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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与苏联的联合中明确提出，苏联不寻求将中国共产主义化，且继续声明放弃沙俄的旧条约。作为回报，孙中山同意中东铁路继续由苏联人管理，以及苏联军队留驻外蒙。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同意允许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不肯接受国共两党作为平等实体正式联合，但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虽然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他们作为共产党员，仍继续秘密地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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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源起。尽管详情大都秘而不宣，不过，在1923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获得了约300万卢布（270万元），共产国际派出了超过100名顾问。援助中包括某些赠送的军火，卖给的则更多。毫不奇怪，英国人与美国人把孙中山以及后来的蒋介石当作“红色布尔什维克”。从孙中山的角度看来，国民党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大。中国共产党人同意遵守国民党的规章与政策。共产国际希望国民党能加强自身的组织性，实行反帝政策，准备农村起义以及支持工人运动。所有这些也都是孙中山自己想做的。此外，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用列宁主义路线重组了国民党，以加强集中与领导。这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有生以来第一次掌控了一架高效的政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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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共合作而言，幸运的是，这时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是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能力高强的组织者以及“狡猾的心理学家”[12]。鲍罗廷出身于白俄罗斯的一个犹太教拉比家庭，他在1905年革命后曾被捕，随后12年间流亡美国。因此，他能用英语与孙中山直接交流。他的第一项工作是说服孙中山推迟实施针对北洋军阀的北伐计划。鲍罗廷在公开场合对孙中山大加颂扬，然而，在他写给莫斯科的秘密报告中，他称孙中山“非常落后”且自高自大。不过，如果说鲍罗廷曾获得过孙中山的信任，那他做到这一点靠的是自己称职的建议，而不是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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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国民党甚至在广州都处境艰难，苏联的援助可谓雪中送炭。在共产党人这边，李大钊是党的领袖中最支持国共合作的一位，他承诺，只要两党目标一致，共产党就将一直协助国民党推进革命。尽管孙中山最信任的一些助手对共产党人怀有敌意，但孙中山是真诚地致力于国共合作的。他自信地认为能够最终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纳入自己的目标。“吾等不过借力苏俄。”[13]孙中山承诺道。然而，事实将证明，谁驾驭谁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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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西方与中国都存在着争议。特别是在冷战最高潮的20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主张，整个中国革命都是由莫斯科指挥的。这似乎太过夸张了。出现根据本土情形做决定的中国领袖需要时间。共产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并不仅是实践，也包括对中国观念的创造性采用。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间有着持续的紧张——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莫斯科的被动代理人。同时，共产国际自己也明白，中国人不能一味模仿俄国革命，而是必须发展出自己的策略。共产国际代表离中国现实总是有点距离，他们试图影响中国人，但又首先要靠这些中国人来告诉他们正在发生什么。孙中山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他不赞同的共产国际策略，他也直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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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中国共产党人则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在1927年造成了一场大灾难。在那之后，中国人开始与莫斯科保持一定的距离。总的说来，中国革命是由共产国际“指挥”的这一观点是误导性的。简言之，共产国际让在中国形成强有力革命政党成为可能——这既是说共产党，也是说国民党。但它无法决定中国革命的优先顺序。在辛亥革命中，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在暗杀以及运动军队上，没有尝试去接触更广大的群体或阶级。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新的职业革命家拒绝承认个人可以作为有意义社会变革的关键代表，相反，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纪律严明的党组织都成了系统性政治变革的关键所在。新革命家并不向内质疑文化与家庭，而是向外质疑整体的经济与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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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教导国民党要去接触“群众”（首先是广州的工人以及广东省的农民），以及要改组党本身。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孙中山的强力推动下，大会投票通过了强化党纪案。例如，工会或其他党外团体中的国民党人要作为整体行动，始终要一起投票。在组织上，每一级成员选举代表参与更高一级的代表大会，在两次大会之间，成员则服从来自更高层级的命令。许多人将这些规定当作民主的保证，会阻止新“皇帝”的出现。不过，在实践中，国民党被改造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改组实际上保证了决策的自上而下。国民党的改组以及投身“国民革命”赋予了党本身前所未有的组织目标感与凝聚力。为强调改组的重要性，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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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民党仍是高度派系化的。许多老党员不信任共产党人。他们虽然会跟着孙中山走，但并不喜欢要去的地方。例如，胡汉民就反对国民党的明显左倾，并将共产党人更多视为竞争对手而非盟友。尽管孙中山以自己全部的声望与权威支持国共合作，但在他生前以及去世后（1925年3月），国民党内的反共情形愈演愈烈。1927年，国共合作以一场大屠杀而最终瓦解。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鲍罗廷试图让国民党公开宣称与苏联建立反帝联合，没收全广东省的土地，并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孙中山本人对此则表示反对。与苏联的正式联合只会加重列强的猜疑，重新分配土地也很棘手，因为国民党仍依赖海外支持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广东乡村中都有田地。不过，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实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尽管没有明确说这些供分配的土地将出自何处，但这仍是左倾化的清晰一步。国民党宣称，1923年底自己在广东约有3万名党员，然而，只有3000人在会议期间进行了重新登记。到1926年，党员人数达到约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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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国民党连广州也不能稳固控制。不过，它重组了税收，并从中获利丰厚（因为该城市是个重要港口）。孙中山的确夺回了由外人垄断管理的盐业，但是，同样由外人管理的关税收益仍继续输往北京。大多数人认为，广州有了一个相对较好的政府，孙中山则有了供养一支成长中的军队的能力。1924年全年，国民党的税收收入为800万元；1926年前6个月，则增长到1500万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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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增长让孙中山可以计划举行北伐，占领北京。这让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为时机并不成熟。更直接的是，国民党从广州出发，控制了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与邻近军阀的军事冲突持续发生。最初，孙中山手下许多将领的忠诚度都非常可疑，像在中国其他地方那样，他们被赋予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过很快，孙中山与他的共产国际顾问就创建起了更集中统一的指挥体系。它能长期维持的关键则在于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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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把自己最优秀的一些人派到了军校，以培训新国民党的军官团，强化军事与意识形态教育，学员学习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中国史与西方革命史。 孙中山的助手蒋介石（1887—1975）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共产党人周恩来（1898—1976）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黄埔军校的目标是创建一支职业化的党军。一部分学员从现有军队中录取，不过，绝大部分来自南下参加国民革命的学生与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理想主义的。有人说加入是为了“求军事学识，为国家人民谋幸福”，另有人说，“因社会不良，欲接受救国主义之精神锻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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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仅强调革命政治以及此外相对标准化的军事训练，而且还力阻其他军校进行党的训练。[16]因此，黄埔军校成了国民党官员的首要可靠来源。并非巧合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忠于蒋介石个人。 黄埔军校学员增长迅速，1925年初为3500人，同年中就达到了10000人。不过，在孙中山所能依靠的大约65000名军人中，他们仍只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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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黄埔军校有着竞争者与模仿者，但是，只有它留在了后来的历史记忆中。其他军事指挥官也试图向自己的部队灌输党的纪律与政治教育。各支竞争性的国民党军队称呼黄埔学员为“娃娃兵”，蒋介石为“娃娃司令”。然而最后，在1926年初，军官培训被集中于蒋介石之手。孙中山去世后，在一次处理组织问题的党会上，蒋介石打败他的党内对手，大获全胜。国民党新军以其忠诚与纪律（这是任何有效组织的内外在力量）而与通常的军阀部队大不相同：会为牺牲的士兵举行葬礼，入土为安，而非任其遗尸战场；伤者与其家人被付给特别津贴；以正式的战场报告决定升迁与降级。“集体负责制”促进了集中控制，例如，若某个班不经命令就擅自撤退，班内的所有人都将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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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并未完全合理化，不过相对已算不错。最重要的是，军队已彻底政治化。它被称为“国民革命军”，明确就是国民党的一部分，不过，最发挥作用的政治委员一职通常由共产党员担任。军队的政治部与党代表有着不同的功能。他们确保军官们听从国民党的指令，加强部队纪律，并监督军民关系。他们惩治欺凌老百姓的军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让老百姓相信与部队合作是必要且有益的。在部队停驻或途经的地方，他们向军人以及老百姓展开宣传。最后，他们代表那些对军官怀有不满的士兵，担当着重要的安全阀，并让将领们得以了解哪些军官不能胜任或欺压下属。在1926年中，国民革命军全军约有10万人，能击败数倍于己的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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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国共两党或国共合作取得的成功中，绝大部分都无法归功于高层组织、军事力量以及共产国际顾问与金钱。相反，是国共合作产生出的政治力量与持续的社会变化咬合了起来，造成了一种互相促进的效果。虽然城市工人、农民、妇女与青年的激进变革要求并非由国共两党的“群众动员”所引发，但通过与这些外来政治组织者结合，它们被大大地加强了。在第十一章与第十四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共产党人的农民工作，在这里，让我们先看一看工人的激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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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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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一场规模巨大的罢工在广州与香港爆发。约3万名水手与码头工人拒绝开船或搬运货物，这让超过150艘船困在原地，并直接挑战了英国的权威。接下来的两个月中，据估计，有12万名同情罢工的工人（从街边小贩到先进的电子厂工人）参加进来。船主随后让步。水手赢得组织工会权，工资则上涨15％到30％。这显示了在国共两党投入工运之前，工人们主要凭自己就可以达致怎样的成果。它同样给在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政治环境仍然是关键性的。在许多方面，引发1922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能量都出自五四运动。此外，孙中山与陈炯明数年以来在东南地区所获得的政治同情也至少间接地促进了工会运动。港英当局的权力也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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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要贬损广州水手自身的能量与技巧。考虑到次年在华北发生的铁路工人罢工的情形，我们就会看到政治环境的至关重要性。在那起事件中，工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但却遭到吴佩孚（当时的一名主要军阀，有着多少同情社会改革的名声）军队的直接攻击，士兵杀害了35名拒不服从的工人，打伤的则更多。紧接着，一位拒绝发出复工命令的工会领袖被砍头，他的头颅被挂在电线杆上以儆效尤。工人们最终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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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期间，随着工人被组织起来，纪律严明的工会也在发展：有能力进行长期谈判，采用各种策略，以及准备罢工。[17]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劳工活动最多，对抗的往往是外国公司；华北经济较不发达，且有着更严厉的反工会政策。1919年至1922年以及1925年至1927年，在一般性的反帝运动中，都有罢工浪潮出现；而1923年至1924年运动消退，1927年后，左派已被镇压，罢工相对也处于低潮。绝大部分罢工由工资与工作条件推动，并通常能在这两方面取得至少是部分的收获。换句话说，罢工并非由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引起”，反抗中国所有者的罢工与反抗外国所有者的同样常见。不过，与其他群体一样，工人肯定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一位上海棉花工人如此回忆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接下来的206～209页（英文页码）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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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反帝情绪不仅盛行于工人当中，所有在上海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情绪。罢工时，甚至连警察、掏粪工人、外国人家中的仆役以及厨师无不参加进来。……共产党以前从来没能激发出这种情绪。当人们听说外国人杀害了我们一名中国人时，都被激怒了，觉得我们必须起来反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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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行动仅局限于单一工厂，不过，久而久之，工人们渐渐能够跨越地位、职业与籍贯的界限展开合作。工人运动让激进学生大受启发。在对五四运动中的工人参与进行了思考后，一名学生后来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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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真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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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别人描述自己时，邓中夏（1894—1933）也这么说。政治学家与劳工史家裴宜理强调，工人虽成了共产党或国民党的称手工具，但他们仍保持着自己的抗争传统以及目标。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的总中心，这里既有外资工厂，也有中资工厂，生产着从布匹、机械到香烟、纸张、火柴等各色物品。在全国，上海的工厂是最大、最现代的，不过，绝大部分也仍不过是阴暗的小作坊。除了工厂外，在上海，交通、邮政、理发、粪便处理以及建筑业雇用了成千上万的服务工。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工人在五四运动中是如何通过行会、同乡会与帮会异常迅速地组织起来进行罢工的。最强有力的工人组织既不是现代的产业工会，也不是车间组织，而是将作坊主与手工艺人结合起来的行会，由商人领导的同乡会以及涉入贩毒、走私、勒索、抢劫颇深的帮会。最能发动工人起来斗争的则是工厂要雇用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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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五四运动中，一种新型的劳工运动开始出现了。6月，随着最初的狂热的逐渐消退，来自不同产业的一小群工人激进分子聚在一起，计划组建长期性的工人组织。此类组织通常以外国工人运动为模型，传布者则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五四运动激进分子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回国的成千上万名中国劳工。从此以后，5月1日（国际劳动节）开始成为一个游行示威与抗议的重要日子，至少在上海与广州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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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在国共两党中，成百上千的青年组织者深入工人之中。1924年，大上海已有了超过120个共产党支部，不过，它们并不是每一个都参与劳工运动。尽管共产党人首先试图影响上海工人，不过，国民党人后来赢得了邮政工会的控制权。起初，共产党组织者面临着许多问题。学生能够渗入熟练技工组成的行会，并协助它们转变为像机修工与印刷工这样的工会。但非熟练工的世界则要无序得多，难以着手，且青红帮的影响也难以消除。共产党人发现，他们不得不渗入帮会（尤其是最大与最有势力的青帮）中，以影响上海的非熟练工人。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发现，要将上海好几万的女工组织入工会仍特别困难。或许是因为作为一个男性主导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任务准备并不充足。确实，尽管女工罢工像男工一样频繁，但共产党仍经常以“落后”为由将她们拒之门外。不过，女工罢工的理由往往不同，是基于“姐妹情谊”传统的互助，而不是为了工会。[20]不过，在1919年至1925年的主要罢工浪潮中，女工与男工仍能够在共同的事业中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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