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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传布的是阶级斗争的福音；然而，现实中的工人们并不一定会自视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相反，他们会被工种、籍贯与地位横向分隔开来，且经常会利用与同省工头、帮会首领以及富裕商人的纵向关系。与共产党人相反，国民党人传布的是阶级调和的福音——通过劳资合作实现经济发展。然而，工人们确实对其雇主（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怀有不满。虽然合作并未终结国共两党间的竞争，但形式上的合作至少使对上海工人阶级的动员更有效率了。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者是学生或者前学生，不过，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人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吸收入党。不管是学生还是工人，都逐渐认识到，有效的组织必须建筑于既存结构之上。举例来说，这意味着尝试在来自不同省份的上海工人间建立联合，而非在大工会内抹除省籍界限。换句话说，取代以乡籍联系为基础的帮会与行会是劳而少功的，共产党人必须用这些人自己的方式吸引其领袖与成员。在幽暗的庙宇中赌咒发誓，喝鸡血酒，还有其他“封建”活动，这些都加强了伙伴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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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五卅运动”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激进浪潮。1925年初，上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国资产阶级为列强想要提高码头使用费所困，工人则受害于通货膨胀与米价上涨。一家日本纱厂解雇了40名成年男工，以年轻女工代替，22家日本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虽然这次罢工逐渐消歇，但5月，一次新的罢工又在呼吁之中。5月15日，一个日本大班在乱斗中打死了一名中国工人；同月24日，大型公众悼念仪式举行，以纪念这名遇害的工人。5月30日，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示威游行开始。结果，隶属英国的信奉锡克教的巡捕向人群开火，打死13人，打伤超过50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这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并事实上让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在一场商人、工人与学生都加入了斗争的总罢工中，上海与广州陷于瘫痪，示威游行与抵制外货运动也扩展到了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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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有200家店铺企业的超过20万名工人参与了罢工。上海总商会对罢工资金贡献巨大。约一个月后，中国店铺重新开张，由于抵制外货仍在继续，它们生意很好。不过，在外国电力公司停止向上海非租界区输送电力后，中国商人转而反对总罢工。许多工人也日益对罢工费微薄或难以获得资金支持感到不满。军阀开始加紧镇压，罢工最终于9月结束。工人们虽然赢得了些许经济利益，但他们的政治诉求一点也没有得到满足。这些诉求既包括承认工会、结社权以及演讲与集会自由，也包括撤走外国军队与废除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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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海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支持者仍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在6月份罢工浪潮刚出现时，共产党人便成立了上海总工会。这理论上是国共合作的一部分；然而，孙中山于本年3月去世，国民党陷于混乱，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此时，颇多共产党人成了青帮首领的“兄弟”与“弟子”。对任何广泛的罢工来说，青帮的支持都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所有工厂大班与工头都是它的成员。上海的五卅运动可以被看作工人、共产党人以及青帮的联合，它以中国民族主义的名义赢得了普遍的支持。敌人则包括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政客联系在一起的保守工人、某些帮会首领，当然还有外国官员与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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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五卅运动并不仅仅是劳工斗争的鲜明例证。像五四运动一样，它很快就转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与抵制外货运动。在根本上，它是一场有着政治后果的政治运动。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引发全国性反抗的并不是5月15日打斗中工人的死亡，而是5月30日手无寸铁的学生的被害，后者激起了全中国的震惊与憎恶。[21]一位诗人以骄傲的语调悼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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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英巡捕更杀伤我们无数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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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一切为先锋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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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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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呀，光荣的死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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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血液将灌出鲜艳的红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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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学生团体、商会加入工人群体中，组织街头演讲、集会，散发小册子，以及举行悼念仪式。青年们表演街头剧，让上海市民了解发生了什么。“哭丧队”在悼念仪式上齐声大哭。旗帜上涂上了鲜血，以象征烈士们。照片与版画被当作对死者永恒的纪念。罢工与游行的浪潮从上海散布到了其他城市，例如在天津，工会加速发展，工厂工人与水手事实上已让城市停摆。在北京，6月3日，3万名学生停课游行。在东北的沈阳，6月5日，英美烟草公司工人举行罢工。6月11日，在长江中游的汉口，英国人用机枪射杀了8名游行者。6月19日，香港与广州开始罢工，其卓越领导者是邓中夏，并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协助。到7月，天津总工会成立。7月23日，约6万名游行者（其中包括黄埔军校的武装学员）试图穿越广州沙面租界，随后发生了交火。没有人知道是谁先开火，但当一切结束后，英国军警已至少打死52名、打伤117名游行者。紧接着的则是全国性的总罢工。约25万名中国人离开香港（约占当地中国人口的45％），返回广州或他们在广东各地的乡村老家。他们将在此待上6个月，继续罢工与抵制外货。邓中夏则确保劳工组织者不至于忽视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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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25年夏天，学生与工人周期性地威胁说要占领中国各城市的街道。在上海与广州，他们在游行时喊着这样的口号：“扶助劳工”，“支持被捕学生”，“打倒帝国主义”以及“收回租界”。不过，就全国层面而言，在夏末，运动被镇压了下去。8月，在英国与日本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开始拘捕游行示威者。在天津，8000名士兵打死了几十名工人，逮捕了500人，且镇压了学生联合会与工会。在起初的爱国情绪过去之后，中国商业界摇摆不定。像之前的五四运动那样，商人们很容易受到爱国呼吁的影响，不过，他们并不支持激进工联主义，且许多人归根结底仍依赖于外国贸易。运动在向华北与华中传布的过程中逐渐消歇。在上海，总工会不久就被迫转入地下，其领导者则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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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很难说五卅运动达成了什么。五四运动时的抗议者在“三个卖国贼”被从政府中解职后举行了胜利游行，而五卅运动中的抗议者却没法拿出什么特定的成果来。添加几名华董进上海工部局（管理着公共租界）显然是象征性的。当年秋，外国特权的守护者可能会对形势感到满意，不过，他们不会自鸣得意多久。五卅运动激发了国共两党的快速成长与扩张。由于领导了该运动，国共合作的声望与权威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事实上，激进反帝潮流并未被倒转，而是继续从东南地区向外涌出。意义重大的是，在运动的最高潮，甚至反学生的军阀也被迫容忍某些游行示威。尽管湖南督军威胁说要射杀任何“鼓吹布尔什维主义”或“扰乱治安”的人，但是权力的政治平衡已经被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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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发生的背景如下：军阀割据加剧，孙中山声望增长以及北京政府去正当化——因为它无法应对新难民问题、财政危机以及不平等条约。不过，尽管五卅运动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最好还是将它视为既非开端也非高潮，而是更长的艰苦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正义的诉求与集体认同的渴望咬合起来，将日益众多的民众带入了政治进程之中。社会的更多部分（显然包括工人，在某些地方，也包括农民）变得激进化了。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从该运动中获得了新生与正当性，成了中国未来的国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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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Lenin（列宁），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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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英文译者：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尤其是pp.259-276。对1917年后的广州政治，参见Michael Tsin（钱曾瑗），Nation，Governance，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Ming K.Chan（陈明銶），“A Turning Point in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anton Decade，1917-1927”，收入Gail Hershatter（贺萧）等编：Remapping China：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24-241;以及Wang Ke-wen（王克文），“Sun Yatsen，Wang Jingwei，and the Guangzhou Regimes，1917-1925，” Republican China vol.22，no.1（November 1996），p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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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中山：《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1917年7月17日）。引自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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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pp.277-278；Lü Fang-shang（吕芳上）“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Guomindang Radicalization in the Early 1920s，”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26，no.1（Fall 1992），p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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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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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Bruce Elleman（艾朴如），Diplomacy and Decepti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7（Armonk，NY：M.E.Sharp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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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旅欧中国人中的马克思主义皈信者，参见Marilyn A.Levine（林如莲），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m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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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Keith Schoppa（萧邦奇），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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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en-hsin Yeh（叶文心），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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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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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ans van de Ven（方德万），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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