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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邹容：《革命军》。英文译者：John Lust，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03（The Hague: Mouton & Co.，1968），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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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引自Edward J.M.Rhoads（路康乐），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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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译文出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 Sourses of Chinese Tradition， 2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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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Frank Dikötter（冯客），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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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因为一些原因（包括他大部分文章的深奥难懂），章炳麟在历史上一直是有争议的。最近的一个概述是Young-tsu Wong（汪荣祖），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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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清朝对族群的态度，参见Mark Elliott（欧立德）， The Manchu Way， 以及Pamela Crossley（柯娇燕），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11， no.1（June 1990），pp.1-35。以及特别是Translucent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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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atricia Ebrey（伊沛霞），“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收入Melisssa J.Brown（鲍梅立）编：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pp.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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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Don C.Price（贾士杰），“The Ancestral Nation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纪念兴中会创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Centennial Symposium on Sun Yat-sen’s Founding of the Kuomindang for Revolution”， 台北，1994年11月19—23日） ；以及“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Autonomy， Family and Nationalism”，收入 《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015~10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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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见Anne Cheng（程艾兰），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the Old Text/ New Text Controversy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收入Joshua A.Fogel（傅佛果）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pp.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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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Martin Bernal，“Liu Shil-p’ei and National Essence”，收入Charlotte Furth（费侠莉）编：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890-112;Laurence A. Schneider，“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收入同上著，pp.57-89; 以及Lydia Liu（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3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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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 Sourses of Chinese Tradition，vol.2，pp.102-103（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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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 Sourses of Chinese Tradition，vol.2，p.104（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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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Prasenjit Duara（杜赞奇），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pp.11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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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四章 从军事独裁者到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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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方，他拥有（中国最强的）北洋新军的支持，而在南方，他则与同盟会达成了协议。大致上，直到1916年去世，他始终统治着中国。袁世凯统治的宪法基础是，他是由清廷新近建立的资政院推选出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且清帝已正式退位。南方革命党政府同样承认袁世凯，他们寄望于在共和政治制度下，自己也终有掌权的一天。新兴的民国以五色旗为国旗，代表着汉、满、蒙、藏、回（穆斯林）五个民族，以公历纪年。时间被重置了，并不以年号或朝代，也不以孔子或黄帝甚或耶稣诞生纪年，而是以民国建立来纪年，从民国元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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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民国政府同时主张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男人剪掉了辫子（或强迫他们剪掉），妇女放脚则相对缓慢得多。在城市居民中间，握手开始取代——或补充——作揖。然而，共和政治制度并未能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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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确实推翻了清朝以及整个君主体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并没有被真正摧毁，皇室也没有被处死。隆裕太后（光绪帝的遗孀）以小皇帝溥仪的名义签署退位诏书，认可了袁世凯的总理地位，这部分是一场交易，它允许皇室暂居紫禁城，并每年从新政府领取一笔津贴。袁世凯将办公地点定在了紧邻紫禁城的原皇家听政地——中南海，也就是今天共产党人治理国家的地方。尽管直到1924年，皇室才被赶出了紫禁城，但民国政府从未能按期支付约定的津贴。旧朝廷的官员变卖了很多皇室珍宝，它们今天已散落全球。更直接的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城的心脏地带，宫廷礼仪（年轻皇帝接见廷臣，甚至还接见政府外交官）仍在继续。这象征可能是革命的宽宏，但也可能是它的局限：不得不与过去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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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基本上是作为军事独裁者在统治。这不仅是说，他的权力直接来源于高级军官的支持，而且也是说，他通常穿军装亮相，这使统治的军事性质显露无遗。在19世纪90年代以及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作为清朝的臣子，袁世凯亲手建立起了中国最精良的军队。主要将领与军官都是他的门生，他也是位能干的行政官。清朝时期，在处理外国事务与进行行政改革时，袁世凯成功地建立起了他的事业。其事业表明了现代中国权力性质的转变——从帝制—官僚变异为更军事化的统治。自晚清以来，武人日渐政治化，文职政治家与官员也日益受制于军事力量。袁世凯在1916年死后，这些趋势导致了彻底的军阀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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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袁世凯害人不少。1898年，当维新人士在那个生死攸关的夏天向他求助时，他背叛了他们；1911年，当清廷要他施以援手时，他背叛了他们；1915年，他推动帝制运动，最终背叛了共和。当然，这些所谓的背叛都可能是个人对形势的实用主义回应。对袁世凯的核心批评并不在于他的个人品行，而在于他对当时端倪已露的新中国的理解。他推进国家建设层面的改革，这是受教育阶级一直以来都在追寻的，但他却坚持实行纯粹的自上而下管理，消灭精英民主，扼杀地方自主性，最终摧毁了他自己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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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民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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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民国政治以争斗为标志，争斗的一方是出现于晚清的地方势力， 另一方则是官僚国家政府——承继自清代，其中绝大部分袁世凯都未加变动。在他眼中，地方力量无疑是无纪律而危险的，他没有尝试去笼络它们，也未能理解精英动员（更不用说民众动员）的潜能。袁世凯确实试图改革政府的司法与金融机构，聘请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鼓励工业，兴建学校（仅指男校），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禁绝鸦片，重建基础设施。因此，他是在寻求延续并扩展清末新政。正因为袁世凯是位军事家，所以，他的政府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上显得符合现代这个词：如果军队能成为纪律严明的民众动员的典范，那么整个民族将会齐步前进。这一军事典范后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社会动员观念，但是，只要袁世凯是通过臃肿的官僚体系进行统治的，他的政府就不可能不是保守、腐败且无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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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统治的标志——与污点——包括以下这些行动：向外国银行与政府借款（而非改革税收制度），摧毁议会政治，镇压所谓的二次革命，以命令统治，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要求，最后，试图自己建立一个新王朝。毫不奇怪，许多中国人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袁世凯的统治在声名狼藉与灾难重重中结束，且它树立起了一种日益恶化的模式——政治危机、暴力与分裂。不过，这一切并不完全是他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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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继承的是一个已破产了的政府，每月赤字高达1300万元。由于中央政府权力削弱，帝制时期税收体系的支柱——地税被地方与省一级截留，袁世凯事实上一点也没收到。袁世凯使尽了压制的手段，但在权力深入地方行政的程度上，新政府甚至不如前清。关税已落入外国人之手，中国政府不得不依靠厘金与五花八门的货物税（如茶税）为生——有可能都无法保证中央行政的日常开销，更不足以支付改革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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