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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oung-tsu Wong（汪荣祖），“Revisionism Reconsidered: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1，no.3 （August 1992）， p.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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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以及Luke S.K. Kwong（邝兆江），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Cambridge， MA: CEA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对康有为持批评态度。对于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批评，见Young-tsu Wong（汪荣祖）， “Revisionism Reconsidered”，以及汤志钧与Benjamin Elman（艾尔曼）， “The 1898 Reforms Revisited，”Late Imperial China vol.8，no.1（June 1987），pp.20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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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ue Fawn Chung（张素芳），“The Much-Maligned Empress Dowager: 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is in the Period 1898-1900，” 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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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见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册（全4册），236~237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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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ichard John Lufrano（陆冬远），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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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enjamin A. Elman（艾尔曼）在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中详细描述了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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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hung-li Chang（张仲礼），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Table 32，p.164。这本书估计法定的士绅（通过考试或购买而拥有学衔者）及其家人构成了19世纪早期总人口的1.3%，后来达到了1.9%。 Evelyn Sakakida Rawski（罗友枝），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23。该书得出结论说，人们的功能性识字率要更高，男性达35%~40%，女性有2%~10%。在法定士绅之外，具有较高层次古典文化素养的尚大有人在，包括一些僧侣、女性、政府官员，以及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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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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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arles O.Hucker（贺凯），“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pp.132-162，收入John K.Fairbank（费正清）编：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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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些文章受益于Benjamin A. Elman（艾尔曼）的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以及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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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lman（艾尔曼），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p. 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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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他1891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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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98年，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进呈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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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译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译者：Derk Bodde（卜德），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2（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1953），p.675。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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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虽然康有为声称《大同书》在1902年已经完成，并且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早期已经出版了一部分，但是它的全本在其死后的1935年才最终出版；此书于19世纪90年代也部分地在康有为的弟子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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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引自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 Inventing the Nation: China （London: Arnold，2001），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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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Anne Cheng（程艾兰），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the Old Text/New Text Controversy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收入Joshua A. Fogel（傅佛果） 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NY
:M.E.Sharpe， 1997）， pp.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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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二章 1911年：历史与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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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辛亥革命一直难以归类。三个不同的学派为解释它而在1911年后的整个世纪里竞争不休：（1）革命者的革命；（2）兴起中的资产阶级的革命；（3）城居士绅的革命（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场“革命”）。[1]1911年与1912年发生的事件似乎与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或（就此而言）1949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都不是一回事。然而，辛亥革命毕竟不仅推翻了清朝延续近270年的统治，而且也终结了长达约2100年的王朝帝制体系。当然，当时人并不确定这场革命不会仅代表着另一次王朝循环的开始——旧的皇室垮台，由新崛起的皇室继续统治。实际上，对绝大部分农民来说，就算他们确实听到了革命的消息，也恰恰只会这么想。不过，对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确实感觉到发生了某种前所未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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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看起来并不像我们认为革命应该是的样子。真正原因在于，从许多方面来说，它都未带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新生的“中华民国”并不是共和主义的，尽管帝制政治架构崩溃了，但许多前清官僚仍稳居原位，文化、社会与经济也貌似毫无改变。当然，它们在发生变化，但却并不是作为辛亥革命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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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然革命未能缔造出一个新的、有效率的政治体系，但它的影响仍是深远的。士绅阶级本来由于科举制的保证而与皇帝有着特别的关系，他们无法承受丧失这一关系的代价。科举制已于1905年被废除，而将某种新关系建筑于旧基础上的最后机会则在1911年被摧毁。另一些变化则是：中国的城市伴随着辛亥革命而兴起，视野开始向外，对北京的政治角逐越来越不关心。甚至那些熬过了革命直接冲击的国家与省一级官僚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四分五裂了。乡村精英丧失了与皇权中心的联系，结果失去了他们的正当性。纵使辛亥革命不可能被单列出来作为所有这些变化的首要原因，但既然它部分地是这些变化的反映，它也就确实刺激了进一步的变化。“革命”本身成为了思考变化的通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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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1911年实际发生的事件很重要，因为这场革命在后来被神话化了。20世纪中国的两个主要权力竞争者一直试图将辛亥革命纳入民族神话之内——很像将现任美国总统的正当性联系到1776年美国建国。今天的台湾当局（仍自称为“中华民国”）将自身的起源追溯到孙中山（1866—1925）与三民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作为它创生的起点，但同样将辛亥革命当作其前史中的一个关键性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把1911年当作一场更长的革命斗争的资产阶级阶段——反封建与反帝——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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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的实际源头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它们分别创造了可以被称为对辛亥革命的英雄式的与马克思主义式的解释。第三个学派由西方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组成，他们寻求较长时段的解释，考量相对保守的社会力量在推翻清朝时所起的关键作用。第一个学派（台湾）强调少数领袖的革命英雄主义，事实上主张中国是通过少数别具远见与能力的男女的努力而取得进步的；第二个学派（大陆）的目的论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认为一场现代革命将不可避免地经过一个资产阶级阶段，最终结果是无产阶级的胜利；第三个学派（西方）更少地将辛亥革命看作有计划的创生行动的产物，而更多地将其看作一个老旧且逐渐失灵的系统的衰落与最终崩溃的结果。当然，在实践中，这些学派间互相的重叠要比这里描述的更多。本章将探讨在每一个学派中，哪些是切实有益的，哪些又是神话式的，考察它们所共有的，并标出它们所共同忽视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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