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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enry A.Landsberger将无地者纳入其农民定义之中，“Peasant Unrest: Themes and Variations”，收入Henry A.Landsberger编：Rural Protest
:Peasant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Macmillan，1973），pp.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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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尤其是 pp.114-115;还可参见William Skinner， “What Makes Peasants Revolutionary?”收入Robert P.Weller 与Scott E.Guggenheim编：Power and Protest in Countryside
:Rural Unrest in Asia，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57-179。Daniel Little（李丹）在其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中，对这些复杂问题进行了清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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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尽管有时有所夸大，不过，在描绘农民阶级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时，“道德经济学”学派展现出巨大的独创性。在农民的认知中，明显有某种非正义感在发挥作用。 常被引用的是James 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还可参见Daniel Little（李丹），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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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arrington Jr Moore，Reflections on the Causes of Human Misery and Upon Certain Proposals to Eliminate Them（Boston: Beacon Press， 1972），p.53：“……当1）交换的物品与服务明显不等价，以及2）交换的一方使用了相当程度的强制时， 剥削就构成了物品与服务交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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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James C.Scott的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以及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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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本章整体上受益于 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该书依据生态与适应因素，对淮北地区（位于淮河与黄河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农民活动进行了探讨，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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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向云龙：《红枪会的起源及其善后》，载《东方杂志》24卷21号（1927年11月10日），35~36页。引自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pp.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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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六章 城市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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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中国，城市与乡村几乎截然相反。在城市里，文化互相混合匹配，新的生活方式成长发展起来，人流汹涌：穿着工装裤的马车夫与人力车夫、穿着西装或传统学者长袍的银行家与教授、艺人、工匠、妓女、学生、僧尼、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男女、饭店侍应生、路边小贩、各式店员、骗子、乞丐、士兵、乡间骚乱涌来的一波波难民，以及大体上每一种职业与时尚的追随者。就上海来说，包括难民在内，移民来自世界各地——在20世纪20年代，是逃避列宁而来的白俄；在30年代，则是逃避希特勒而来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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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步行一小段路， 市民就可以从高雅的书店走到冷饮店、茶馆、妓院或公园——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许多公园被建造起来，居民花费不多即可游玩。北京尤其幸运，因为在1912年后，绝大部分旧日的皇家寺庙与园林都变成了公园。[1]建造公园象征着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公园同样是进步的标志，表明如同西方与日本那样，中国也会为自己的公民建造健康、娱乐与放松场所，不过，工人阶级家庭很少能承担得起门票费。公园同样成了政治抗议的场所，因为在这里，游行示威者能够汇集起来，并且聆听演讲。它也成为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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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以每年约2%的速度增长。上海不仅支配着华中内地，而且也掌握着远东的贸易与金融。中国主要城市变成了政治与文化论争以及商业竞争的场所。政治运动在城市里被组织起来，城市居民开始将自己看作公民。民国政府倡导新的公民意识，如“双十”（10月10日）国庆日，该节日有队列与旗帜操演、军事检阅与步枪演练、学生运动竞技、政治演讲、“新戏剧”演出以及官方与私人宴会。新公民以短发（男人们剪掉了辫子）、天足（妇女不再缠足）、鞠躬与握手（替代磕头）以及西式着装作为自身的标志[1-1]，公民新形象——比旧的要严厉、直率与强壮一些，间或身着制服——的范例则是士兵、官员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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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历史学家在如饭店、同乡会大厅、公园、广场乃至澡堂之类的城市空间中追索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起源，此类场所被用来谋划示威游行、达成政治交易以及举行集会。日报、周刊、月刊与书籍大量出版，闲话栏与其他的中产阶级读物流行于职员、店员与家庭主妇之间，精英则阅读严肃的政治评论。不过，这些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社交模式。不同团体共享着对国家与地方的政治意识感。例如，就北京来说，无论哪个军阀占领了它，都不能忽视城市里的公共舆论——后者日益被界定为与国家相对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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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兴的市民社会的“担当者”就是公民——假定包括所有中国人，但实际上只包括以摩登为标志的少数人。民国新政府命令其官员在官方场合身着西式礼服，不过，成为男性通行服装的是“中山”装——模糊的军服式组合：裤子、四兜上衣与高领。整个20世纪人们都在使用这种服装，其在西方则以“毛装”为人所知。现代女性将在下面详细讨论，不过，她们也有把自己区别出来的方法：除天足与短发外，她们不穿长而宽松的裤子，改着短上衣与裙子，到20世纪20年代末，又身着长旗袍；尤其重要的是，她们可以走出家庭，进入公共场所。当然，在实际生活中，面临不同情境，礼节也可能不同。一名学生可能仍向父母磕头，但到了学校就身着制服，练习体育，并操练军事。不过，总的来说，现代公民通过着装、礼节与身体语言互相确认，因此，其新共同体尽管包括士兵，却排除了农民与工人。有些人负担得起现代衣着，也学得会新式礼节，但却选择不这样做，这则是将自己标记为了共和精神的老派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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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也并不与国家建设相对立。正相反，各式各样的正式与非正式协会——如商会、酒吧、学生团体、妇女组织——与国家互相渗透，它们虽然愿意吸收官吏会员，但在面对国家时，同乡会仍会代表商人的利益。学生团体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在发生特定对抗后，团体本身也可能会消失，但一旦情势改变，它们又会重新出现。与其说城市市民社会是自主个体追求个人利益与表达公共关切的场域，倒不如说是团体代表、竞争与协商的舞台。国家的羸弱与地方社会的力量造就出一个动态的混合体。社会无法——也不想——取代国家，事实上，国家的羸弱被广泛看作总体进步的严重障碍。[3]公民社会的自我形象完全是爱国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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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家并没有强大到迫使不同阶级与地方团体结合起来保卫自己的集体权利的地步，所以甚至在城市里，社会团体也仍然是分裂的。当时人一想到社会，留心的并非“阶级”（该术语尚未普遍使用），而是“圈子”，尤其是官员、商人、学生、绅商、军人、教师、记者、工人与警察的圈子。 这些就是支配城市公共生活的团体。它们是发展中的自治组织，至少部分地摆脱了国家控制。正因如此，这些强有力的新兴社会力量就成了城市社会的标志。城市的物理外观也正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中国城市的面貌改变了：除小巷外，有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在人力交通工具与骡车外，又加入了马车、黄包车与汽车；彩色广告到处可见，明亮的电灯照耀着街道与商店。城里人读着当天出版的报纸，而不用几星期等一批报纸的到来。城里的生活更加开放：非法情侣在茶馆幽会，政治煽动者在公园演说，个人可以通过剪发、穿着西式服装或喝牛奶来重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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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城市在保护之下，未受军阀的肆意劫掠。作为通商口岸，它们以列强为靠山，后者不会容忍秩序的崩溃。到1917年，大约92个城市正式开放进行外贸。尽管在20世纪早期，中国主要城市中到处都是犯罪、卖淫、腐败的官僚以及贪婪的帮会，不过比起一个半世纪前剧烈工业化阶段的伦敦或巴黎，前者可能是更好得多的生活场所。 通过将粪便卖给农民的古老做法，基本卫生得以维持，正如在清末时那样，商人的同业公会提供着某些社会服务——组织团练，负责消防与环卫，开设施粥所，免费安葬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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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新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以及西式医院的最初场所。革命者聚集在城市中，外国人当然也会集于此。城市也成了新工业（国营兵工厂以及外国人与中国人建造的首批工厂）的所在地。在东北与华中，重工业（钢铁）促进了城市的建立，轻工业（纺织、烟草）则促使上海与广州成为了今天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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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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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益被拉入世界经济，商人出口茶叶与生丝以换取白银与鸦片，逐渐发展为既从事制造业也从事贸易的资产阶级。许多资产阶级人士直接为西方公司工作（ 在1900年，这类“买办”的数量大约为两万）；在与西方商业利益的合作中，许多人发了财，另一些人则直接与它们竞争。到1912年，“商人阶级中最富裕与最受尊敬的那部分（包括其家庭成员）的数量应该为150万到200万强，占总人口的0.5%”[4]。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办公室文员与助理、社会地位更低的店员、个体街道小贩，以及剃头匠与妓女之类的服务人员）的数量也有所增长。到1912年，商会计有20万会员，虽与中国的总人口相比仍微不足道，但却处在能施加经济政治压力的战略性位置上。如我们在第四章指出的， 中国经济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这一新兴的资产阶级从西方对原材料与农产品的需求中大赚了一笔。随着1918年战争结束与贸易复苏，向满目疮痍的欧洲的出口额甚至进一步上升，中国的贸易赤字则相应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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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西方历史学家仍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太过弱小，无法实现它的同类在西欧曾经发挥过的推进民主制度的功能。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样批评资产阶级未能挫败封建主义（乡村地主所有制）与帝国主义势力。在这里，就这些观点是否奠基于对19世纪的欧洲发展的恰当描述的问题，我们无须多费笔墨，或许，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制度——成年选民普选、群众性政党与平民主义修辞——都更多地归功于工人与社会主义运动而非真正资产阶级的古典自由主义。 无论如何，很明显，中国资产阶级未能像法国资产阶级塑造19世纪的法国那样塑造中国的民族政治。不过，当前研究多较少询问资产阶级“应该做”什么，而更多探讨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上海尤其受到了大量学术兴趣的集中关注。尽管上海的国际重要性意味着它不可能被视作一个标准的中国城市，但它确实一般性地提示了看待城市的新方法。[5]资产阶级的假定性历史角色被作为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以及消费与生产的中介物的文化角色所取代，它纵使没有直接领导一场革命，也确实引领了日常实践与态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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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路向是询问资产阶级所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各主要商人一般都试图与外部强权——军阀、洋人、革命者或土匪，视情况而定——达成妥协，不过，同时，他们也展示了一种新的政治自觉，并开始参与到民众运动乃至非正式治理中来。 尽管在1912年早些时候，资产阶级支持过孙中山的南京政府，但他们对袁世凯担任总统同样持欢迎态度。袁世凯承诺：承认南京政府的债务，赔付革命期间造成的某些损失，削减出口税，统一货币，并废除讨厌的厘金。最重要的是，他承诺了和平与秩序。随着军阀时期的到来，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同情于激进的民族主义，不过，仍对社会混乱心存恐惧。激进民族主义学生与城市商业社群的暂时联合植根于他们部分地共享着一项政治议题：两个群体都憎恨外国帝国主义，都愿意支持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抵制外货运动。尽管某些商人与日本人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感受到了日本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带来的竞争。英国与美国的权益同样令人厌恶，列强又往往联合起来维护不平等条约、低进口关税以及其他此类的“原则”事项。中国资产阶级同样对白人的社会排他性感到愤怒。他们支持抵制外货，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一种“购买国货”的普遍感情开始出现，事实上，整个广告运动都建立在购买国货的重要性上，如南洋兄弟牌香烟的广告就将美丽女性与爱国主义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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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如此，资产阶级同样支持国际主义，承认自由贸易、外国资本与技术与他们利益相关。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拉扯之下， 坚定的变革欲望出现了。中国商人（有时受西式教育）接受了几分美国式的对进步、自由企业、竞争以及打破工会的信念。如果说传统的中国商人致力于实现长期垄断，并临时性地做些慈善（一种固定形象）， 那么现代资产阶级感兴趣的则是改进商业、提升技术，以及对国家在税收、货币供给与关税定额方面的政策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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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由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不同的方向上同时拉扯，资产阶级对掠夺性的军阀队伍带来的破坏、横征暴敛以及市场扭曲深恶痛绝，却又与现实中的政治力量谨慎灵活地协商并达成妥协。更积极地说，资产阶级将自己视作坚定的进步分子。中国需要什么？如我们所说，自19世纪后期以来就是以工业救亡！最后，资产阶级想要一个有充分共识的政府，许多商人都把自己中介者的地位以及社会责任看得很重。[6]但是，资产阶级的有限家长制并不能满足城市平民的真正需要。民族主义冲动也不可能永远把利益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与工人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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