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0517
1706700518
[16]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294-295;对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军队的深入探讨，参见 pp.290-313。
1706700519
1706700520
[17] 参见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69-129;Daniel Y.K.Kwan，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884-193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Jean Chesneaux（谢诺），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尤其是 pp.376-378；以及Ming K.Chan（陈明銶），“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 博士论文（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75）。
1706700521
1706700522
[18] 引自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p.250。
1706700523
1706700524
[19]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引自Daniel Y.K.Kwan，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p.18。
1706700525
1706700526
[20] Emily Honig（韩启澜），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2-217；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pp.60-64。
1706700527
1706700528
[21] 参见Jeffrey Wasserstrom（华志坚），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95-145。
1706700529
1706700530
[22] 蒋光慈：《血花的爆裂》（1925年6月2日），同上书，p.112。
1706700531
1706700532
1706700533
1706700534
1706700536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
1706700537
1706700538
1926年到1928年，国民党终结了军阀时代，并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中国。在这几年中，蒋介石崛起，并掌握了国家权力。不过，这权力并非不受限制（甚至在国民党内也是如此）。这是一个革命时期还是反革命时期？在一个新的全国政府的建立过程中，中国社会继续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又会给新政府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有必要回顾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些事件。因此，就时间顺序而言，本章与上章有所重叠，仍将集中关注国共两党。这两个政党带给中国巨大的活力。然而，到1928年，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继续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军阀政权之下。
1706700539
1706700540
自19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清晰可见的改变。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与学生来说，外部世界既象征着威胁，也象征着机会，且伴有需要记取的教训。这一趋势造就了梁启超、陈独秀与毛泽东。同时，千千万万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中国人（多来自华东）移民东南亚、澳大利亚、欧洲与美洲，出卖劳力，并寻求商业机会。在这些地方，他们对西方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这一趋势则造就了孙中山。这两种趋势互相结合，造就了强有力的以反帝为形式的民族主义，同时，它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民族主义更多地诞生于耻辱而非自豪，追求的更多是尊严而非孤立主义。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一旦掌权，就要提高保护性关税，以限制外国竞争，让中国制造业得以起飞。他们也要资助国有企业，尤其是交通、采矿以及基础建设，例如铁路与电厂。不过，他们并不是要把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五卅运动显示，中国城市各阶级正投身于民族主义，不过，这绝非义和团运动的重演。外国企业遭抵制，外国工厂遭罢工，外国领事馆遭抗议，然而，外国人本身却大致安然无恙。
1706700541
1706700542
国共两党都不能被称为民族主义政党。不过，它们的目标都是将民众力量转变为政治权力，且都塑造着革命的图景。对中国来说，这是第一次以纪律严明的革命党动员社会群体的试验。然而，就历史事实来说，“国民革命”的结果却并非革命性的。尽管国民党获得了权力，但它推行的是国家建设政策，旨在加强党、军队以及政府财政机构。许多国民党党员来自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议会，另一些人则来自军阀时期的官僚机构。一俟掌权，国民党便企图为革命性的反帝主义降温，并基本上承继了旧北京政府的渐进主义政策。
1706700543
1706700544
孙中山试图将国民党转变为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列宁主义革命党，结果算不上成功；不过，“孙文主义”或三民主义将对中国有持久性的影响。某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孙中山既不精深又不一贯，确实，他的思想不系统，且自相矛盾，他的观念模糊不定，随着政治机会的变化而变来变去。不过，他通常极其富有洞察力。在1918年至1920年间，孙中山以及他的追随者被迫从政治中隐退，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发展出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批判、革命策略以及发展计划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第三世界政治。在许多方面，孙中山的观念预示并有益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
1706700545
1706700546
对孙文主义的批评往往错失了在现代中国政治中，政治论说的要点所在。对孙中山与毛泽东来说，政治论说根本上并不是为了影响知识分子（或赢得民众的选票），而首先是要为追随者提供指导。在西方，政党的纲领含含糊糊，且没人期待政治家会把自己的政策观念与严肃的政治哲学联系起来。在此种“常规”政治中（以美国为甚），政治家设法用含糊的承诺取悦尽可能多的群体，并避免得罪任何人。但在一种革命性的形势里，政治家则试图将自己的政策植根于某种政治哲学中。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到《毛主席语录》，此类作品包含着公关的成分，但同样是对目标相当坦率的陈述。
1706700547
1706700548
首先，革命政治家并不惧于得罪别人与要求牺牲。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哲学是否高深，而在于所展示出的领导风格与方向。国民党对三民主义很当真，在孙中山逝世后，孙文主义仍具有生命力，且在20世纪20年代末协助塑造了一个新型政府。就国民党政权是个意识形态政权而言，三民主义提供了此种意识形态，并限制了该政权寻求他种政策的可能性。1928—1937年的国民党政府受一部自视为社会先锋要素的政治机器的支配，而这种方式在中国前所未见。它希望动员起群众力量，但又对真正的群众组织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它反对帝国主义，但又希望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合作。它带给中国的不是一位新皇帝，而是一种新式独裁。
1706700549
1706700551
意识形态与国民党
1706700552
1706700553
“知难行易”，孙中山将这一认识论程式当作自己先锋队政党信仰的基础，由此也对中国哲学的一个经典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在中国，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如同“真理是什么”的疑问一般长久。孙中山认为，传统中国的信念是“知易行难”，这是政治错误的根源。他的结论是，国人习惯于在处理问题前先试图理解它，“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1]。换句话说，孙中山将对革命的幻灭归咎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倾向。该认识论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人的另一趋向，即在做周详思虑之前就匆忙行动。无怪乎辛亥革命失败了，“旧腐败仍未根除”[2]。
1706700554
1706700555
孙中山宣称追随的是孔子与孟子。这是他的典型特点：将自己的观念同等程度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与西式意识形态。历史学家余英时表示，在知行问题上，孙中山的立场与新儒家正统是一致的。[3]不过，孙中山明确攻击新儒家王阳明（1472—1529，否认知与行存在任何真正的区别）的教义。王阳明强调直觉，这激励了19世纪末那一代的日本与中国激进分子。知——真知——就是行，同样，行就是知。王阳明解释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4]例如，除非践行孝道，否则说一个人“知”孝是毫无意义的。此外，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暗含的并不是知识唾手可得，而是每个人都有获得知识——或用新儒家的术语，成圣人——的潜能。王阳明的信念将得到持续的回响，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706700556
1706700557
然而，对孙中山来说，知恰恰必须与行区别开来，以正当化先锋队政党。孙中山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三种：1）“先知先觉者”或者说创造者，因自己理解世界的智识能力而进行统治；2）后知后觉者，一旦被教导则能够理解，因此可以成为统治者之下的管理者；3）不知不觉者，作为群众，只能追随前两者。这一理论为共和主义留下什么空间了吗？孙中山将民主理解为不会威胁执行效率的代议制度，在这一意义上，他仍信仰民主。到1924年，孙中山似乎已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在可见的将来，先锋队政党不仅对领导革命必不可少，且事实上对创造国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为中国共产党所分享的列宁主义式的革命观，不过，孙中山得出这一看法并不需要列宁的指引。他早已得出结论，那就是1911年后革命者的失败并非由于更大的社会经济势力、帝国主义或中国保守主义，而是由于他们自身对行动的恐惧。
1706700558
1706700559
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他对“训政时期”的设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理论蓝图。在这一大纲中，稳定的法律制度会界定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有义务与权利。自治从地方开始并向上扩展，将训练新公民掌握民主。孙中山指出，美国人在革命之前就实践着自治，但在中国，革命不得不在人民为自治做好准备前就先行一步。训政不仅是教育。孙中山还建议，党要控制（乃至创造）国家，这意味着权力必须出自“先知先觉者”（像孙中山这样的）。因此，训政恰恰成了政府结构的一部分。
1706700560
1706700561
中国自由主义者批评“训政”，因为它并非通向民主的过渡时段，而是对独裁统治的合理化。这一批评是公正的，但却错失了要点所在，因为毕竟，考虑到孙中山对中国民众能力的假设，民主不是一个直接的选择。在实践中，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训政否定了人民的选举权，而是它抑制了市民社会。除了让代议政治制度名声扫地，训政还要压制异见。国民党（以及共产党）对动员工农的支持是以自己的条件为前提的。对孙中山来说，需要党的统一，正如需要国家的统一，而“欧美”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已过时了。因为“要革命成功，只有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
1706700562
1706700563
就政治团体的范围讲，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政党……或者是本国与外国相竞争，或者是本党与他党相竞争，都应该有平等、自由。不能说在本国之内，或者是在本党之内，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5]
1706700564
1706700565
孙中山所提出的宪法为国家权力加上了限制，在绝大部分文辞中，他都将人民说成是统治者。然而，孙中山向往的毫无疑问是一种统制观——人民被转变为统一且忠诚的公民。比起个人，他更强调国家的权力；而比起国家，他归根结底又更强调纪律严明的革命党的权力。在构想中，孙中山将“主权”赋予了公民，但仍坚持国家的训导作用——正如古代的皇帝一样，指引并教育这些公民。孙中山怀疑当前中国人民的能力并忧虑“个人主义”，一个原因是他感到帝制政府远非太过独裁，而是太过松散。中国人民已经被过度的自由惯坏了。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6]因此，需要纪律以将这些散沙凝固为硬水泥。而既然孙中山不信任议会辩论与妥协的政治过程，那么纪律就只能来自一个自身纪律严明的党。
[
上一页 ]
[ :1.70670051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