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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ristopher A.Reed（芮哲非），“Sooty Sons of Vulcan，”Republican China vol.20，no.2（April 1995），pp.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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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还有她的“Labor Divided: Sources of State 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收入Joel S.Migdal， Atul Kohli与Vivienne Shue编：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4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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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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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Brian Martin，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1919-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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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rk Selden（塞尔登），“The Proletariat，Revolutionary Change， and the State”，收入Immanuel Wallerstein编：Labor in the World Social Structure（London
:Sage，1982），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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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ean Chesneaux（谢诺），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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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hristopher A.Reed（芮哲非），“Sooty Sons of Vul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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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津人力车夫生活一斑》，载《劳动季报》第5期（1935年5月），138页。引自 Gail Hershatter（贺萧），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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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范仲淹 （989—1052），引自E-tu Zen Sun（孙任以都），“Th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1912-1914”，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 Republican China，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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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25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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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en-hsin Yeh（叶文心），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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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Joan Judge（季家珍），“Re-forming the Feminine
:Female Literacy and the Legacy of 1898”，收入Rebecca E.Karl（柯瑞佳）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pp.15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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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卷本），3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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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oan Judge（季家珍），“Citizens or Mothers of Citizens?”收入Merle Goldman（谷梅） 与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编：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pp.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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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陈撷芬
:《女界之可危》，收入Amy D.Dooling（杜爱梅）与Kristina M.Torgeson（杜生）编：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pp.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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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Rebecca E.Karl（柯瑞佳），“‘Slavery，’Citizenship 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s Global Context”，收入 Rebecca E.Karl（柯瑞佳）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p.21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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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何震（震述）：《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以及《妇人解放问题》。引自Peter Zarrow（沙培德），“He Zhen and Anarcho-Feminism i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no.4（November 1988），pp.8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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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七章 知识分子、民国与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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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治的混乱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去探求“错在何处”以及如何做才能建立起民主制度的问题。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通常与资产阶级一起——选择的是相当保守的路径，试图与袁世凯合作。直到后者在1915年决定公开建立新王朝时，知识分子才大体上转而反对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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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当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少数派起兵反袁时，旧的革命运动分裂了。不过，绝大多数原革命党都加入了梁启超这样的温和派一方，动员公共舆论支持渐进变革。1914年，孙中山的前战友黄兴协助筹集资金，以建立一个在立宪与反帝上寻求举国一致的组织松散的团体。这一团体包括章士钊（1881—1973）、陈独秀（1879—1942）、陈炯明（1878—1933）与蔡元培（1868—1940）。他们的结论是，革命只造成了独裁与混乱。但是，当下能做什么呢？ 他们的答案是，必须弃绝政治。许多人相信，就前满人政权的所有罪恶来说，新政府的腐败与专制仅仅是一种深层病态——中国文化——的征候。在根本上，中国文化与社会就是专制的。只要中国问题的根源未受攻击，仅靠政治变革，就只能隔靴搔痒，从对科学的传统性贬抑到父权制家庭对成员个人幸福的漠视，儒家学说似乎涵括了所有阻碍进步的事项。因此，首先是思想与社会变革，接着才是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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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相当乐观的观点。时间似乎在中国一边。对进化的信仰使知识分子相信，中国也能跨入现代并赶上进步的潮流。然而这一信仰本身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用什么来取代儒家学说？到20世纪20年代，政治变革应后于文化变革这一观念已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但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的一个关键时刻，它却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一般性共识。同时，转向“文化”（一个经典术语，意指“文明模式带来的转化”，由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用以翻译西方概念）并不是全新的。1919年在天津创建南开大学的张伯苓（1876—1951）最初受训为海军军官，1898年英国强租山东威海卫海军基地时，他在该地见证了清朝黄龙旗的降落，就此退伍并投身教育。“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张伯苓回忆道，“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2]到1915年，主流知识分子的观点开始趋向于同一个结论：真正的改革必须经由改变青年的精神而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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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则是新文化运动。这是对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持续到20年代的智识变革的一个模糊标签。事实上，“新文化”是一场集体呐喊，为的是弃绝所有与顺从、等级制、家长制以及堕落有关的东西。历史学家通常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1919年）放在一起，好像它们是一回事——好像1919年学生游行示威、工人罢工以及抵制外货的反帝运动是之前新思想符合逻辑的政治结果。然而，五四运动（将在第八、第九两章探讨）应被与新文化运动区别开来，这只是因为，前者代表着更直接的向政治的转向。不过，确实是新文化运动锻造出了知识分子随后用以正当化五四政治的工具。要点在于，新文化为一种新的平等主义与自由论的政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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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第二个十年晚期到20年代成年的这一代，是第一批拥有广泛的第一手外国经验的人。日本仍吸引着中国学生，不过，到20年代，数量已从第二个十年的约5000人下降到1000人左右。同时，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赴美留学的中国人人数增至1000人，并在整个20年代维持着这一水平。英语是中国的支配性外语，欧洲各国只吸引到了相对较少的中国学生。许多学生用与拒绝日本同样的理由放弃了英国——它们被视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祸首。在提供特别奖学金之外，美国还控制着在中国的教会教育系统。新文化运动由曾留学日本、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的人领导，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正快速扩大的中国教育系统中谋得了教职。以数量而论，北京的高等教育机构从1909年的10所增加到了1922年的40所，而学生则从2115人增加到了15440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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