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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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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序幕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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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辛亥革命的第一种解释主要来自制造了这场革命的人，他们在1912年后失去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但在20世纪20年代又开始奋力夺取权力。在这一版本的历史中，1895年这个对康有为这样的士绅活动家如此重要的年份，也是孙中山（广州附近一个农民的儿子）组织他第一次反清起义的时间。孙中山曾离家赴夏威夷，受教育于一所英国国教开办的学校，后来在香港完成医学学业。他最初曾上书陈述改革计划，试图引起清廷高官的注意，但是却如石沉大海。随后，他转向了革命。他的策略、盟友与目标都不断变换，起义屡败屡兴，直到触发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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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廷悬赏取其人头时，孙中山逃到了海外。他早期的一个活动中心是日本，在这里，他在数量日益增多的年轻留学生中找到了现成的听众。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在20世纪头十年中，有5000到7000名中国学生在东京留学，他们中的气氛让人既紧张又兴奋，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有抱负的年轻国人转向各种各样的新式学校与职业——从士兵、警察到会计师与医生。因为在日本留学要比去美国或欧洲便宜得多，再加上日本在文化上更接近，语言也更易掌握，中国青年开始聚集于东京。他们基本上可以自由讨论任何事情，并发现日本人已用文言文翻译了从罗素到马克思这些令人激动的西方思想家的作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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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生（包括革命者）都有政府奖学金。他们大部分来自并不富裕的士绅家庭，且大多选修了那些设计来让他们为军事或官僚生涯做好准备的短期课程，仅只想要获得证书然后返回故国。然而，甚至那些保守的学生也不禁为东京与日本其他城市的景象所迷惑，这里的商店有大块的玻璃橱窗，有有轨电车与几十种报纸。城市巨大而有秩序，快速的铁路将全国连接起来，立宪政府似乎承认了人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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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省份的反清学生革命者在1905年会聚一堂，成立了同盟会。这一包括大约400名成员的总会选举孙中山作为领袖。这时，尽管从未成为一名重要的知识分子， 孙中山已研习了西方政治理论并作为革命者——一个新的社会范畴——获得了不少声誉。孙中山从未受过儒家经典教育，因此最初在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留日学生（以及更年长一些的激进派知识分子）中缺乏声望；然而，他对反清事业的献身为他赢得了尊敬。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土地国有（后来称为“民生主义”，即一种模糊的社会主义）——阐明了一个革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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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海外华侨商人团体尤其是那些遍布东南亚的旅居商人募款方面，孙中山具有非凡的才能，在旅美与旅欧华侨中他的成功率则要相对小些。虽然这些人长久以来被清廷所忽视与轻鄙，但他们同样关心中国的命运——也许是考虑到当下的一点支持就有可能在革命成功后获得巨大的回报。事实上，不管是密谋以光绪帝取代慈禧太后的康有为还是革命团体都对这些捐助者许以丰厚的报偿。孙中山在海外购买武器，将它们运送给中国的秘密社会。所谓的秘密社会通常并不那么神秘，只是在农业集镇、城市与海外华侨社群中的类似帮派性质的互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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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秘密社会声称主张“反清复明”这一原初教义，但这不过是对中国南方长久以来的反满主义的一种神话式的追忆罢了。秘密社会的真正营生是赌博、勒索（收保护费）、卖淫、鸦片走私、偷盗，以及为有需要的成员提供帮助。在晚清的混乱局势下，它们有时也会准备起事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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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同盟会不断壮大，据称在1911年已有大约一万名成员。它特别以清廷的现代化军事力量——“新军”作为宣传与发展组织的目标。作为19世纪末清廷改革措施中的一项，新军本是要以其更好的训练、文化水准与战斗效能取代顽固守旧的八旗与地位低下的绿营。袁世凯是其主要组织者之一。在1908年后，清廷特意试图将新军中央化，重新明确满人对其的控制，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同盟会同样在吸引这支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民族主义的军队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最终，1911年10月10日，一支新军在长江中游的武昌城发动了起义。在一次炸弹意外爆炸事件后，警察发现了革命组织的人员名单，并实行了抓捕。剩余的革命者迅速行动，夺取了主要的兵工厂，这一地区的满人总督逃走了，在两天的紧张劝说之后，协统黎元洪加入了起义。尽管黎元洪是在革命者用枪顶着他脑袋的情况下才被说服的，但选择他被证明是明智的，因为他既可以被地方士绅所接受，又能够与袁世凯沟通。袁世凯是清方军事力量的领导者（他在慈禧太后去世后被迫从权力中枢引退，但此时，皇族发现他们又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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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月末，七个省份建立了革命政府（通常是军政府），并脱离了清帝国，又过了一个月，另外七个省份也同样独立了。1912年1月，孙中山返回中国，并在南京被临时参议院宣布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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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南京这一南方的首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另一些城镇中，满人被屠杀或沦为难民[3]，不过，一场浩大的内战被避免了。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关内各行省中，只有靠近北京的三个省份（加上东北以及西部沙漠地区各省）仍效忠清廷。袁世凯一方面与清皇室协商，另一方面又与孙中山交涉，最终促成了和平协议。清帝退位，回报则是自身的安全、丰厚的经费，以及一个严限于紫禁城内的规模大大缩小的朝廷（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在运转）。更关键的是袁世凯与革命者之间的谈判，拥有更为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及外国支持的袁世凯占据了优势。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给了他，条件是他承诺将首都迁到革命势力更为强大的南京，并组建立宪政府。事实上，两条中袁世凯一条也不准备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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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二 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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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10月到1912年2月（日期以“年.月.日”为序）的辛亥革命采取了各省分别脱离清帝国而独立的模式。通常，年轻的革命者、地方军人以及主要士绅联合控制着省城或其他城市，并一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他们的权力通常不超出城市多远，他们的目标也不是独立（除了在东北），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民族政府。清廷未能从蔓延全国的革命运动带来的心理震撼中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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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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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革命的故事。解释起来相当简单：革命者制造了革命。就此而言，他们制造革命是因为看到了帝国时代已走到尽头，且并不认为满人可以统治汉人。这是一个英雄式的故事，充满了历经艰险的牺牲、斗争与胜利。悲剧性的是，袁世凯背叛了革命，建立起独裁统治并镇压了革命者。这一故事继续到20世纪20年代，到那时，革命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重新聚集起来，为了国家统一而战斗。就这个意义而言，辛亥革命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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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版本的历史存在着相当的问题。清廷在镇压孙中山与其他革命者鼓动的起义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些起义因为错误的情报、糟糕的后勤以及少得可怜的地方支持而倍受打击，很少有能撑得过几天的。革命者中缺乏有能力的领导者，不过，这并不是说没有革命的潜能。土匪四处活动， 特别是由于清廷官员与地方精英为支持新政而增税，农民骚乱与日俱增。然而，绝大多数的农民骚乱都聚焦于特定的地方性不满，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囿于抽象的口号，对下层社会的革命意愿仍持怀疑态度。激进学生偶尔会通过秘密社会与农民或如矿工这样的乡村工人联系在一起，但这两个群体与清廷作斗争的理由却各不相同，要取得的目标也各异。农民起义仍打着恢复汉人皇朝与建立王侯将相本无种的新世界的旗号，而发动武昌起义的那些士兵虽然确实对清廷十分不满，但与同盟会的联系却十分薄弱。归根结底，清朝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因为革命者的军事能力，而是因为清廷自己的军队将领不愿意再支持它，且汉人精英——士绅与富裕的商人——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要支持它而非革命者。辛亥革命的真面目并不在孙中山那里，而是在袁世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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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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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阶段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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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辛亥革命的理解接受了第一个学派讲述的大部分故事，不过把这些事件置入了一个更大的社会框架中。以这种视角，辛亥革命代表着反抗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如同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是迈向下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一环。因此，辛亥年的革命者就不是作为个别的爱国者，而是作为他们的社会阶级的成员在行动。将革命者团结在一起并给予他们力量的是他们新兴资产阶级代表者的属性。巨大且复杂的晚期帝国经济已产生出一个生气勃勃的商人阶级，帝国主义经济存在的增加虽然整体上看来抑制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但却极大地促进了口岸城市——尤其是广州、上海与天津——的资本主义活动。虽然暂时仍结胎于小型制造业中，但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也正在被创造出来。现在中国正开始创造出工厂主、银行家、中产商人与店主这样更强有力的阶级，以及教师、记者、工程师与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以上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称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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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视角看过去，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之中。资本主义已发展了七个世纪，农民逐渐学会了为市场生产，城镇市场将现金注入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这一自然演化被工业革命催生的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阻断了。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来自英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以倾销的方式压垮了本土产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造成了失业问题，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有政治方面的含义——崛起的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像它本应该是的那样强有力。因此，辛亥革命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发动它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损害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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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总结这一情势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将中国描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是封建的，这是基于拥有大量土地的传统士绅掌管地方事务并控制着中央官僚机构，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封建”——一个去中央集权化的贵族体系，而是一个建立在毫无权力的农民基础之上的农业文明。同时，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在其中，商人的财富挑战着士绅的权威，因此，无法再将社会描绘为完全封建的。另外， 在外国列强支配着政治与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个意义上，中国又是一个殖民地，而因为这一统治的绝大部分都是间接且分散的，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下的一块半殖民地，每任中国政府只能在其阴影下过活。半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同样抓住了中国人民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是自己国土上的二等公民。英国士兵辱骂人力车夫或美国军舰在长江巡行的景观令爱国者憎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1940年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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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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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真正兴趣点并不在历史，而是在当下的政治——不过他确实将政治理解为历史进程的结果。他谨慎地指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试图在20世纪40年代的共产党革命中给商人一个位置。毛泽东宣称中国可以跨越“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阶段，不过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的过渡时期内，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将被保留。由此，毛泽东将共产主义革命置于辛亥革命继承者的位置上。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与某种现代历史观联系密切，不管策略如何变化，辛亥革命始终被看作某个更长革命进程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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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早先时候表达了一种对辛亥革命在中国不间断革命中角色的更积极的看法。他相信民主是当时的根本精神，辛亥革命反映了它，而共产主义则是这一精神成长中顺理成章的延伸。李大钊此文作于协约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获得胜利后，对两者都持颂扬态度。他主张说，民主诞生于欧洲，移植到了美洲，并用机枪、轮船与媒体唤醒了在专制统治下沉睡的亚洲。[5]中国的辛亥革命因此代表着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利。只要中国的新领导者遵循民主的路径，他们就能保持胜利，而当他们如袁世凯一般转而反对民主时，他们就将垮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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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最初来源于卡尔·马克思，他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描绘欧洲过去的同时，也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中国未来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