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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一场规模巨大的罢工在广州与香港爆发。约3万名水手与码头工人拒绝开船或搬运货物，这让超过150艘船困在原地，并直接挑战了英国的权威。接下来的两个月中，据估计，有12万名同情罢工的工人（从街边小贩到先进的电子厂工人）参加进来。船主随后让步。水手赢得组织工会权，工资则上涨15％到30％。这显示了在国共两党投入工运之前，工人们主要凭自己就可以达致怎样的成果。它同样给在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政治环境仍然是关键性的。在许多方面，引发1922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能量都出自五四运动。此外，孙中山与陈炯明数年以来在东南地区所获得的政治同情也至少间接地促进了工会运动。港英当局的权力也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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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要贬损广州水手自身的能量与技巧。考虑到次年在华北发生的铁路工人罢工的情形，我们就会看到政治环境的至关重要性。在那起事件中，工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但却遭到吴佩孚（当时的一名主要军阀，有着多少同情社会改革的名声）军队的直接攻击，士兵杀害了35名拒不服从的工人，打伤的则更多。紧接着，一位拒绝发出复工命令的工会领袖被砍头，他的头颅被挂在电线杆上以儆效尤。工人们最终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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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期间，随着工人被组织起来，纪律严明的工会也在发展：有能力进行长期谈判，采用各种策略，以及准备罢工。[17]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劳工活动最多，对抗的往往是外国公司；华北经济较不发达，且有着更严厉的反工会政策。1919年至1922年以及1925年至1927年，在一般性的反帝运动中，都有罢工浪潮出现；而1923年至1924年运动消退，1927年后，左派已被镇压，罢工相对也处于低潮。绝大部分罢工由工资与工作条件推动，并通常能在这两方面取得至少是部分的收获。换句话说，罢工并非由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引起”，反抗中国所有者的罢工与反抗外国所有者的同样常见。不过，与其他群体一样，工人肯定受到了爱国情绪的激发。一位上海棉花工人如此回忆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接下来的206～209页（英文页码）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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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反帝情绪不仅盛行于工人当中，所有在上海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情绪。罢工时，甚至连警察、掏粪工人、外国人家中的仆役以及厨师无不参加进来。……共产党以前从来没能激发出这种情绪。当人们听说外国人杀害了我们一名中国人时，都被激怒了，觉得我们必须起来反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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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行动仅局限于单一工厂，不过，久而久之，工人们渐渐能够跨越地位、职业与籍贯的界限展开合作。工人运动让激进学生大受启发。在对五四运动中的工人参与进行了思考后，一名学生后来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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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真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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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别人描述自己时，邓中夏（1894—1933）也这么说。政治学家与劳工史家裴宜理强调，工人虽成了共产党或国民党的称手工具，但他们仍保持着自己的抗争传统以及目标。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的总中心，这里既有外资工厂，也有中资工厂，生产着从布匹、机械到香烟、纸张、火柴等各色物品。在全国，上海的工厂是最大、最现代的，不过，绝大部分也仍不过是阴暗的小作坊。除了工厂外，在上海，交通、邮政、理发、粪便处理以及建筑业雇用了成千上万的服务工。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工人在五四运动中是如何通过行会、同乡会与帮会异常迅速地组织起来进行罢工的。最强有力的工人组织既不是现代的产业工会，也不是车间组织，而是将作坊主与手工艺人结合起来的行会，由商人领导的同乡会以及涉入贩毒、走私、勒索、抢劫颇深的帮会。最能发动工人起来斗争的则是工厂要雇用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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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五四运动中，一种新型的劳工运动开始出现了。6月，随着最初的狂热的逐渐消退，来自不同产业的一小群工人激进分子聚在一起，计划组建长期性的工人组织。此类组织通常以外国工人运动为模型，传布者则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五四运动激进分子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回国的成千上万名中国劳工。从此以后，5月1日（国际劳动节）开始成为一个游行示威与抗议的重要日子，至少在上海与广州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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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在国共两党中，成百上千的青年组织者深入工人之中。1924年，大上海已有了超过120个共产党支部，不过，它们并不是每一个都参与劳工运动。尽管共产党人首先试图影响上海工人，不过，国民党人后来赢得了邮政工会的控制权。起初，共产党组织者面临着许多问题。学生能够渗入熟练技工组成的行会，并协助它们转变为像机修工与印刷工这样的工会。但非熟练工的世界则要无序得多，难以着手，且青红帮的影响也难以消除。共产党人发现，他们不得不渗入帮会（尤其是最大与最有势力的青帮）中，以影响上海的非熟练工人。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发现，要将上海好几万的女工组织入工会仍特别困难。或许是因为作为一个男性主导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任务准备并不充足。确实，尽管女工罢工像男工一样频繁，但共产党仍经常以“落后”为由将她们拒之门外。不过，女工罢工的理由往往不同，是基于“姐妹情谊”传统的互助，而不是为了工会。[20]不过，在1919年至1925年的主要罢工浪潮中，女工与男工仍能够在共同的事业中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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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传布的是阶级斗争的福音；然而，现实中的工人们并不一定会自视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相反，他们会被工种、籍贯与地位横向分隔开来，且经常会利用与同省工头、帮会首领以及富裕商人的纵向关系。与共产党人相反，国民党人传布的是阶级调和的福音——通过劳资合作实现经济发展。然而，工人们确实对其雇主（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怀有不满。虽然合作并未终结国共两党间的竞争，但形式上的合作至少使对上海工人阶级的动员更有效率了。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者是学生或者前学生，不过，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人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吸收入党。不管是学生还是工人，都逐渐认识到，有效的组织必须建筑于既存结构之上。举例来说，这意味着尝试在来自不同省份的上海工人间建立联合，而非在大工会内抹除省籍界限。换句话说，取代以乡籍联系为基础的帮会与行会是劳而少功的，共产党人必须用这些人自己的方式吸引其领袖与成员。在幽暗的庙宇中赌咒发誓，喝鸡血酒，还有其他“封建”活动，这些都加强了伙伴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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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五卅运动”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激进浪潮。1925年初，上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国资产阶级为列强想要提高码头使用费所困，工人则受害于通货膨胀与米价上涨。一家日本纱厂解雇了40名成年男工，以年轻女工代替，22家日本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虽然这次罢工逐渐消歇，但5月，一次新的罢工又在呼吁之中。5月15日，一个日本大班在乱斗中打死了一名中国工人；同月24日，大型公众悼念仪式举行，以纪念这名遇害的工人。5月30日，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示威游行开始。结果，隶属英国的信奉锡克教的巡捕向人群开火，打死13人，打伤超过50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这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并事实上让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在一场商人、工人与学生都加入了斗争的总罢工中，上海与广州陷于瘫痪，示威游行与抵制外货运动也扩展到了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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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有200家店铺企业的超过20万名工人参与了罢工。上海总商会对罢工资金贡献巨大。约一个月后，中国店铺重新开张，由于抵制外货仍在继续，它们生意很好。不过，在外国电力公司停止向上海非租界区输送电力后，中国商人转而反对总罢工。许多工人也日益对罢工费微薄或难以获得资金支持感到不满。军阀开始加紧镇压，罢工最终于9月结束。工人们虽然赢得了些许经济利益，但他们的政治诉求一点也没有得到满足。这些诉求既包括承认工会、结社权以及演讲与集会自由，也包括撤走外国军队与废除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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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海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支持者仍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在6月份罢工浪潮刚出现时，共产党人便成立了上海总工会。这理论上是国共合作的一部分；然而，孙中山于本年3月去世，国民党陷于混乱，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此时，颇多共产党人成了青帮首领的“兄弟”与“弟子”。对任何广泛的罢工来说，青帮的支持都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所有工厂大班与工头都是它的成员。上海的五卅运动可以被看作工人、共产党人以及青帮的联合，它以中国民族主义的名义赢得了普遍的支持。敌人则包括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政客联系在一起的保守工人、某些帮会首领，当然还有外国官员与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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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五卅运动并不仅仅是劳工斗争的鲜明例证。像五四运动一样，它很快就转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与抵制外货运动。在根本上，它是一场有着政治后果的政治运动。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引发全国性反抗的并不是5月15日打斗中工人的死亡，而是5月30日手无寸铁的学生的被害，后者激起了全中国的震惊与憎恶。[21]一位诗人以骄傲的语调悼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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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英巡捕更杀伤我们无数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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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一切为先锋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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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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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呀，光荣的死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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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血液将灌出鲜艳的红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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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学生团体、商会加入工人群体中，组织街头演讲、集会，散发小册子，以及举行悼念仪式。青年们表演街头剧，让上海市民了解发生了什么。“哭丧队”在悼念仪式上齐声大哭。旗帜上涂上了鲜血，以象征烈士们。照片与版画被当作对死者永恒的纪念。罢工与游行的浪潮从上海散布到了其他城市，例如在天津，工会加速发展，工厂工人与水手事实上已让城市停摆。在北京，6月3日，3万名学生停课游行。在东北的沈阳，6月5日，英美烟草公司工人举行罢工。6月11日，在长江中游的汉口，英国人用机枪射杀了8名游行者。6月19日，香港与广州开始罢工，其卓越领导者是邓中夏，并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协助。到7月，天津总工会成立。7月23日，约6万名游行者（其中包括黄埔军校的武装学员）试图穿越广州沙面租界，随后发生了交火。没有人知道是谁先开火，但当一切结束后，英国军警已至少打死52名、打伤117名游行者。紧接着的则是全国性的总罢工。约25万名中国人离开香港（约占当地中国人口的45％），返回广州或他们在广东各地的乡村老家。他们将在此待上6个月，继续罢工与抵制外货。邓中夏则确保劳工组织者不至于忽视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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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25年夏天，学生与工人周期性地威胁说要占领中国各城市的街道。在上海与广州，他们在游行时喊着这样的口号：“扶助劳工”，“支持被捕学生”，“打倒帝国主义”以及“收回租界”。不过，就全国层面而言，在夏末，运动被镇压了下去。8月，在英国与日本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开始拘捕游行示威者。在天津，8000名士兵打死了几十名工人，逮捕了500人，且镇压了学生联合会与工会。在起初的爱国情绪过去之后，中国商业界摇摆不定。像之前的五四运动那样，商人们很容易受到爱国呼吁的影响，不过，他们并不支持激进工联主义，且许多人归根结底仍依赖于外国贸易。运动在向华北与华中传布的过程中逐渐消歇。在上海，总工会不久就被迫转入地下，其领导者则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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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很难说五卅运动达成了什么。五四运动时的抗议者在“三个卖国贼”被从政府中解职后举行了胜利游行，而五卅运动中的抗议者却没法拿出什么特定的成果来。添加几名华董进上海工部局（管理着公共租界）显然是象征性的。当年秋，外国特权的守护者可能会对形势感到满意，不过，他们不会自鸣得意多久。五卅运动激发了国共两党的快速成长与扩张。由于领导了该运动，国共合作的声望与权威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事实上，激进反帝潮流并未被倒转，而是继续从东南地区向外涌出。意义重大的是，在运动的最高潮，甚至反学生的军阀也被迫容忍某些游行示威。尽管湖南督军威胁说要射杀任何“鼓吹布尔什维主义”或“扰乱治安”的人，但是权力的政治平衡已经被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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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发生的背景如下：军阀割据加剧，孙中山声望增长以及北京政府去正当化——因为它无法应对新难民问题、财政危机以及不平等条约。不过，尽管五卅运动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最好还是将它视为既非开端也非高潮，而是更长的艰苦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正义的诉求与集体认同的渴望咬合起来，将日益众多的民众带入了政治进程之中。社会的更多部分（显然包括工人，在某些地方，也包括农民）变得激进化了。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从该运动中获得了新生与正当性，成了中国未来的国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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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Lenin（列宁），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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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英文译者：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尤其是pp.259-276。对1917年后的广州政治，参见Michael Tsin（钱曾瑗），Nation，Governance，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Ming K.Chan（陈明銶），“A Turning Point in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anton Decade，1917-1927”，收入Gail Hershatter（贺萧）等编：Remapping China：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24-241;以及Wang Ke-wen（王克文），“Sun Yatsen，Wang Jingwei，and the Guangzhou Regimes，1917-1925，” Republican China vol.22，no.1（November 1996），p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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