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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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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中国资产阶级被指定的任务就是终结“封建主义”，它实际上能做到这一点吗？中国历史学家认识到，20世纪初叶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比它的对应物——18世纪末期的欧洲资产阶级——软弱得多。它不仅要面对根深蒂固的乡村地主所有制体系（它与之关系密切，这与欧洲北部的世袭贵族制以及封建制下城市的自治传统不同），而且要面对帝国主义——后者削弱着独立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并将某些分子扶植入资产阶级的行列（作为“买办”）。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区分两种资本家，一种（好的）在中国生产商品并与外国人竞争；另一种（坏的）——“买办资产阶级”为外国企业服务，因此是帝国主义者的帮凶。中国历史学家想尽办法要将康有为的维新主义与孙中山的革命观念都标示为资产阶级的，毕竟，立宪政府、议会、国民学校、废除厘金、建造铁路、开通电报、兴办航运以及其他事业都对商业利益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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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推翻全部的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对现实中孤立且分裂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实在是力所不及的事。推翻清朝是一件意义深远但效果有限的成就，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辛亥革命的最大弱点是其未能对乡村的封建势力造成冲击。不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用超出了（单纯的）反君主主义。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中包含着资产阶级特别关心的两个部分：强政府，如此才能支持国内贸易、保护财产权与限制外国经济影响；统一，如此才能避免看起来西方正在发生的阶级斗争局面。民族主义意识鼓励组建最终将战胜帝国主义的同盟，事实上，从20世纪早期开始，反帝国主义的抵制外货运动便对中国工厂主颇有帮助。1906年，当美国通过针对亚裔人群的反移民法后，一场由学生、工人与商人共同支持的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便在该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持续进行。由此，中国社会的不同部分联合起来，清廷未能支持此类运动，这同样有助于革命基础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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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也令资产阶级信服。传统士绅由于对儒家学说与所在地方的双重忠诚，很难以民族竞争模式来思考问题。但是一个形成中的立足于城市且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企业家与经理人阶层很自然就会将自由市场竞争原则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就理论而言可能并不是民族主义的，但在实践中，竞争性民族国家范式与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世界相当契合。正如在商业中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一样，在世界中，也只有适应进化的国家与民族才能最终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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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尽管在社会分析时虽会明显使用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这样的范畴，但他们如同第一个学派的历史学家那样，倾向于夸大孙中山的美德与袁世凯的罪恶。在这一视角下，对推翻一个无可救药的腐朽制度——因为它植根于封建式的乡村社会关系，且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拉拢收买——来说，辛亥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孙中山代表着新的社会力量，不过这一力量尚未强大到可以填补随之而来的领导真空的程度，而袁世凯则代表着封建主义。在这一理解方式下，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将对革命的个人态度与其阶级地位混淆了起来。事实上，在前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要找到任何种类的资产阶级都是很困难的。[8]袁世凯确实是个地主，也是位大权在握的官僚，但很难证明革命者来自资本家家庭。真正的资本家倾向于支持朝廷里的改革分子。例如张謇（1853—1926），作为一个传统士人，他在42岁时获得最高了等级的进士功名，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官场中的人脉筹集资金并经营工厂。如果非要找到一个资产阶级方案，那也是在清朝自己的新政中——它试图推进交通与通讯建设，提供更清晰的商法框架，以及鼓励投资关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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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了政府与地方精英的冲突所在。例如，不管政治色彩如何，那些试图实现现代化的人都同意铁路是一件好东西。或许如清廷所说，铁路应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若清廷不得不让外国人来修建铁路，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就不会认同中央控制了。不少省份出现了精英领导的“收回路权”运动，经常能以廉价股权热卖的方式募集到巨款，以从外国财团手中赎回铁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能结合在一起）。1911年早些时候，在清朝的西部大省四川，政府计划以外国贷款购买地方建造的铁路干线，抗议运动逐渐升级为对政府的攻击，清廷失去了对四川的控制。反清的地方领袖尽管几乎没有一个人属于真正的资产阶级，但却代表着地方资本的利益。对这些领导者的逮捕引发了反抗总督的民众自卫行动。到该年夏，愤怒的农民也参加了进来。农民起义的传统仍保持着——为获取粮食，仓库被洗劫，警务与税务公所也被捣毁。秘密社会、土匪、士绅与革命领袖混杂在一起，让局面更加混乱。清廷正要开始恢复秩序，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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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晚清时期的阶级结构极其流动易变。现代资产阶级与传统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从乡村士绅到城市商人，有着渐变的谱系。19世纪70年代之后，绝大部分重要商业活动都是官商混合的事业。假如说“资产阶级”是指生产工具的所有者，那么在1911年，中国人自有的机械化工厂与矿山的总数只有约600个。比起农业，非农业部门相形见绌，工业与铁路（在一片如同欧洲大陆般大小的国土上，只有5600英里）加在一起也只有8000万美元的资本总额，只相当于农业投资的6%~7%。[9]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代表着一种试图将欧洲范畴应用于中国的努力，但这很可能会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血统、世袭爵位与土地所有权都无法定义中国士绅，他们参与商业活动也没有任何社会与政治障碍。在整个清朝时期，有很多较为富裕的士绅从乡间迁到了城市，尽管他们仍保留着对相当数量土地的占有权，但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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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幅革命情景图比传统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派历史学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两岸意识形态架构的松动，这两个学派一度被削弱。有的中国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革命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如果那一时期新的社会力量尚未成熟到能够完成一场革命，那么革命就是过早了，并因此是个错误。一些历史学家也强调，考虑到中国从本质上来说是个多族群社会，所谓满汉间的种族矛盾不过是个反映大汉族主义的虚假命题。现在有人主张清廷自身的新政是成果丰富的，本能够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10]这可以被视为一厢情愿的修正主义，不过，它与20世纪90年代严重的政治风波有着共振，正是在此时，“革命”的语汇变成了“改革”的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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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守社会变革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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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学派由西方社会历史学家主导，不接受前两个学派的许多结论。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在他对两湖地区的辛亥革命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尽管流亡革命策划者可以充分利用革命形势，但就根本而言，并不是他们引发了革命。” [11] 那么，革命是怎样被引发的？当新的社会力量无法在政治进程中为自己找到空间时，它就可能会为创造这样一块空间而战。在中国的例子里，重要的一点是，在新兴专业人士、学生、商人，尤其是包括旧士绅家族在内的地方领袖的激进倾向之外，也要注意他们的保守倾向。对辛亥革命的社会史研究同样对长期以来中央权力向省与县的转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一学派相对而言不那么目的论，至少不那么乐观主义，比起作为让中国强大起来的一个阶段，革命显得更像是一场持续性崩解的一部分。革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军事化，这一趋势在1916年到1927年间的军阀时期达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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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视角下，是中国的地方精英（尤其是来自相对富裕的长江沿岸省份的）决定了革命的结果。内战一爆发，他们就为了地方与省一级的权力而背弃了清廷。他们或许是以传统的方式理解事情的——清廷已经失去了天命；不过，他们也同样认识到“革命”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以及自己能够影响新政治架构的创造。清廷尽管熬过了19世纪中叶规模浩大的起义（这场内战导致了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死亡），但再也无法完全确立中央的控制权，地方领袖开始履行国家的很多职能，至少在相对富裕的省份，成功的士绅与商人间的某种新联盟开始起支配作用。[12]因此，不管是只关注资产阶级还是只关注士绅都是误导性的。商业财富、土地占有、军事力量、庇护制，以及士绅在教育与科举考试中的成功，这一切结合起来构成了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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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传统士绅，这种新精英要大大地城市化了。在19世纪50年代的内战期间，城市要比乡间更安全。精英作为管理者，开始在如同业公会、治水会、赈灾组织、学校之类的私人与准公共组织那里找到更多的认同。用芮玛丽（Mary Backus Rankin）的话说：“商业化促使商人与士绅融合为一个生气勃勃且数量不断增大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权力基础在于土地所有权、贸易、高利贷与功名间方式不一的结合。”[13]尤其重要的是，城市改良主义精英正创造出一个公共空间——通过发生于茶馆乃至妓院这样的地方的论辩以及新兴杂志与报纸，他们能够讨论自己想要创造怎样的中国。[14] 新精英继承了儒家式的家长制委任统治，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与自己的新社会角色（管理宗教与教育机构，运作同业公会与同乡会——来自同一地区或省份的旅居者特别是精英商人的组织，照顾福利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的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城市精英开始松解他们与国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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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此类活动都有先例可循。官方有时会将消防事业委托给商人的同业公会办理，因为保护中国的木结构城市免于烧毁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士绅长期以来一直管理寺庙、地方福利事业（管理孤儿院，救济寡妇，埋葬赤贫者）与学校，官方几乎从不加干涉。在动乱时期，国家甚至授权地方士绅募组团练。而除了那些最大型的工程（如维护黄河大堤或运营大运河），其他农渠均由地方管理。此类活动并不是要与国家发生冲突，而是要弥补那些中央政府不肯或不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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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晚清时，变化确实发生了。纵使需要获得官方的认可，但毕竟通常是由地方精英来负责后义和团时期的新政事业。他们由此创造的公共空间既非不受官方干涉，也非必然与官方处于对立地位。确实，纵使精英自视为“社会”的代表，他们也还自认为在为建立强大国家做贡献。[15] 控制地方性的水灾促进了国家的利益，省一级的铁路将会使中国更强大。王朝保持着对人们精神的控制——商界自治会的领袖仍捐纳清朝的功名。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那些在辛亥年接掌了革命的人中的绝大部分都仍保持着对清朝的忠诚。 不过， 非官方的精英组织为政治辩论提供场所，影响着公共政策，并对地方官员施加着压力。他们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一股变革社会与政治的新力量，并从一开始就有着反清的潜能，当认为地方官员腐败或国家政策错误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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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晚清精英并不是革命者，不过，他们在转向一种新的批评性且有条件的忠诚。他们敦促朝廷，要求实行有限度的地方自治、加快君主立宪制进程以及抵抗帝国主义。学生革命者有时就是他们的子女，而如友情、乡籍与同门之谊经常能将地方改革者、激进知识分子乃至持同情态度的官员联合在一起。政治倾向各异的进步中国人共享着相同的目标、预设与世界观。在政治上，义和团一崩溃，清廷就转而开始改革，而这些改革则创造了要求进一步变革的力量。例如，1908年进行的省谘议局选举只会增加对宪政的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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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90%的谘议局议员是曾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士绅，但他们中的30%选择以更西方化的课业进行自我再教育，或在中国的新式学校，或在海外。[16]比起革命者，这样的人更年长也更传统，但你不能再说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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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新精英们无私地追求着民族的利益。例如上面描述过的“收回路权”运动，便旨在让它的领导者们赚钱。花费公共钱款建立了新学校，但其学费对普通人来说却太高了。不过，这里的要点仅在于，公共机构扩展得太快了，超出了清朝的控制能力。出于一大堆混在一起的动机，立足于城市的士绅要求在宪政框架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如果清廷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这些，王朝的这些天然支持者就可能会转而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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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暴力在1911年开始扩散时，这些新精英几乎没有明显流连就选择与他们的军方盟友合作，转而来领导革命。从辛亥革命历史解释学中第三个学派的视角来看，地方精英畏惧大众暴力。他们想要保证煽动革命的激进分子无法索得权力。他们反对土地改革与工会。1912年出现的省一级领袖通常都是新精英，辛亥革命采取各省从清帝国分离的形式也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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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学派强调基本的社会因素，最小化了上述事件的目的论意涵。既然最终颠覆平衡并导致革命的那些势力起初致力于改革，事情就本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结果。辛亥革命也并不是直线指向着共产主义革命。用周锡瑞的话说：“对日益西化的城市改良主义精英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胜利。作为中国精英脱离大众的重要一步，它更多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的前提而非榜样。”[17]不过，社会历史学家对新精英投以的关注有着自身的目的。 它虽然不算一场革命，但依然与现代化命题紧密相连——尽管就中国的情形而论，是被阻碍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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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学家认为，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增加，社会需要官僚与职业更大程度的专门化。传统的神圣或准宗教性的世界观必须被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主义所取代。不过，这在感到国家统一已岌岌可危的西化精英与落后于变革的平民百姓之间造成了日渐加宽的鸿沟。最后，那些对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改革似乎会撕裂它的社会统一。 传统上，儒家学说与皇朝国家制度在审慎地区分不同阶级的同时，又以共享的价值体系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然而，到20世纪初，城市精英正创造出一种日益与乡村文化拉开距离的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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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似乎夸大了“城市改良主义精英”的经济活力，而忽视了他们投身政治变革的程度。当然，在关涉到财产权时，他们是保守的，也不喜欢“混乱”，但他们明白辛亥革命并不是王朝循环过程中的一个新轮回：这场革命促成了一个建立在新正当性原则上的新形式政府的出现。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当时的国人将1911年与1912年的事件当作一场民族主义的政治起义，它计划以共和制取代专制君主制。这一清晰的“公共脚本”就是所有政治行动者与绝大部分城市支持者对辛亥革命的共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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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结构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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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派都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然而，不贬损革命者、改良主义精英与保守士绅（以及他们造就的奇怪组合）的成就，我们同样需要注意到，清王朝的制度基本上是自己崩溃的。当然，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帝国主义在中国创造出了悖论式的局面。第一个悖论是将“主权”这一西方的法律概念强加给中国，却又用强行订立条约的方式破坏着中国的主权。就中国人思考中外关系的方式而言，“条约”这一观念是陌生的。第二个悖论既否认中国的主权，它无法建立关税制度，甚或不能自己征集关税，它向许多西方国家支付数额巨大的赔款，外国警察力量存在于大多数城市，外国炮舰在各主要河道上巡行，然而在官方上，它又被当作一个主权国家（因为只有此类实体才能签署条约）且从未被殖民地化。这种异常情形能继续多久？1898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爵士警告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出于政治需要或在博爱的名义下），有生命力的民族将逐渐侵占行将消亡者的领地。”[18]操作性假设是世界由两类民族组成。在整个18世纪，也即工业革命的效能在世界的贫富两方间制造出巨大的断裂之前，大部分西方人尊敬中国的文化与力量。到19世纪，两者都成了被蔑视的对象。在外国人看来，治外法权——外国人依其自身的法律由其领事加以审判——保证了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对中国人来说，在没有被全面殖民的情况下，它成了外国人背信弃义的最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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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中，外国势力显著增强。通过每一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列强确保了中国对其中一国让与的权益也由其他各国均沾。此外，到19世纪90年代，一小部分中国领土已被殖民地化。香港以“永久让与”的名义割让给了英国，台湾则割让给了日本。不少非汉族的偏远边疆地区被列强分割：在西藏是英国，在琉球群岛则是日本。大部分主要城市——包括新兴的商业中心上海——的某一部分被“租借”给了列强。这些租界事实上成了微型殖民地，它们由当地外国人管理，最终决策权则在伦敦、华盛顿、东京或巴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所击败，这让分裂——“瓜分”中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对特许权的争夺”使东北与山东分别成为俄、德两国的势力范围， 并增强了英、法两国在华中与华南的势力。列强间的竞争威胁着过去的非正式协议——如美国“门户开放”的建议所不切实际地希望的那样：让中国主体保持独立，但要对贸易与传教士保持开放。不过，门户开放本身更多是帝国主义间的松散合作，而非对中国主权独立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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