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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社会力量：学生、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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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受过教育的青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像地位更高的知识分子那样，确切说来，学生——有男有女——并不是一个新社会群体。传统儒家经典已考虑到了青年教育与妇女的适当位置的问题。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们也不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意义上的“阶级”。不过，性别与代际都成了自我的重要标识。虽然少数人出身于农民中相对较富裕的那部分（毛泽东就是一个），但学生几乎一直都属于特权阶级。不过，在这一动荡时期，甚至来自“好”家庭的学生也无法获得成为真正精英的保证。谁也不知道新的中国需要的是怎样的才能。学生是对中国社会的激进批判——尤其是对传统社会结构、家庭与儒家学说的偶像破坏式攻击——的主要听众，他们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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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革命”与各式各样反帝国主义的抵制外货、示威游行与运动中，学生都担当了突击队的角色。他们尽管没有什么权力，但却拥有道德权威。在适当的形势下，他们能够促使资产阶级与工人进行大规模的抗议。他们虽转而反对儒家传统，但保持着传统士人为整个共同体担责的道德义务。宋代的范仲淹就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5]。在20世纪头二十年中，一整套新教育制度被建立了起来。据估计，在科举制被废除的1905年，有4222所公立或私立学校；而到1911年，这一数字迅速增加到52348所。[16]到20世纪20年代末，有约40所国立或省立大学，同时还有教会学院与大学、侧重农业与工程的省立高校、军校以及师范学校。精英学生往往到日本或欧洲留学。尽管对中国学生来说，赴美留学要比赴日花费更多，但随着辛亥革命后反日情绪的上扬以及美国传教士与奖学金对学生的引导与吸引，后者取代日本，成为留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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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院与中学成了天生的激进主义中心。比起革命，绝大多数学生可能对法律与工程更感兴趣。大学生活的标志就是学生兴趣、学术追求以及教育管理方式的多样性。[17]学生断掉了与乡村中国的联系。相较于与普通村民共享着同一个象征性宇宙的传统士绅，城居青年正日益变得世界化与“外国化”。乡下青年被高等教育拉入城市——上海、北京与南京这三个城市造就了四分之三的大学毕业生。比起粗粝的乡村生活，学生了解更多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比起传统神灵，学生更加熟悉的是欧式几何学与英语。他们的世界观与兴趣日益远离乡村社会。尽管一些官员与学校管理者百般努力，“革命气氛”仍弥漫于中学与大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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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20世纪早期妇女运动，其发展植根于如教育普及这样的长期社会变化之中。直到清末，女性教育才开始被精英们普遍接受。 当然，在清中叶之前，许多精英家族就会教育他们的女儿，女诗人比比皆是。与绣工与针工一起，文化教养被当作一项重要的女性技能，对某些家族来说，女方若未受教育，就不考虑纳为儿媳。普遍认为母亲是儿子们的第一位老师，不仅负责教其礼貌，而且也教其基本读写。不过，对精英家族来说，送自己的女儿去学校是个令人恐惧的想法，教育是在家里的，由家庭教师完成。然而，到了晚清，在激进青年眼中，这一方式似乎完全陈旧过时了。以秋瑾为例，她曾接受过某些读写教育（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但她想要接受现代教育，这就不那么常见了——她不得不远赴日本，以逃脱家庭压力。家庭教师教授读写，这一模式已经不够了。女孩子们想要学习现代学问（本被认为只属于她们的兄弟们），而不是去做早些世代的“才女”。事实上，晚清女性作家倾向于背离她们在明、清两代的先驱者们，认为后者不过是在腐败社会中接受了自身低下地位的诗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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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在围绕民族主义主题形塑出的政治话语中，城市女性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女性主义政治；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出现。作为一场自觉的运动，现代中国女性主义脱胎于晚清的维新与革命潮流。康有为是反缠足会的先锋，该会成员发誓自己的儿子将只娶“天足”女性。梁启超与其他人则主张说，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需要健康、强壮、聪敏且受过教育的女性。梁启超在其广为人知的《变法通议》（作于1896—1897年间）中，明确攻击“妇人无才即是德”的古老谬说。[19]女性教育有了两大功能，都旨在强化民族。梁启超想让女性在经济上变为生产性的，并成为更好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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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性在经济上变成生产性的这一观念与维新主义者对国家“富强”的关怀联系在一起。正如梁启超所从反面说：“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他支持职业教育，因为这会让女性为出来工作做好准备，并使她们变成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梁启超：《变法通议》）当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妇女在经济上都是生产性的，不过，这一点因为她们的劳动是在家庭内而为人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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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教育对培养好母亲来说更为关键。维新主义者感到，无知的母亲将造就出暗弱的国民。既然母亲是影响未来世代的首要生成性因素，那么，对民族生存来说，女孩教育就是关键性的了。事实上，对衰弱的恐惧引出了某种生物性神话，认定中国父母若不够健康强壮，种族就会退化。在这一视野下，与其说缠足是长期施加于妇女的非正义，不如说是对民族生物性力量的威胁。这并不一定是女性自身的观点。在20世纪之交以后，激进女性开始放足，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不过因为完全解放的承诺而变得可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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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民族主义让女性主义的成长变为可能，不过，它同时又试图将后者限制于家长制之内。激进女性强调，她们对民族的责任并不限于被动地为其服务（作为工人与母亲），而是必须包括个人权利的声张。女性是否应成为完全公民仍存在疑义。尽管妇女参加了辛亥革命，但却并没有被赋予选举权。女权仍是个激进的问题。不过，在清末民初，它至少已作为一个主题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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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最后十年中，随着女性教育的扩展，独立出版商迅速赶上，满足对女性课本与辅导册的新需求。[20]所普及的课程从最严格的儒家正统观念到西方女律师、科学家与革命者的模范生活。或许最重要的是，纵使女性未被视为完全公民，但却正被教以进入共同体公共生活的方法。即使只是做照顾家庭与教养儿女的“贤妻良母”（如当时的这一成语所说）， 妇女也要了解卫生与营养方面的最新科学发现。因此，即使家庭仍被认为是她们的主要关切所在，她们也不可能再被限制于其内。因为同样，她们对民族责任重大——确保下一代的人生能得到一个好的开始。除此之外，以女性为对象的新作品向她们展示了怎样成为英雄。中国与西方都有无数讲颂女战士与祖国拯救者（例如公元6世纪的花木兰或法国的圣女贞德，两人都在投身战斗时女扮男装）的历史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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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女性将在外表上与男性相似：放足、不化妆、卖掉珠宝首饰、 简化发饰、不卖弄风情。事实上，在晚清，士绅家庭的女性确曾卖掉自己的珠宝首饰，用于在“收回路权”运动中购买铁路股份或为进一步的教育支付学费。像天足一样，短指甲也代表着现代思想与民族主义。然而，男女一律是在一定限度内的，或许正由于男性的身体发育得更为强壮，所以女性尽管可以变得更少惰怠，但却不能与男性同样敏健。民国法律禁止女性剪发过短，正如男性不应当让头发长得过长一样。不过，女孩与男孩的教育都是从体育运动课开始的，要从西方人眼中脱去“东亚病夫”形象，这一感觉是很普遍的。尽管保持家内洁净仍被当作现代女性的义务，但洗浴与清洁——新的卫生标准——对男女两性都有着影响。公共澡堂、自来水与下水道系统也开始在城市中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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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进入了公共视野。这既是由于革命者的政治运动，也是由于城市中产阶级标准的变化。纵使女性对辛亥革命的参与未能为她们赢得政治权益，但这毕竟将她们带出了家庭。在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中，包括革命者秋瑾以及陈撷芬——上海激进报刊《苏报》主编的女儿。像秋瑾那样，陈撷芬也将女权事业与中华民族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她在1904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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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中国之人数也，共四万万，男女各居其半，国为公共，地土为公共，财产为公共，患难为公共，权利为公共。我辈既有公共责任，宁能袖手旁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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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撷芬担心中国女性将变成“奴隶之奴隶”，也就是说继续做已成为外国人奴隶的中国男性的奴隶。当然，以这一思路写作的精英女性并不真正把自己看作做苦工的奴隶，而是当成父权家长制的奴隶。[22]陈撷芬强调，中国女性已经同时丧失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感。因此，她们被义务驱使为国奋斗，也将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利。关键在于，女性需要为自己奋斗，而非坐等平等被递到手上。因此，中国的独立就取决于中国女性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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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梁启超已经一般性地强调了独立女性能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女性激进分子则强调通过自力谋生，女性可以获得个人独立。许多精英女性寻求改善在家庭内的地位，并以自己在家庭内的角色正当化其参与市民社会的权利。她们对父权家长关系的批判够得上激进。这并不是说精英女性（甚至激进分子）鄙薄自己的阶级特权，而是说她们试图将女性主义置于不可能被国家主义压倒的位置。这就是说，如果女性应该有权利的原因不过是这会让中国更强大，那么就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出于（至少是由男性定义的）国家的需要，女性要顺从而非独立。我们将会看到，这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变成了一个明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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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女性无政府主义者何震指出，妇女解放是以完全的社会平等为基础的。在何震的分析中，女性权利受到了双重的否定：首先，作为工人，她们如同男工一样受制于资本家雇主（尽管她们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更为低下）；其次，她们受制于自己的丈夫与父亲。在何震看来，这两种依附关系别无二致。因此，女性的低下地位就被归咎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与男性压迫。“你们做女子的，不要恨男子，只要恨没有饭吃。为什么没有饭吃？就是因为没有钱不能买饭。为什么没有钱？就是因为有钱的人，把财产掠夺了去，所以弄得多数的人，穷得没有饭吃。” 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剥削，而真正的性别平等则在于，不管剥削来自何处，都要打碎它。何震写道：“吾等所谓男女平等者，非惟使男子不压抑女子已也，欲使男子不受制于男，女子不受制于女。”[23]何震还强调，女性必须解放自己。特别是，她试图超出精英女性的圈子，提醒读者注意仆人、工厂工人以及妓女所遭受的苦难。由此，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打破了国家主义与女性主义间的联系，而且，其对传统道德与家庭的彻底攻击预示了20世纪20年代激进转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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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乡村女性并没有受到中国城市中的社会变革的影响。尽管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但绝大部分女性的地位却随着旧秩序的崩溃而更加恶化。人口现实可能更降低了女儿的价值。只有儿子被认为可以延续家族香火（这是一项核心文化价值），对绝大部分父母来说，在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后，也只有儿子可以提供某种形式的老年保险。乡村女性是个奢侈品，女儿尚未偿还父母的养育费用就被“嫁出去了”，贫苦农家的女儿可能会被卖为小妾或妓女。在城市中，缠足、文盲与包办婚姻逐渐减少，但在乡村中，它们仍继续存在。很久之后，城市女性才将她们的解放信息带到了乡村中，且通常是被统摄于共产主义预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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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社会群体的生活中，中国城市与乡村间的断裂都在日益扩大。大学学生在练习会计与英文，农民则仍被束缚于传统的神灵与习俗之中。城市女性要求权利与责任，农村女性则仍被束缚于父权家长制之下。女性走出家庭一隅，进入公共领域，这情形只能出现在城市里。确实，甚至在城市里，这一进程在不久后也遭到了限制，即使保护妇女——如拒婚权与离婚权——的法律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通过，但实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中产阶级女性的经济机会依然是有限的。女性在生理上劣于男性的偏见也依然广为流布。因此，女权尚是个须不断进步的事业。女性虽被看作中国通向现代之路的一部分，但尽管社会现实持续演化，公民的模型仍在由男性来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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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ngzheng Shi，“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Modern China vol.24，no.3（July 1998），pp.21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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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Merle Goldman（谷梅）与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编：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以及Joshua A.Fogel（傅佛果） 与 Peter Zarrow（沙培德）的Imagining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1890-1920（Armonk，NY: M.E.Sharpe， 1997）同样对公民权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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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vid Strand（全大伟），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 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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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英文译者：Janet Lloy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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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ie Claire Bergère（白吉尔），“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Republican China，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 730。这一节同样受益于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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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上海为主题的文学的一个集中而富于提示性的回顾，参见Wen-hsin Yeh（叶文心），“Shanghai Modernity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a Republican City，”China Quarterly no.150（June 1997），pp.37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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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avid Strand（全大伟），“Mediation，Representation and Repression: Local Elites in 1920s Beijing”，收入Joseph W.Esherick（周锡瑞）与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编：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216-235; 以及 David Strand（全大伟），Rickshaw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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