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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ichael Gasster（高慕轲），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1，Late Ch’ing， part 2， p.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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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Republican Politics，1912-1918，”China Quarterly 150 （June 1997），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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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参见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以及Arif Dirlik（德里克），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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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 New Left Books， 1993），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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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David Der-wei Wang（王德威），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Theodore Huters（胡志德），“A New Way of Writing:The Possibilities for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China， 1895-1908，”Modern China，vol.14，no.3（July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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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林纾：《〈贼史〉序》。引自Theodore Huters（胡志德），“A New Way of Writing，”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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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刘铁云：《老残游记》。英文译者： Harold Shadick（谢迪克），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pp.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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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上书，pp.12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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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吴趼人：《恨海》。英文译者：Patrick Hanan（韩南）， The Sea of Regret: Two Turn-of-the-Century Chinese Romantic Novel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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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秋瑾：《精卫石》。“精卫”是一只传说中的鸟儿，它试图用小石子填平大海；秋瑾改造了这一寓言，将主题从徒劳无功变为了希望。参见Amy D.Dooling（杜爱梅）以及Kristina M. Torgeson（杜生）， 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pp.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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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Quotations from ibid.，pp.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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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三章 清朝覆灭过程中的观念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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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倾向于君主立宪制的改良主义者与倾向于共和制的革命者论战频频，经常互相谩骂。这一论战既是学理性的，也是情绪性的；既是抽象的，也是个人化的。主导者则是那些面对着危险而不确定的形势的流亡者团体。两方都可以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的标签——这虽不会增进我们的理解，但却是重要的。两方都想要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国家（尽管不是当下这个政府），都设想了某种形式的议会民主制，他们的分歧在于政体问题，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界定“国家”。“中国人”是指汉人这一族群，还是一种公民参与资格?革命者强调他们的革命（在其他含义以外）是一场“种族革命”，他们要求向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持续罪行进行“种族复仇”。对革命者来说，国家建设有赖于民族建设。他们也开始考虑社会正义问题，这标志着对农民与工人的关注的萌芽。改良主义者倾向于弱化种族差异，强调满人对汉人生活方式的归化。他们因此以国家为标准界定民族性，强调真正的公民权以教育为基础。最后，两方在手段上互相歧异——渐进主义的改良对绝然断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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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辩论的确切内容的话， 那么可以说，19世纪90年代的激进派儒生已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空间。这是一种新的语言，表达的是关于民族、公民、公共舆论、自由、权威、竞争与进步的概念——新形式的人类团体。过去独一无二、最强有力的政治形象——作为天子的皇帝及其一整套确认帝国与宇宙统一性的容仪——正在崩塌。摆脱这一形象的影响并不容易，用今文经学的孔子形象来取代它的企图从未真正实现，这或许是因为中国文化一直就太过于复杂了。虽然开始时若断若续，但以“汉族”理论为基础的团结一致的民族形象将取代皇帝，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象征。这是民族主义者的方案，造就于最艰难的境况之中——中国部分地区被外国军队所占领，吸食鸦片无可阻挡地泛滥于所有阶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崩溃缓慢但又似乎无可逃避，道德破产，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不过，这也是一个有伟大希望的年代——放胆信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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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实现民族主义者的方案？年轻人的自我形象中有一点浪漫主义的内容，他们愿意为国人牺牲自己。正如谭嗣同（1865—1898）所说：“困于君权之世，非此（指游侠——译者注）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1]有人以自杀唤醒国人，有人试图刺杀政府高官，还有人领导武装起义。谭嗣同自己则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拒绝逃离北京，被慈禧太后下令处死，成了烈士。他的死在激进派儒生与后来的革命者间建立起了不被承认的联系。1907年，秋瑾被清廷以密谋起义为名处死，成了第一位革命女烈士。她不仅是一位反满革命者，而且也是一名坚定的女性权益——辛亥革命的另一主题——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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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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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新知识阶级的观念，我们就必须理解他们争论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中国”？ 让我们从历史主体问题开始。在上面，我们已提及了纪年的重要性。时间（或至少历史）以朝代划分，从开国起，顺次历数该朝各个君王的统治。作为替代，康有为想以孔子诞辰作为历史纪年的起点（如同西方以耶稣诞生纪年）——就他的孔子观来说，这一点也不令人惊奇。不久之后，革命者也有了自己的纪年体系——以黄帝作为起点，据称可追溯到约4000年前。孔子只是位思想家，而黄帝则是汉族的始祖。随着革命的成功，时间重新开始了，1912年成了民国元年，1913年则是民国二年，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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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的问题体现了帝国与国家的不同。长久以来，中国历史学家有着两种区分。第一，帝制中国——历经不同王朝的多民族帝国，可与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以及接下来更近的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相比拟， 还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如同现代法国）；第二，以文化还是族群或“血统”作为中国人认同的标志。现代国家一般用“文化”界定民族的共性（如语言与宗教），但在中国，文化认同与帝国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可以共享儒家学说与佛教，甚至入侵中国且建立“征服王朝”的“夷狄”也被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同化——天命的降临是以德行而非血统为基础。 在帝制中国时期，接受正统（儒家）文化就可以成为帝国的一员。但在晚清，现代中国被从种族的角度加以构想，以至于中国认同或所谓的“汉族”认同被联系于共同祖先（血统）的神话。 换句话说，若使种族而非文化是关键所在，那么一个人一出生就要么是中国人要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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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传统/帝国/文化与现代/国家/种族的二分可能被夸大了。[2]近来，历史学家指出，儒家学说自身具有种族意识。当中国人最初与北方游牧民接触时，他们认为“夷狄”文化落后，生性鲁莽、粗鄙、卑劣、残忍且不道德。实际上，文化与种族的区分可能是细微的——如果你采取正统言行足够久，你就可以宣称自己是汉族后裔。此外，清廷有意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明显的满洲认同——皇家谱系、宗室贵族与八旗。[3]清廷利用中国传统的官僚体系，支持关内各省的士绅阶级，但它在统治（有时是非常间接地）帝国的边疆地区时，则将蒙古人、藏人与维吾尔人当作各不相同的民族。它试图阻止汉人移民到边疆地区，有时甚至试图保护西南地区的土著族群。无须明言，它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尊重少数族群的权利，而是为了维持庞大帝国的秩序，且从帝制中获益（例如蒙古盟友的战斗本领，以及西藏喇嘛们的精神支持）。皇帝从不同群体的效忠里获得荣耀。清朝并不是简单地归化入中国，就此而论，它同时标志着种族意识与帝国（而非民族国家）思想，且并没有整合不同民族的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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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大多数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清朝似乎确实被同化了。因为它在关内各省或者说在前明疆土内采用了传统的官僚体系，提倡儒家经典，且一般以正统道德术语示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满人基本汉化了，他们只说汉语，写汉字，忘记了自己的骑射传统。不过，皇室与其他重要的满人继续举行奇怪的（对汉人来说）萨满教仪式，满汉禁止通婚，给予满人俸禄，顶层政府职位也被预留给他们。由此，在许多汉族激进分子的头脑中，种族与政治问题就联系在了一起——政府的无能与腐败、满人的特权、共和主义以及互相冲突的忠诚：对王朝还是民族？也许，如果当危机爆发时，是一个汉人王朝而非满人的清朝在统治中国，可能君主立宪政体就会出现，激进的辛亥革命则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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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说明一下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区别。在20世纪之前很久，中国认同已经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谈论古代汉民族；不过，从未有过一个汉民族国家，且民族认同的感觉也并不强烈。直到20世纪，作为整个东亚的主导文化的承载者，中国人——不像日本人、越南人、朝鲜人以及其他邻居——始终无须担忧自己的认同，中国性因此成为了一种默认的价值，很少被提及，因为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20世纪初，却不得不创建汉民族国家：必须说服人民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并为之献身。因此，也不得不创建看护民族的强有力政府。这样，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的方案就是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分的。两者都是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不同的社会团体宣传着各自版本的民族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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