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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传统主义者——中国整合入更大的世界之中，而中国人则面对着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疑问。这超越了帝国主义问题。一代人之前尚被普遍当作不证自明的信条，现在显得障碍重重、无关紧要，或最好做根本的反思。极其不同的信条与观念在等待着理解（如果不是追随的话）。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不可避免，规范与价值不再被视为普适的了。这就是现代性的挑战，它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尤其痛苦，因为似乎有如此多是由外部驱策而来。变为现代，这一问题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民族认同的疑问，谁是中国人？他们如何才能在这一邪恶的时代生存下来？如果他们不能胜任（用仍在使用的达尔文主义语汇就是，不能“适应”），如何才能让他们变得更好？护卫中国文化的保守冲动与民族认同以及民族自豪问题紧密相连。即使在无政府主义话语中也有某种民族自豪感存在，那就是中国人会引领世界，进入无政府主义的乐园。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新答案的焦点在中国老百姓——“群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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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名声的变化显示了五四时期的某些智识转变。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专注于理性主义、现代性以及“科学与民主”这对孪生兄弟，对他们来说，义和团没有什么用处。胡适攻击义和团受邪教支配，陈独秀早先不加区分地指责道教、孔教、佛教、民间戏曲以及守旧派，认为是它们引来了义和团。他担心义和团主义会重新出现。1918年，他争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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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义和拳的思想，义和拳的事实，却是遍满国中，方兴未艾；保得将来义和拳不再发生吗?……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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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精英主义将面临挑战。到1924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自己就彻底转变了立场。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管如何极端，出于“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它都被正当化了； 拳民受邪教支配也不过是那个时代社会条件的反映，他们至少对民族抗争运动做出了贡献。“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26]依此种现代中国观，义和团就应当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本身归为一类。非共产主义者同样开始重估义和团。甚至胡适也承认，义和团可以被看作我民族反抗西方野蛮侵略的例证；不过，他仍对拳民的滥杀无辜感到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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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界定义和团对中国人的意义方面，专业历史学家起了关键作用。他们的意见之所以有影响，可能也是因为传统上儒家对历史的敬意。[26-1]一派五四历史学家（多是胡适的学生）称自己为“疑古学派”，他们证明说，古代中国圣王以及三代的传说实际上只是些神话。傅斯年（1896—1950）强调，历史是个朝向理性与科学的普遍进程。[27]胡适与傅斯年从先秦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发现了科学思维的重要先驱者。这即使不能让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占据唯一中心位置，也至少能让它保持为中心之一。其他历史学家则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独特属性，由此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更保守些的历史学家则发现，儒家社会伦理在民族认同中居于核心地位。不过，他们同样承认，“中国”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与阶级在数千年中历经入侵、人口迁移，以及同化与变异的混合过程，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例如，就入侵而言，外来征服者既在某种程度上被同化，又同时带来了新的元素，推动这一文明继续成长。中国总是能完全同化外来征服者，这一观念仍广为流行，显然与为整个政治光谱所共享的排外主义甚为合拍；然而，专业历史学家（不管是“疑古学派”还是那些更保守的人）都不接受这一令人欣慰的观点，而转向一种更为复杂的融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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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对传统文字材料的利用工作之外，有着一场更为广阔的智识运动，试图更多地了解民众文化。尽管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粗鄙创造心生不屑，但民间文学仍成了重新界定中国文化的一条途径。[28]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对民歌、木偶戏、评话、神话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集体想象作品的研究大量出现。这是使知识分子走向乡村的另一条道路。民俗学研究者经常被攻击为庸俗乃至猥亵，或侮辱了某些特定的宗教与团体（例如出版非伊斯兰教版本的故事，讲述穆斯林为什么不吃猪肉），以及鼓励迷信。然而，民俗学运动源于这一时期的反传统主义——在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民间传说与歌谣的世界中找寻“民族精神”。当然，民俗学研究者并没有放弃“民主与科学”而去无条件地拥抱乡村文化，而是在这一文化中发现了能被用来建造自己所期望的新文化的构件。作为腐朽的儒家学说体系以及同样败坏的现代性（在他们看来，就是上海这样的城市中的舞厅，以及新兴的大众消费主义）的对立面，传统民间文化显示了人民的智慧与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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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些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扩展了中国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可能定义。只有将人民纳入中国文化叙事，社会的民主化才是可能的。回溯到20世纪之交，梁启超呼吁建立“新史学”，追索民族的发展，而非着意于帝王们的琐屑政策。一代人之后，这一任务就已上了路。新史学家或许会赋予旧日士人一个特定的历史角色，那就是宝贵的上等文化的担当者。不过，老百姓同样成了文化的担当者。中国文化历经变革且特性多样，这一认识创造出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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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eph R.Levenson（列文森），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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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üsheng Lin（林毓生），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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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mas A.Metzger（墨子刻），Escape from Predicament：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17。对墨子刻方案的批评，参见“Review Symposiu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9，no.2（February 1980），pp.23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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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Jerome Grieder（贾祖麟），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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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arles W.Hayford，To the People：Jimmy Yen and Village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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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Jerome 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1），p.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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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引自Maurice Meisner（马思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New York：Atheneum，1974），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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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3-59（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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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党的组织方面将在第十一章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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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urice Meisner（马思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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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引自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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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 （“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英文译者：Stuart R.Schram（施拉姆），China Quarterly no.49（January/March 1972），pp.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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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引自Philip C.C.Huang（黄宗智），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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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ertrand Russell（罗素），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Ltd，1966），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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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君劢：《人生观》（1923年2月14日），见《科学与人生观》，4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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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uy S.Alitto（艾恺），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还可参见Hung-yok Ip，“Liang Shuming and the Idea of Democracy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vol.17，no.4（October 1991），pp.46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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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hang Hao（张灏），“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收入Charlotte Furth（费侠莉）编：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27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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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2
:19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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