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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的清末新政已预示了民国政府向基层扩展的企图。国家建设（受到城市精英的支持）表明，村庄与省以及国家政府间的关系将要比之前更为密切，它意味着，政府将努力以一种帝制体系从未尝试的方法深入村庄之中。就上文述及的“嵌套等级制”市场体系所造就的国家一体化而论，农民仍只是被不完全地整合到了国家之中。部分上，他们仍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行其是。绝大多数农民甚至不知道辛亥革命已发生有一段时间了，或即使知道，也以为袁世凯已建起了一个新王朝。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对附近城市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纵然是以扭曲的形式），途径则是通过秘密社会（他们的领袖与革命者有联系）、遣散返乡的士兵、剪辫运动，以及新官员或有了新头衔的旧官僚对乡间的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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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往往在半途中与外来代理人碰面。在清朝时期，理论上，赋税额是根据对所占有土地数量与质量的评估而确定的；但事实上，要维持这一制度，就必须进行土地清丈，而后者从未能跟上。结果则是，赋税额变得既是习惯性的，又是临时性的。缴税义务通常由一群村民或全村来集体担保，在县衙的“差役”与“税吏”有机会了解到确切情况之前，地方士绅、地主与村中长者就用钱打发走了他们。不过，袁世凯打算要重新清丈中国所有的农田，让富者按田纳税，将开垦出的泽地与山地也纳入税基。虽然这一方案构想显示出他有着何种程度的治国雄心，但该计划从未实行，标示的则是政府在事实上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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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政府的代理人对乡村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军阀割据，强征金钱、男丁、作物与设备（尤其是牲畜与马车）， 这不仅对农民造成了直接的压力，而且造成农业 量急剧下滑。在有些地方，农民甚至失掉了他们传统的劳力投入、资本投资以及将作物运到集市的简易设备。以废庙兴学为例， 此事由国家指令，并受到现代化精英的支持，不过，在农民看来，这一变革对他们是有害的。在教给农家子弟所需知识（亦即一点读写能力）方面，新学堂是否比旧私塾为优是并不清楚的；新学堂的花费（不管是税款还是学费）更高，农民往往完全承担不起。而亵渎寺庙则自然要冒神佛降怒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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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军阀割据之前，晚清政治权力的下移就在影响着乡村。简而言之，中央政府的孱弱导致了地方士绅的优势。这一地方领袖的优势同样以普通农民为代价，大量证据表明，20世纪早期，村民间的关系明显地恶化了。不过，历史并不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零和游戏（中央权力越大，地方自主性就越小）过程，相反，新老政治行动者需索的是不同种类的权力。[6]在某些方面，中央政府可以与省及地方机构一起成长。辛亥革命后，村庄有了设立预算与征集赋税的法定“权利”，如同老的领导者那样，村里新的正式领袖是比较富裕的那些人。他们是当地人，且仍不能被看作国家的代理人。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面临着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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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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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标志是一个悖论——虽然在许多方面，国家都被削弱了，但国家与准国家政权对乡村的干涉却增大了。许多人认为改革最终将使中国“富强”，但它花费甚多。相应的，现代化国家的财政需求——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增加税收——对村社生活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国家确实做到了增加税收收入，但它却既损害了乡村自治，又没能保护其免于掠夺。由于需要干涉乡村，国家毁掉了它的自然支持者——传统乡村精英，正当性也受到了削弱。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通过对华北乡村资料的考察，将之称为“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过程——虽然国家并没有被削弱，但国家建设却随着范围的扩展而适得其反。乡村的动荡增加了三种政府体制——新政阶段的清朝、袁世凯政权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政府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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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后期，帝制管理体系的局限意味着乡村很大程度上是在自行其是。绝大部分中国官员都看到，这一体系的弱点在于非正式的县级官吏——衙役与胥吏。他们是受鄙视的一类人，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受儒家道德教化、为官奖惩（包括俸禄，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习惯性规费与贿赂）以及他们的主人——县官（后者依靠他们办事，但却甚至可能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限制。在一长串批评者中就包括有康有为，他想要废掉这些人，在上代以士绅参与，在下代以乡村“自治”。在清朝时期，乡村被认为应由保甲长管理，他们在缴纳税赋与维持地方和平及秩序上向县衙负责。这是令人垂涎的工作，象征着地方威望，或会成为个人自肥之途。 村庄首领被指望着能保护村社免受外来者（不管是匪帮还是征税者）的恶劣掠夺。就根本而言，地方精英的权力是非正式的——纵使他们的终极后盾是帝制国家（其力量令人生畏），但朝廷命官毕竟离得很远。村一级的平衡通常是靠一整套的道德规范、互惠感、日常实践、宗教仪式与信仰以及家族与市场网络（杜赞奇称之为“权力的文化网络”）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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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晚清开始，通过向地方精英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国家建设计划打破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村庄首领既不能满足国家贪得无厌的需索，也无法通过抵抗这些需索来保护村社。变化可见于，村民开始逃避村庄首领之职。最重要的是，征税不定期对村庄整体（不是像地税那样施于个别农家）增加了新的负担。村里不得不想办法筹出这些钱。这不仅对村庄首领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显然也损害了村庄的团结。不同种类的村庄回应方式各不相同。在华北那些主要由贫富大体相同的小自耕农组成的村庄里，村民间或会强化内部纽带，成立自卫组织， 并分担税收负担。另一些村庄阶层分化更明显，或绝大部分土地掌握于不在村地主之手，面对外来压力，它们会分裂，且变得更加脆弱不堪。村庄首领弃职而去，随着新人——新类型的人——进入村庄领导岗位，品性也就跟着变了。新首领纯粹以强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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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20世纪中国“土豪劣绅”的结构性起源。这些人可能出身于任何阶级，他们共同所有的则是欺压人民所必需的气力。实际上，他们成了包税人（尽管并未得到政府承认），对村民来说，则就是敲诈勒索之徒。“土豪劣绅”可能会安排征税，但往往会欺骗国家，并反对财政管理合理化的努力。他们与地主联手，因此也就无法代表村民。与传统士绅或真正的村庄首领不同，他们没有任何正当性——国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国家政府的去正当化与村庄权力安排的去正当化密切相关。尽管这并不是说传统秩序下的乡村生活是田园牧歌式的，但至少村民在道德体系（纵使是等级制的，但也是互惠的）下各安其位，国家也试图限制地方掌权者的特权——即使仅是为了避免触发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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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帝制国家崩溃，这不仅是中国高层政治的一个枢纽性时刻，对乡村社会也是如此。因为传统精英的正当性部分就源于他们与皇帝的“联系”。家族中若有人中举，就可以在宅院门口竖立功名旗，以显示自己的新身份。虽然从北京的真龙天子到乡村中的士绅地主，中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但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然而，到革命派都督或袁世凯的将军这里，这一正当化路径却几乎从未能延伸出省城的范围。确实，在晚清时期，分裂过程就在持续发生，不过，1911年后，速度更加快了。这并不是说，辛亥革命自身标志着乡村社会的一场革命，而是说在君主制崩溃后，地位关键的士绅阶级将无法幸存下来；而在士绅阶级崩溃后，乡村中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也无法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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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在乡村中，匪患明显加剧了。[7]盗匪是社会生态中的一个传统部分，无疑，在所有农业社会中，当有年馑时，年轻男子就可能会变为盗匪，而女子、孩子与老人则会变成乞丐。在某些地区，盗匪是一项传统的淡季营生。不过，在民国早期，匪帮的数量与规模都显著地扩大了。盗匪不仅是一项收入来源，而且，尽管危险且触犯法律，但它在两方面都可以被正当化：中国的罗宾汉传统——梁山泊式的好汉以及尚武主义的普遍流行。 许多有或没有官方头衔的军阀都出身于匪首，更多的农民则在兵与匪两种身份间来回转换。绑架勒索赎金与盗窃都司空见惯。有些匪帮有几千人，控制着颇大的地盘。尽管并没有真正专门劫富济贫的罗宾汉或“义匪”，但许多匪帮至少仍顾念本乡本土（“兔子不吃窝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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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剿匪方面，军阀队伍几乎毫无用处。通常的做法是军队放空枪，警告土匪他们正过来。这有着双重好处，既避免真正交火，又通过保存土匪来提醒官方维持军队的必要性。总的来说，在绝大部分农民看来，土匪并不比政府代理人更坏，甚至官方也往往认为土匪并不比外来士兵更坏。绝大部分匪帮都是短命且地方性的，不过，在1911年到1914年间，著名的白狼曾领导着几千人纵横于中国北方五省。从盗匪变为行伍很容易，而从盗匪发展到反叛起义则几乎甚至不具有意识的可能性。[8]事实上，土匪经常与那些能够荫庇他们且从他们那里获益的精英建立联系。匪患表明了国家政权的失败，也同样是乡村中国衰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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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匪患，在邻近村落间，同样有着大量的暴力冲突。争夺水源与树林都可能引发械斗。此类骚动与暴乱的例子很多，因为难以界定且记录分散，数量无法统计，但可见于国内与外国的官方记录与报纸中。[9]此类事件有种传统感，不过，值得询问的是，匪患与集体性暴力的上升是否仅仅代表着经济失败？民众对革命结果的失望是否也对乡村抗争有所促动？之前的绝大多数骚动与暴乱都是由征税与虐政所触发，与地主关系不大；这里的要点并不是阶级对抗与乡村中国毫不相干，而是村社—国家冲突是晚清与民国早期政治的一个主要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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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至1914年间的福建省仙游县黄濂起义就是一个明证。 它将保护当地鸦片种植者、反抗政府禁令的积极努力与抗税情绪、反基督教运动以及对新兴民国政府的普遍敌视结合了起来。[10]黄濂最初支持辛亥革命，1912年夏，他成了一个由农民、地主以及少数地方精英（士绅与以城市为依托的会社领袖）组成的松散团体的首领。可能出于地方政派争斗方面的原因，他起而反抗袁世凯政府。起义者的主要要求是废止鸦片种植禁令，且停征地税。驻仙游的袁世凯部队残暴而贪婪，引发了进一步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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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13年夏，二次革命席卷了福建省。随着袁世凯对东南控制的加强，政府军最终将起义分子孤立了起来，并处死了他们的一些首领（包括几位持同情态度的士绅，黄濂则下落不明）。袁世凯利用起义摧毁了精英的反抗，并重新开始禁烟运动。不过，在他死后，这一地区的鸦片（获利丰厚的经济作物）种植迅速恢复。尽管这一事件毫无全国性的重要性，不过却显示了农业社会抵抗外来压力的能力。袁世凯与北京政府可以在起义一发生时就派来军队，但却无法预先阻止它。尽管农民尚不能登上政治舞台并以自己的声音提出要求，不过他们仍能表达不满。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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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抵抗、造反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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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向前看片刻——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农民成了主要的政治行动者，是他们造就了中国革命。虽然“一贯”有着抵抗、暴动与起义倾向，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自觉的农民运动才开始出现。随后，农民对革命的塑造达到了定义其内涵的程度——他们决定了革命的限度、烈度与方向。如我们将看到的，农民阶级受中国共产党的塑造（也塑造着共产党）。对20世纪的农民而言，根本的疑问在于：（1）他们面对着怎样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 （2）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又是如何开始支持共产党的？（3）他们如何认知国家？又希望它能为自己做什么？ 事实上，对我们理解中国，这些疑问都是基础性的。前两个疑问引发的学术兴趣最大，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第二个疑问详加考察。不过，应给予更多关注的是第三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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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史地看，所有大的农业文明都必须应对乡村骚乱问题，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似乎尤其常见。国家需要农业剩余，这与农民以及地方精英有着矛盾，人均剩余有限这一事实意味着，在天灾与歉收时，国家的需求可能会对村社造成威胁。清朝士绅与上一千年的大贵族截然不同，与国家相比，他们要弱小得多。 同时，当冲突爆发时，他们可能会认同于村社而非国家。因此，当普通农民攻击地主时，农民起义具有阶级性，而当乡村精英加入农民运动并攻击国家（或至少它的地方代表）时，该起义又具有更明显的政治属性。尽管精英与国家联系——通过儒家教育、科举制以及国家保护财产权的承诺——紧密，但士绅身份无法继承，家族财产每过一代就会被平分。换句话说，地方精英感受着向下的社会压力。他们可能会与普通农民一起向国家提出要求或抗税，也可能会与国家一起压制地方骚动。国家试图在农民阶级、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间保持平衡，在政府事务上，乡村精英是必要且自然的盟友，但也是潜在的资源竞争者。小自耕农经济避免了可能挑战朝廷的大家宅的出现，但如果这一平衡失效，国家自己就可能变成民众愤怒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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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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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社会革命”或阶级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重塑这一意义上来把握“革命”。根本性政治变革——重塑政体基础——将会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急速的文化变革也是如此。另外，“造反”首先指的是非法的有组织抗争；就其外延而论，造反是要以新政府取代现政府，且只寻求对阶级结构与政治制度进行小幅调整。[11]革命——至少作为自觉行动——则是完全现代的。没有农民独自造成革命的历史先例。从“国家”——统治机制——的观点来看，造反不会有什么结果，权力与阶级结构将被恢复。从“政府”（朝廷以及官僚）的观点来看，造反是与革命同样严重的事情，造反者自然被当作叛贼。而从农民的观点来看，在造反中，他们成为政治行动者的程度与革命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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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我对“农民阶级”的归类相当宽松，是指非精英的乡村居民。但农民有时会被更严格地界定为种田人或种田人家的成员，有时甚至会排除无地的佃农或雇工。我这一较为宽松的定义的好处在于，它指涉的人群共享着同一种文化，说着同样的方言，受同一经济变革之害，家庭间也可能通婚。[12]不仅是说纯粹的“农家”女可能会嫁给商贩，而且是说农家子弟可能会去给剃头师傅或药房师傅当学徒，反过来，后两者则可能给子弟买地耕种。甚至职业土匪也往往保持着乡村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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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依然存在，农民如何决定是认命还是造反？做出这一决定并不仅是基于时事艰难或遭受剥削，事实上，有一学派明确否认这一点。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农民一直受到剥削（就其定义来说），阶级与制度性安排（尤其是国家）间的关系才是解释农民起义的关键因素。[13]不过，是否在任何时候，农民都觉得自己同等地受着剥削？农民对非正义的知觉会随着环境而改变，虽然发掘农民的主观道德世界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但认为它无关紧要而束之高阁同样不是办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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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剥削”不仅是指对剩余的占有，也是指（如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互惠的强制性索求。[15]正当性权威需要互惠、管理能力以及对共同体目标的共享感。我相信，互惠概念对思考中国的剥削问题尤其有用。许多社会学家已摒弃了剥削概念，因为它高度主观且情绪化。然而，恰恰是主观的剥削与非正义感解释了20世纪中国农民的愤怒。不仅乡村精英丧失了他们传统的社会功能，而且国家社会功能丧失更具关键性——它无法抑制地产利益（包括高利贷者）强征极具破坏性的“特别税”以及放任道路、沟渠与堤坝毁坏。在国民党统治最初十年（1928—1937），尽管政治失序逐渐减轻，但仍继续扰乱着市场与商品化经济的其他制度，通货也仍不稳定。工业（包括本土与外资）虽有所增长，但其速度并不足以吸收增加的人口。纵使客观说来，农民总体上过得并不比以前更糟，但他们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潜在的社会契约正在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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