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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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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主要城市间都铺设了电报线，如上海这样的港口甚至更早就直接与世界各地连接起来。为进行个人与商务通信，邮政服务也在扩展（甚至到了小镇一级），它也邮递报纸与杂志。尽管并不是所有印刷品都是革命或政治性的，但邮政局的数量提示了新出版物的重要性。在1908年，投递的期刊与书籍总计3600万份，这尚不包括地方自售的刊物，也并未标示出有多少人是共读一份印刷品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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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和团运动后，受传统教育且之前倾向保守的教员吴稚晖宣称他的新原则是永远支持人民反对君主制，支持学生反对老师，支持年轻一代反对老一代。吴稚晖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解雇，而仅是被劝去日本继续求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事件是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作为充溢着反清情绪的全国性事件中较早的一个，它值得一提：其不仅仅是批评政府，而是要完全推倒这个王朝。为吸引民族主义学生，包括章炳麟、蔡元培与吴稚晖（从东京返回）在内的一群激进分子在上海成立了爱国学社与爱国女校。这些学校组织公共集会，开展对西方政治理论的讨论，进行学生武装训练。在这个时候，最开始为镇压义和团而来的俄国军队拒绝撤离东北，学生们呼吁清廷采取更多措施来保卫领土。而第四个关键人物——年轻的邹容也进入了爱国学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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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也给《苏报》写稿——该报在1903年公开吁求革命。章炳麟把光绪帝叫做“小丑”，并用《苏报》做阵地抨击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可以理解，清廷想要处决这些人，足够讽刺的是，这些激进分子在公共租界内受英国法律保护。清廷邀请吴稚晖与蔡元培出席一个会议，试图将他们诱出租界，但没有成功。不过最终，英国人支配的工部局认为《苏报》至少犯了冒犯君主罪，给予了逮捕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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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激进分子事前曾接到过持同情态度的中方官员的警告。在激进分子与官方成员之间存在着个人纽带——孕育他们双方的士人世界并不大。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之间还有政治性的纽带：官员之中的改革派可能会认为激进分子的建议太极端，他们的反满主义也太过分，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感到自己的工作是推动政府向前，而非从事镇压。最终，吴稚晖与蔡元培逃到了欧洲，并进入了那里的大学，而章炳麟与邹容则一经确认他们将由英国人而非清廷拘押，就向上海租界当局自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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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朝当局要求由自己来拘押这两个人，或至少上海租界法庭能判处他们死刑。这导致了与英国当局长时间的法律交涉，因为后者认为他们自己的法律立场与原则受到了威胁。经过冗长（且公开）的磋商，这二人在上海会审公廨受审。尽管中国法官要求判处章炳麟与邹容无期徒刑，但二人最终都仅被判短期监禁。这整个事件有助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范围的扩展，在上海公共租界取得事实自治以及长期作为中国激进分子的孵化器与安全港的过程中，它也写下了自己的一章。更大且直接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公共舆论从此开始转向反清。纵使激进分子显得比较极端，但清廷让自己看起来残忍、无能且愚蠢。似乎清廷是在以抗议俄国侵略而非谋反为名控告诚挚（纵使单纯）的民众。在公共舆论的法庭上，清廷在两条战线（东北与上海）上都被宣判为软弱无能。邹容在狱中染病去世，成了烈士，而章炳麟则在1906年作为英雄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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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不仅挫伤了清廷，而且显示出官员与激进分子共谋的迹象——虽然前者毫无疑问仍认为自己忠于政府的真正利益，而后者自身对抗议与革命间的精确界限也不甚了了。代际间的紧张与合作——保守的父亲与激进的儿子间的争斗，以及他们最终相互间的忠诚——构成了辛亥革命的部分故事，在宋教仁公开反叛政府后，地方官违反法律，保护这个年轻人一家免于迫害，此种现象并不仅是特殊纽带或中央政府软弱性的结果，它反映了日渐增强的革命气氛。这一气氛甚至感染了精英（尤其是那些认识到自己不能仅仅继承父辈立场与态度的年轻人）。年轻精英对革命理想、努力与组织都是关键性的，他们自然会利用自己的个人纽带保护自己与运动本身；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保守精英也已对现状失去了信心，部分地失去了勇气。事实上，若没有这一点，革命就无法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试图将中国革命者与资产阶级的出现联系起来，但这种简单化做法并不成功。一些革命者来自富裕的传统士绅家族，更多的来自过去出过官员、现在也并未衰落的家族。不管哪种情况，他们都继承了一种儒家式的救世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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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产生自普遍革命气氛的征候并非中国特有，沙皇俄国在其同样折磨人的垂死挣扎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气氛。在俄国的例子中，捕捉到它的是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纵使是持批评态度），革命气氛的概念不仅包括保守者与中立者的困惑，也包括极端的千禧年期望突然间似乎变得现实了，或至少是可能了。在康有为幻想的乌托邦世界中，没有家庭、政府、国家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对人类潜能的限制，尽管他本人试图将这一幻想隐藏起来，但它却变得越来越流行。革命者经常设想说，一旦满人被推翻，汉人将迅速让事情各就各位，一切都会好的。对一小伙儿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进化”与其说是为群体生存而进行的盲目斗争，不如说是指向真正文明的有序路径。[25]斗争将被引导，只朝向普遍目的，使人类能自由而平等地生存。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扩展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概念——生物进化与文化进步首先是通过合作机制获得，群体（种群）是作为整体而非通过群内竞争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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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共产主义信仰的假设性基础是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已为时不远。在《苏报》事件后的那些年中，出于相当不同的视野，刘师培与吴稚晖都赞同旧秩序必须被一种基于自然正义的无国家制度所取代。刘师培认为中国传统中的一大部分——如道家学说以及可见于儒家学说中的针对政府的“无为而治”态度——与无政府主义可以兼容，而吴稚晖则只信仰一个科学化的未来。不过，他们二人都倾心于一种革命：它以推翻满人统治为开始，接着继续前进，完全废除国家机构。因此，反满革命将不是产生一个新政府，而是产生自愿结合的社团。接着，中国人民将以共同行动摆脱帝国主义。事实上，就发展出农民担当主要角色的革命理论而言，刘师培可算是中国的第一人。他预示了共产主义者随后的洞见，教导了一个简单的民粹主义信息——被压迫者要站起来了。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刘师培也预见到了列宁主义式的命题：殖民地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会在母国引发如此大的压力，以至于西方将面临国内革命。他还呼吁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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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政治性短文，对新革命气氛的关键表达来自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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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汉族认同、报纸与其他新式公共媒介以及实际上的“人民”自身都是在清朝最后那些年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学创造出了许多精彩的散文体小说，但是这一文类被认为低于诗歌或论说文（后两者是科举考试的项目）。 此时，晚清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了散文体小说的美学与社会价值，这不可能是个巧合。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展现了小说与民族间的联系——两者都依赖于想象性连接、线性同质时间与有界空间。小说中的人物们可能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却共享着相同的社会世界，并经历着共同的时间周期。与小说所展示的“历时穿越同质、空洞时间的社会学有机体”相同，民族被想象为穿越历史的共同体。[26]比起那些更加渊雅的文学形式，小说还提供了一条接触更大规模受众的途径。相比文言文，白话文与汉语口语更为接近，而又能避免地域与方言造成的混乱，因此为国族统一创造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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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变法之后，进步知识分子呼吁进行“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不过，当诗歌不再能提供科举考试的有用训练后，它不可避免地变得边缘化了。小说则似乎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自我表达的新形式与理解世界的更好途径，促进道德价值，提倡社会变革。[27]比如说，梁启超就认为小说是再造中华民族的理想工具。 在某种意义上，儒家将文学视作教化工具的做法仍继续存在。林纾（1852—1924），一位用文言文转译的杰出翻译家，赞扬了查尔斯·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疾病的揭露：“非迭更司描画其状态，人又乌知其中之尚有贼窟耶！……所恨无迭更司其人，如有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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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作家正在尝试这样做。刘鹗（铁云，1857—1909）在1904年至1907年间创作了半自传性质的《老残游记》。小说以梦中寓言开篇，讲的是老残与他的两位朋友乘船——中国之船——旅行，船身承载很重，“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在狂暴的海上逐渐倾覆。当海水灌进来时，水手开始抢劫乘客。一名乘客试图唤起这些同船旅人，咒骂他们是奴才，提醒他们这船是“祖遗的公司产业”，鼓动他们从船员手中把船夺回来。接着，他从乘客手中敛了些钱，骚乱一爆发，就立即躲开了。老残试图给船员提供更好的航海设备，但被指责为兜售外国物件，他也逃开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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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刘鹗最尖锐的批评不是对准外国侵略者或商人（也不是对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民，尽管在梦中寓言里，他几乎从未赞美过他们），而是对准贪婪与愚蠢的官僚，革命者则被描绘得卑鄙之极，既贪婪又怯懦。如隐居的黄龙子所点明的：“你当天理、国法、人情是到南革的时代才破败吗？久已亡失的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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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当今的历史学家强调为创造现代中国的中心事件，在晚清小说家笔下，则多少是被当作普通人故事的背景。在《恨海》中，吴趼人（沃尧，1866—1910）描绘了义和团运动时的混乱。书中的主角们既不特别支持义和团，也不特别反对他们，仅仅是想要免祸。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在交战中被抓住。有一个人躲藏了起来，最后出来时发现“满目荒凉，房屋尽皆烧了，剩了一片瓦砾。路上还有许多死人，血肉模糊，十分狼藉”[31]。这一对天津（由于义和团占领以及列强的残忍报复，该地实际上被摧毁了）的简短小说化描写可能会让吴趼人的读者想起某些虽过去不久但已难以想象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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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同样为妇女提供了自己的发声平台。革命者秋瑾（1875—1907）在《精卫石》中，讲述了一些杰出的女性如何逃出自己的家庭，到日本去追求教育与独立。[32]作者自己在1904年变卖了嫁妆首饰，离开了她在北京的丈夫与两个孩子，报名进入东京的一所学校。《精卫石》强调家庭的压迫（尤其是对女孩）。秋瑾宣称只要女性不能自立，她们就将受到压迫——她还将女性地位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用她书中的一名人物的话说：“家庭教育非母不可，诞育国民非女不可，故文明国的男子皆明男女关系，又利权均一。”[33]国家并不只归男子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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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小说促进了新的表达感觉与观念的方式的兴起，革命气氛不仅有益于革命，而且有助于人民在革命到来时理解它。当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引发了一系列的省份独立时，中国人明白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事件——革命。但是，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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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两个学派的观点参见Winston Hsieh（谢文孙），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第三个学派的观点展露雏形于Mary Wright（芮玛丽）编：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成熟于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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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言文也是日本高层文化的语言。对中国革命者的一种观点可见Miyazaki Tôten（宫崎滔天）， 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 The Autobiography of Miyazaki Tôten（《三十三年落花梦》），英文译者：Et Shinkichi（卫藤沈吉）与Marius B.Jansen（詹森），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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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满人不同社群命运的清晰概述，见Edward Rhoads（路康乐），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p.18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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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On New Democracy”（《新民主主义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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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大钊：《平民主义》，见《李大钊文集》第2卷，5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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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见上书，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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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arl Marx（马克思）与Friedrich Engels（恩格斯），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4， pp.57，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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