远而幽暗的中国的不幸命运时，拳民简直成了世界上一切令人恐惧的邪恶与黑暗的象征：反过来，拳民心目中的外国人形象也是如此。由此，拳民对20世纪之交“黄祸论”在西方的流行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在好莱坞版本的义和团运动中，几乎看不到帝国主义与旱灾在制造拳民过程中的作用。在《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拍摄于1963年的彩色历史片，时长两个半小时）中，坚毅英俊的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与英勇无畏的大卫·尼文（David Niven）率领被围的西方人——其中包括美丽绝伦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娃·加德纳（Ava Gardner）——坚持到了援军到来。尽管慈禧太后在影片中有一个群镜头，但拳民本身出场甚少。他们只被当作社会力量，如同一股短暂而有破坏性的扫过大地的“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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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义和团运动成了一面反光镜，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镜子前的你是谁。历史学家保罗·柯文（Paul A.Cohen）巧妙地指明了义和团运动是如何被后人“神话化”的。[6]该运动可以被解读为进步的或落后的。进步是指爱国拳民代表国人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势力，他们表明农民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这预示了之后的革命的到来。落后是指他们表现了无知与迷信，他们支持清廷这一封建王朝，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现代化取向的中国精英深信义和团运动是落后且毫无价值的，他们将拳民当作中国必须进行一场民族再生运动的铁证。不过，这些精英也承认，如果大众能接受教育且被适当地动员起来，他们能够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格公民。这一公民教育被当作中国精英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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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某些中国人来说，义和团运动显示了希望、信念与组织的威力。随着反帝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加强，拳民被重新界定为爱国者。就此而论，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非大众的无知或迷信，而是帝国主义势力对整个国家的压迫。思考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去问：到底什么值得被记住，是拳民的“迷信”还是《辛丑条约》显而易见的非正义性？ 中国的爱国者指责英国士兵的行径比拳民更野蛮，共产党人甚至倾向于把拳民浪漫主义化为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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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义和团运动不可能被简单归纳为迷信且封建，或进步且爱国。它给我们展示了20世纪中国的许多重要趋向。考虑以下因素：打乱传统权力关系的乡村传教士，政治经济学视野下华北平原的大饥荒，列强的直接干涉（炮舰外交，“不平等条约”），清廷以及地方官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压力，农业经济面对水灾与饥荒的脆弱性，改革派精英的期望与决心，有可能正当化暴力行为的文化，以及民众的抗争传统。更重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预示了中国大众的政治化。回溯历史，他们代表了由土匪与军阀（偶尔会成为未来的皇帝）参与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如同暴风雨般猛烈，却没有能力重塑政治与社会结构。而从长远看，义和团运动使我们得以窥见老百姓如何——在适当的环境下——能够不仅影响历史走向而且有意识地参与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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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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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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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切入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入口。在1900年，全国4亿人口中约80%是农民，乡村中国的生活节奏甚至到今天也很少改变。南方的稻作与北方的麦作都是密集种植，以至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农业看起来更像园艺而非农作。可能直到1750年或1800年，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略高于欧洲，这一水平在19世纪略有下降，但长期稳定。但是，相对于欧洲与北美的人均增长率，如同世界其余的大部分地方一样，中国经济在19世纪下降显著。清朝在19世纪重新恢复的和平局面、农业技术的进步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优越地位共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从17世纪末的1亿左右增加到1800年的超过3亿。但这一量级也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例如人多地少、租佃关系恶化以及过度耕作与水土流失这样的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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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白银开始外流：在19世纪30年代，为购买从英属印度进口的鸦片，每年流出900万两白银。这一结果对农民尤其严酷：他们的租税直接增加（租税以白银交纳，这意味着农民必须用他们日常使用的铜钱去兑换白银）。鸦片战争从1839年至1842年断断续续地打了两年多，最后清军战败，中国被迫接受西方列强的索求，包括贸易开放、外交、传教、驻军、赔款以及外国直接投资（1895年后）。清廷失去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后者已被卷入了国际性的贸易与资本流动中。尽管有地区性的不稳定，20世纪的头20年并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但同样，也没有工业化的内涵式增长必需的资本积聚发生。人均国民收入仍只有60元（200美元~2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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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争论在两极间摇摆，一极认为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自然发展，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另一极则认为它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与进步。具体分析，外国经济渗透（贸易与投资）应该与强索赔款或强占关税等政治决策的经济影响区别开来。后者无论经济影响如何，都削弱了清朝以及随后的共和政府。这样的政治后果破坏了既有的物质、法律甚至道德体系，并最终影响到经济。因此可以这样说，不管国际贸易是打乱还是改善了中国的经济（或者两者皆有），帝国主义的影响就整体而言仍是灾难性的。中国在19世纪初期进出口贸易相当平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几乎没有外债，而到了辛亥革命时，外债已高达惊人的9亿两。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政府岁入被迫用来偿还外国债务或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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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20世纪之交开始意识到，帝国主义如同一张不断伸展的巨网，有将他们牢牢缚住的危险。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与军人都是剥削中国的整体行动的一分子。法律禁止中国人移民美洲与澳洲，更是令人憎厌。铁路——伟大的19世纪的进步象征，控制自然并开发大地——被一些中国人视作外国侵略的标志：让中国借外债修路，并身陷债务陷阱；让外国商品与军队可以更容易地深入内地；让民众失业；让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国更迅速地调动。拳民要扒掉铁路真是一点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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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形式多种多样。鸦片战争后，治外法权使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通商口岸的管理权也落入外国人之手。[7]到1890年，已有33个城市向外国人开放贸易，并允许其定居，而在1894年到1917年之间，又有59个城市渐次开放（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传教士获得了全境传教权，商人也获得了内地旅行权） 。并不是所有通商口岸都住了很多外国人，但其中16个城市有租界，在那里外国人实行自治：这事实上是些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微型殖民地。最大的租界在上海。中国政府在1898年割让了5个租界地与附属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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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山东胶州湾以及附近超过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加筑路权与采矿权，租期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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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东北南部的辽东半岛，租期25年，外加修筑从旅顺到哈尔滨的铁路以及沿线的伐木与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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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东南地区的广州湾，租期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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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正对香港岛（鸦片战争后已沦为英国的永久殖民地）的新界地区，租期99年；以及威海卫港，租期“只要俄国人仍占据旅顺港，就继续占据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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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竞争的作用在此显而易见。这种竞争保证了任何一个强国都无法单独殖民中国。很自然，中国人越来越担心列强会就此瓜分中国。列强还任意索求势力范围（由单一强国结合条约权利与现实军事存在而加以控制的区域）。势力范围与经济渗透互相重合：英国控制长江中下游以及广州周边地区（从香港）；法国从其殖民基地越南与柬埔寨出发，索求南中国的云南、贵州与广西作为势力范围；德国、俄国与日本激烈争夺中国北方的控制权，日本于1905年击败俄国，再加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本便控制了东北以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正式吞并了朝鲜（1910年），并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1914年）。1915年，日本又从北京政府手中获得了辽东半岛99年的租借权以及相应的筑路权。美国虽主张列强应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即各国均可在均等机会下与中国进行贸易），但也在中国内河与沿海保持了一定的海军力量。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始终是英国在维持着整个体系的运转。控制长江下游使英国获得了通向内地的钥匙，英国基于对其商业力量的自信，承认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存在，换句话说，英国反对任何国家在中国某一区域索求排他性的经济权益并支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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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在中国居住着几万名外国人，这一数字在1920年达到了40万，其中包括移入东北采矿、伐木与垦田的日本人、朝鲜人与俄国人。传教士深入中国大部分地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前夕，天主教传教士与修女（西方人与中国人合计）已超过5000人，天主教徒则从1900年前后的721000人增加到1920年的200万人。新教传教士同样增加到超过6600人，并宣称有345853名信徒。新教的不同教派组织了超过1000个传教团，并与天主教一样都建立学校。在1900年前后，法国主导着天主教传教活动，而英国则在新教方面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不过这一角色在1920年后被美国所取代。到这时，许多新教传教团将更多的注意力从拯救异教徒脱离地狱转移到了改善人间生活这样的“社会福音”——具体包括医疗救助、赈济饥荒、康乐活动以及学校与扫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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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范畴“半殖民地”显得恰如其分。外国存在并非毫无限制，中国并未被任何一方完全殖民——但是大部分主权却又被如此多的列强分别控制，又使它像是一个殖民地。中国人感到自己被殖民，外国人则感到自己是殖民者。外国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享有治外法权，他们确实在中国法律——不管是民法还是刑法——的管辖之外；外国公司不必向中国政府缴税，外国银行则自行发行货币；外国军事力量与传教士能够、事实上也已经在中国境内自由通行。在很多问题的处置上，中国政府甚至连商讨权都没有。列强相互间的协议能够决定铁路的走向与所有者，以及势力范围的运作方式。而在那些老大的清帝国还能自主控制并且在文化上属于非汉族的区域，大片（绝大部分不可耕种）土地被廉价攫取：英国控制了西藏，俄国则侵入了蒙古。同时，尽管西方人以种族主义式的轻蔑认为中国人懒惰、贪婪、不诚实、落后、恶毒（殖民者的这些陈词滥调在他们的描述中都不难找到），这个国家与其人民却仍能引起某种尊敬。外国人无法忽视它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以及它令人自豪的传统文明，而且他们也不确定它在未来会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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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一 中国的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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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首次向外国商人与外交人员开放了5个港口。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更多的沿海与沿河城市被开放，其中一些建立了租界，在此，外国人基本实行自治，不受清政府以及随后的民国政府的法律管辖。同时，依靠在中国内地的运兵权以及内水航行权，列强保证了更非正式但也更广泛的“势力范围”的确立。最重要的势力范围包括英国——香港、广州，尤其是上海、汉口以及长江流域；法国——广州湾与福建；俄国与日本——东北；德国与日本——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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