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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章 政党政治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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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待帝国主义，因此赞扬它摧毁了中国人的闭关锁国之高墙。列宁的观点则仍很微妙。他的分析从欧洲列强的扩张主义倾向开始，将其归因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工人受着剥削，买不起由效率越来越高的工厂生产出的产品。产品与物权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相应的金融资本也在集中。如果不是资本家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么欧洲工人就要走向革命了。列宁看到，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过剩产品强制输入附属的殖民地市场，剥削后者的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这与列强所谓的政治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导致了其对世界的瓜分。不过，垄断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或者说是“寄生的”，因为在经济上，债权国变成非生产性的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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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极少有经济学家（如果不是一个也没有的话）会同意列宁的分析了。20世纪早期，尽管资本过剩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很少有人相信债权国将一直保持非生产性，而非随着全球劳动力分工的演变转入更高水平的技术阶段。不过，这里的要点并不在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解的片面性，而在于这一理解带来的政治后果。列宁相信，既然资本主义现在依赖于帝国主义，那么反帝运动就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世界革命将从殖民地而非先进国家（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开始。俄国革命后，列宁在1919年创建了共产国际，以帮助“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通过打击资本主义强权的要害（它们的殖民企业、原材料来源、廉价劳动力以及市场），殖民地人民就与工业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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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压迫民族来说，这意味着各地方的革命不应仅限于所在地的无产阶级。根据列宁的分析，在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仍居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无产阶级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共产国际既寻求援助各地方的共产党，也同等程度地援助“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列宁十分确定地预料说，亚洲的斗争将主要由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来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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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激进分子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该理论的某些重要成分已被不少中国作者（如刘师培，早在1908年）预料到了。刘师培是一位倾心于某种形式的“全民”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说，如果世界上所有受压迫人民都起来革命，就能剥夺列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并且鼓舞西方人民推翻他们自己的政府。不同于列宁，刘师培将帝国主义理解为种族主义、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体。在这一点上，他与今天学者的观点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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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便饱受外国帝国主义问题之害。有一点十分明确，不像它的某些邻居，中国从未完全地变成某一特定帝国的一部分。从晚清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没有一届中国政府可以宣称对全部国土拥有真正的主权。毫无疑问，它们受制于内部的弱点，但也同样受制于不平等条约——外国在城市、河流与铁路上的军事存在，以及对现代工业关键部门（银行、公用事业、造船与铁路）的支配性所有权。与中国的体量相比，外国势力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形见绌的；对外国人想要做的事情，中国政府不会或不能每件都去做；列强自身也是分裂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确实一直是自己统治自己。不过，如同在完全殖民地一样，帝国主义扩张的力量在中国也发挥着作用。尽管与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相比，西方资本看起来仍比较小，但它收买了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此外，它处于中国经济的要害部位（尤其是交通与制造业）。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赔款数额巨大，历届中国政府都处于债务人的位置，这严重制约了它们所能采取的行动的范围。不管对西方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信念与态度，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都很清楚帝国主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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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最初的爱国精神消散了。学生最终准备复课，工人也无法无限期地罢工，商人则要让买卖重新开张。不过，虽然反帝行动从报纸首页上消失了，但在两个小政党中，反帝主义则更为中心化了。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将会领导新的纪律更加严明的“国民革命”。这些“党”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建立在相对松散的一套利益与意识形态之上，主要致力于赢得选举。相反，两者都成了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权力集中（集中程度受到竞争性领袖与派系的限制），忠于其意识形态。两党严格化了成员资格（想要加入者必须证明自己是忠诚地献身于此），同时努力地动员群众力量。国民党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与军校，在军事上，这是重新统一全国的序曲。国共两党都强调正确的意识形态以及对领袖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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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们与西方政党的最大不同并不是组织，而是不得不在其中开展工作的政治语境。政治领域是竞争权力与资源的舞台，决定谁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获得什么。在西方，“政治”一般首先是指制定政策的舞台，表面上按照运行规则与社会区隔开来，背后则有着对价值松散而广泛的共识。其次，“政治”指的是不择手段地争夺权力与财富的舞台。按照这种观点，政治是肮脏的，政客则是腐败的。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后一种观点居支配地位。“政治”指的是不同军阀集团间显而易见的互相倾轧，政客则被广泛看作无原则之辈。北京政府颁布了形形色色的宪法，但每一部都比上一部更令人绝望，而每一届国会则似乎都比上一届更为贪赃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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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与早期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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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政府曾在广州掌权，致力于对地方社会进行激进重构。孙中山的老战友胡汉民（1879—1936）以及当地的激进活动分子陈炯明（1878—1933）都倡导普及教育、男女平等、义务兵役以及群众动员。但同时，他们增加赋税，征用同业公会与同乡会的财产，攻击颇得人心的传统机构（如寺庙），导致广东精英转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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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这一政府瓦解了。1913年7月，胡汉民以及其他领导人都被迫随孙中山流亡日本。中国各地的地方精英都寻求与袁世凯和解。孙中山新的中华革命党虽并不算成功，但强化了他与某些权势人物——包括上海的青红帮首领——的联系。他也接受日本人与（据说）德国人的钱款。在袁世凯死后，随着军阀割据的兴起，通过收买军事力量，孙中山重新夺回了广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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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讨论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崛起前，我们必须讨论一下那个争议性话题，即他与外国的联系。若他是个民族主义者，那怎么能乞求并接受列强这么多的援助呢？事实上，在孙中山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为获取外国支持，他屡次向后者许诺以权益作为回报。从民族主义视角看来，这实在是令人尴尬的，削弱了孙中山作为爱国领袖的资格。孙中山对问题心知肚明，他通常谋求以秘密方式达成此类协议。尤其令人尴尬的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孙中山支持日本获得特许权，这确实损害了他的名声。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是天生的世界大同主义者。他出生于广州地区，这里从很早开始就是中国最开放的国际贸易区域。此外，孙中山在夏威夷与香港接受教育，在国外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朋友中有日本人、英国人与美国人。或许出于天真，他认为世界会欢迎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尽管孙中山可能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根本上，他的爱国主义是不容怀疑的。实际上，他似乎并不打算信守给外国人做出的许多承诺。例如，在1917年早些时候，他可能从德国接受了多达两百万元的援助，他的广州政府在同年9月却向德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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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回到了广州。他不承认北京政府的正当性，试图建立一个新政府。事实上，他宣称自己的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更现实些的是，他希望广州成为良好政府的典范以及军事上重新统一全国的基地。他承认需要军事力量的支持，宣称“欲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必须有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则无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 [3]。他从陈炯明的军队那里获得了某些支持，但这与势力更大的反对力量——广东、广西与云南军阀（他们都对广州—香港轴线上的商业财富垂涎三尺）——相比，则相形见绌。到1918年春，孙中山被迫再次放弃广州。他在1921年曾短暂回归，但次年当陈炯明转而反对他时，不得不再次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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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困惑的阴谋诡计不仅反映了该时期的黩武主义，而且也反映了为大广州设定的两个目标——模范地区与军事基地——间的矛盾。在国民党的历史叙述中，陈炯明被谴责为孙中山的叛徒。但实际上，陈炯明与绝大部分广州精英一起是在致力于以联省自治实现地方发展。在掌控广东北边的福建省大部的期间，陈炯明实行了社会改革，并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组织者提供庇护所。反过来，孙中山则一直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他想要利用东南地区的资源征服中国的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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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1923年，孙中山的支持者（包括来自滇军）将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在这座城市里，孙中山组建了一个小的军政府，并自任大元帅。这将构成重组后的国民党的基础。那么，孙中山不过是个小军阀吗? 公共舆论一般更多地将他当作麻烦制造者，而非国家的可能领导者。他与大军阀们交易，试图让他们互相争斗，以坐收渔利，或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惯常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权宜之计”。尽管他以民国的名义发言，但从国家层面来讲，他以广州为基地的小政府并没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尽管他的理想主义似乎将他与其他军阀区别了开来，但是理想本身——尤其是没有实现手段的状况下——也可以被贬斥为纯粹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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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孙中山对自身政府正当性的坚持以及理想主义确实把他与其他军阀区别了开来。不过，他与军阀主义最引人注目的决裂，则来自他的新政党组织——国民党。没有一个军阀有这样一个成员广泛、组织良好的政党。不久后，国民党发展出了旨在吸引进步爱国者的意识形态、促进社会动员的手段（尤其是对广州与上海的学生和工人）、报纸与学校，以及自己的军事力量。它已完美就位，将把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的浪潮推向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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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诞生于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八周年，正值五四运动的喧嚣之时，可以被看作孙中山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组建的党会的最新形式。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以自己为中心，孙中山一个接一个地建立了这些起义者组织。失败屡次发生，背后的一个因素则是孙中山缺乏领导技能。在组织上，国民党介于结构松散的同盟会（创建于1905年，由形形色色的革命者组织组成）与宗派式的中华革命党（创建于1914年，成员个人要向孙中山宣誓效忠）之间，将会发展出一套繁复却又灵活的意识形态，以及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孙中山与他的支持者逐渐认识到，学生运动已创造出了新的政治可能性。他个人并不赞同新思潮运动在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不过，他赞赏五四带来的民主与民族主义推力。[4]毕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更年轻一代对“科学与民主”的吁求与他的观点是相容的，他也相信技术现代化；“民生主义”理想则与通行的社会主义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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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20年，孙中山与他的追随者被迫从政治上引退。利用这段时间，他们发展出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此意识形态，在这里，只需注意一点，那就是三民主义（孙文主义）被精细化为一套反对军阀割据与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孙中山还发展出了以下观念：一俟国民党夺取政权，紧接着的就是“革命时期”，在此期间将实行“训政”，以让人民为宪政做好准备。这一次，辛亥革命的错误不会再重演，革命者不会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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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主义并没有让新的国民党立刻就有了吸引力。在几年间，党仍然弱小且效率低下。一开始，国民党是否会不同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仍不明确。不过，到1923年，它已能吸引到参加过五四时期组织的学生们。成百上千的人南下参与“国民革命”。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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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孙中山重新取得了广州政府大元帅的头衔。该政府仍在更大的军阀部队的支配下，并依赖于争斗不休的东南、西南与华中军阀的支持或中立——他们更倾向于让相对无权的国民党而非某个更厉害的竞争对手控制广州这一重要港口。同时，尽管孙中山以意识形态确定性自居，但国民党却因派系斗争而陷于瘫痪状态。 不过，共产国际就要来拯救他了。他最初似乎是不情愿地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不过，在被其他方面拒绝后，他决定推动国民党左转。毫无疑问，“五四精神”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有助于国民党的激进化，不过，联俄的基础仍在于孙中山对国民党自身需要的理解。他在1920年与1921年都曾拒绝苏俄的提议，但到了1923年，他已经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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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把握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必须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形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世界受某种英美轴心支配。虽然在远东，“华盛顿体系”为日本留下了某些空间，但苏俄或中国的利益却得不到承认。本质上，该体系要维护的是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欧洲列强、美国与日本齐集一堂，努力防止另一场世界大战以及民族主义革命的发生。美国、英国与日本同意限制各自的主力舰吨位。对东亚，条约在理论上承认中国的“主权”，但实际上是旨在维持现状。 因此，华盛顿体系是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事实认可。对孙中山来说，1923年秋，英国的态度清晰化了。他正式要求不要将中国海关的全部关余交给北京政府，他的广州政府也应获得其中的一部分。19世纪以来，海关总税务司就由外国人控制，以保证海关收益首先被用于赔偿欠款。尽管在西方有某些人支持孙中山的要求，但伦敦仍然拒绝了他。孙中山威胁说要动用武力截留关余，紧接着，英国海军舰队就在广州港做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炮舰政策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到了这一步，孙中山放弃了在华盛顿体系下进行国际合作的愿望，开始操起反帝主义的语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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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兴的苏俄无条件地谴责帝国主义。1920年3月，它公开废弃沙俄政府与清廷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令所有中国爱国者（无论是不是左派）都印象深刻。这一步同样为共产国际代表通过边境潜入中国铺平了道路。对列宁来说，反帝主义不仅是个主要的理论信条，他还向共产国际投入了硬资源。 列宁乐于支持亚洲共产党；不过，如我们已看到的，他更迫切地想要支持更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运动——只要他们是反帝主义者。 事实上，列宁主义认为，中国并没有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作为无产阶级的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确实太过弱小。反过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落后，它倒是为某种民众的多阶级革命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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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苏俄并没有放弃旧沙俄条约的所有特权。尤其是，它想要保证自己太平洋铁路线的安全。不过，共产国际依然找到了与中国反帝主义者的共同事业。它最初试图在北方军阀中寻找支持，但失败了；它试图将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共产党员，这虽要成功许多，但进展缓慢。这样就剩下了孙中山。在孙中山1920年至1921年“流亡”上海期间，共产国际代表格里高利·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他英语流利，因此可以与孙中山直接交流）以及汉斯·马林（Hans Maring）与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如既往，孙中山感兴趣的是能否获得帮助他组建军事力量、统一全国的援助。他似乎还对苏俄的现代化政策有着真正的兴趣；不过，他从未接受马列主义的革命观念。共产国际无法找到任何有兴趣与苏俄联合的北方军阀，又没有真正值得一提的共产主义运动，看起来，孙中山越来越像是它的最后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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