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99870
1706699871
[32]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同上书，117页。
1706699872
1706699873
[33]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同上书，148、149页。
1706699874
1706699875
[34] 参见Lydia H.Liu（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87-89。
1706699876
1706699877
[35] 参见Marina Svensson（史雯），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Debate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1898-1949，博士论文（Lund：University of Lund，1996），p.146。
1706699878
1706699879
[36] 参见Lionel M.Jensen，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Chinese Tradition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53-265。
1706699880
1706699881
[37] Arif Dirlik（德里克），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2。另见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尤其是 pp.74-94；Hung-yok Ip，“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A New Interpretation，” Modern China vol.20，no.1（January 1994），pp.34-63；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以及Anna Gustafsson Chen（陈安娜），Dreams of the Future：Communal Experiments in May Fourth China，博士论文（Lund：Lund University，1998）。
1706699882
1706699883
[38] 参见Marilyn A.Levine，The Found Generation：Chinese Communism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
1706699884
1706699885
[39] 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引自 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p.214。参见Edward S.Krebs（高谔），Shifu: Soul of Chinese Anarchism（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1998）。
1706699886
1706699887
[40] 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 引自Anna Gustafsson Chen（陈安娜），Dreams of the Future，pp.51-52。
1706699888
1706699889
1706699890
1706699891
1706699893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二部 民族主义与革命（1919—1937）
1706699894
1706699895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国家政权的重组引人注目。在20世纪20年代，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政党诞生了。国共两党并不是竞选意义上的“党”组织，而是建立在民众、军事与根据地支持之上的政治组织。国共两党都是列宁主义政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组织，既试图争取城市与农村群体，也想要让他们掌握权力。在国民党1927年转而暴力镇压共产党之前，它们一直通力合作，动员民众力量。民众社会运动传播了公民权与公共参与的观念。批评性的新闻界、教育机构、工人组织以及农民运动，所有这些都建立于晚清以来的发展之上。
1706699896
1706699897
20世纪20年代，军阀横行，帝国主义的压力持续增加，经济萧条。不过，这一时期的另一标志就是基础广泛的社会运动。城市工权运动的推进与乡村农民运动的兴起，伴随以女性与学生的社会、政治诉求，共同创造出一个民主传统（尽管不是民主制度）。个体权利、团体相对国家的自主、国家的法律界限、多数决定原则、“救国”以及经济正义（此类观念受到了广泛的讨论），随着深层的社会变革逐次展开。在制度层面，这一时期，代议政府软弱不堪，许多公共职能（包括维持秩序与征税）依赖地方精英执行。[1]商会的议事厅几乎从未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不过，他们经常激烈地批评政府——有时是因为干涉他们，有时是因为不能保护他们，也有时是因为出卖国权。出于对某一事业（尤其是反帝运动）的支持，商人间或会与学生群体联合起来。反帝不仅是要呼吁国家统一，也是要批判与外国合作的中国领导人与阶级。
1706699898
1706699899
由于完全缺乏宪法保护，政治异见分子很容易被拘捕与暗杀；不过，20世纪20年代，政府相对软弱且极度分裂，难以将整个运动镇压下去。因此，它只偶尔想要镇压，其他时间则只试图吸纳与控制。
1706699900
1706699901
某些社会团体尝试在可能的范围内与政府合作：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师，甚至教师与教授）很少直接挑战国家；商人总体上围绕着政府工作，以建立一个现代市场体系。这些群体既想要改善他们自身的状况，也想要通过自己的技术以及经济活动为中国的未来做出贡献。20世纪20年代的另一个标志则是，在城市与某些乡村中，民众动员开始出现，街头政治也开始兴起，且伴随着政党组织的农民抗争。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与西方帝国主义施以越来越尖锐的批判，加深了新兴反对派社会团体对敌人性质的理解。在20世纪之交，公共舆论被正当化，它可以在公共领域中传播，“范围从寺院、妓院到公园与剧院……旧习俗仍引导着公共行为（如在茶馆会面，进行调停与密谋），它与新意识形态及组织（如工会主义，以及政治俱乐部与党派）结合，支撑着政治参与的激进扩展”[2]。在民国早期，不仅可以看到新闻与教育的扩展，也可以看到新式公园与游憩用地的出现——它们成了游行示威、集会与演讲的焦点所在。新式街道被加宽且铺平，游行者则迅速抓住了这一机会；中国政府的邮政检查效率低下，要控制电话与电报则更加困难。
1706699902
1706699903
1928年，一种新政治出现了，军阀时代被带向了尽头。或至少，军阀割据改换了面目，被吸纳进了新兴的国民党政府的框架内。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宣布北伐成功，实现了国家统一。纵使未能击败所有军阀（相反，他邀请了许多军阀加入国民党，并给予他们地方自主权），但这确实是在军阀制度开始仅20年后就摧毁了它。 国民党已与共产党分裂，还镇压了后者领导的工人与农民运动。它创始自孙中山的革命愿景，后者希望领导第二次国民革命以建立一个统一进步的中国，抵抗军阀与帝国主义。结果则并不完全是这样。尽管国民党有了相当大的收获（尤其是在华中地区以及城市里），但它始终无法渗透到绝大部分乡村地区。大体上，在抵抗政府从乡村中抽取财富的企图上，农村精英与非精英有着共同的利益。“土豪劣绅”护卫着村庄，将政府代理人拒之门外。
1706699904
1706699905
约在1930年以后，乡村状况日益恶化，国民党政府却既缺乏资源也缺乏意愿去改善它。
1706699906
1706699907
回溯以观，很清楚，乡村中国有着巨大的革命潜能，它不是等待被进步中的城市操弄与塑造的一潭死水，而是有着自己历史的积极能动者。中国农民就是在这个时期迈上历史舞台的。他们绝不消极接受国民党的慷慨赐予，而是积极寻求决定自己的命运。迟钝的“锄把子”——这一顺从形象从不适合中国农民，他们在落草为匪、暴动反抗官府、威胁地主或躲避征税时都毫不犹疑。1927年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几乎已被摧毁；之后，他们在偏远的山区获得了重生。正是在这一转向“荒野”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会了如何通过社会革命将农民的愤怒与能量动员起来、如何组建军队与地方政权、如何对离心倾向保持集中控制。正是在农村发展阶段，毛泽东开始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大权。他似乎比任何其他中国政治领导人都更了解：承诺分配土地与实现社会正义并不仅仅是赢得农民支持的宣传技巧，而是中国革命的根基所在。
1706699908
1706699909
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国民党政府在修订不平等条约上取得了某些进展。此外，西方列强大致承认（至少是在原则上），在中国满足特定条件后，它们将放弃自己的特权。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随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之上，帝国主义的压力（至少那些最直接的）减弱了。不过，随着日本扩张其东亚霸权，它日益将中国的政治失序与民族主义当作同等的威胁。日本领导人并不相信军阀割据（这证明中国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已于1928年结束。国民党的黄金十年（1928—1937）被日本侵华所终结；不过，在这十年的一开始，日本在东北与华北日益增长的压力就使得国民党的战略机动空间几近于无，并削弱了它的正当性。
1706699910
1706699911
政府的失败与成功都有助于政治领域的成长。国民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改善教育体系并促进商业，就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时期尚可算是成功的。虽然城市商人尝试与政府合作，但是，学生与知识分子越来越激烈地批评政府未能进行社会改革以及（尤其是）不能更有力地抵抗日本侵略。尤其重要的是，农村的压力继续上升。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党遭遇了军事失败，但它仍挑战着国民党对民族主义的领导权，并极力主张更有力地回击日本的侵略。 在城市中，知识分子与学生的抗议活动显示着政治与社会革命的愿景。然而，不顾日本压力日增的事实，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逐步右转，集中其资源“围剿”共产党。在左派与右派、呼吁坚决抵抗日本与更倾向于暂时对日妥协以待中国更强大时再抵抗的人们之间，政治两极化了。
1706699912
1706699913
[1] David Strand（全大伟），“‘Civil Society’and‘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A Perspective on Popular Movements in Beijing，1919-1989，” 亚太研究工作论文（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
1706699914
1706699915
[2] David Strand（全大伟），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68。
1706699916
1706699917
1706699918
1706699919
[
上一页 ]
[ :1.7066998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