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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将组织松散的国民党转变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中国，党至高无上的观念并非出自共产党人，而是出自孙中山。不过，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认为中国需要革命，革命需要纪律严明的党，且革命后的建设仍需要党的领导。国民党成了一个不容异议的组织，对党内比党外尤甚。党员被要求超越各自的地方牵连，看起来，地方自治或省自治的观念打击到了国民党原则的根基。这些理念总体上也为共产党所继承，不过，共产党还继承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的严厉批判，而孙中山则认为如忠、信与孝这样的儒家道德有助于国族认同与统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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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三民主义”而言，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彻底改进了“民族主义”，将其从辛亥革命时的反满主义变为更宽泛的反帝主义。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外来威胁，抱怨道：“全国人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因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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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已经缔结了条约各国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国有条约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所以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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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不同意孙中山提出的经济主张，不过，就心理层面而言，他抓住了政治觉醒的国人的无力感。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奴隶的比喻便被广泛使用，孙中山说中国的处境比殖民地还糟糕，这一宣称有着巨大的力量。他主张说，殖民者对他们的殖民地承担一定的义务，而列强则径直忽略中国的问题。就中国的族群区分而言，孙中山认为，少数族群基本上会被汉文化所同化。“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8]孙中山教导说，中国人是有着值得自豪的传统的强大民族。不过，他也告知他们自身的缺点（尤其是那些被外国人看在眼里的）。他抱怨说，中国人缺乏餐桌礼仪，吐痰，指甲太长，且牙齿不洁。要点在于，这些就是外国人惯用来评判中国人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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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咦士巧士咪。”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而中国之文人学子，亦常有此鄙陋行为，实在难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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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以及共产党的革命来说，个人习惯与外表的问题都变得至关重要。正如历史学家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指出的，重塑个人与重塑国家是一体两面。真正公民的穿着是现代而又朴实的，短发，每天洗澡，并将这种纪律贯彻到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在1912年民国诞生时，已可见一些此类仪容修饰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它们变成了党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它们又成了政府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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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原则“民权”似已饱受训政观念的破坏，不过，孙中山又确实规划了一个试图平衡民众权力与政府需要的宪政秩序。他寻求建立一个既强大又仍积极回应人民意愿的政府，并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区分进行行政管理的执行权与终极主权。他将民国比喻为一家企业：人民是股东，主席则是经理。换句话说，人民设定基本的目标，政府则想办法达成这些目标。实际的行政管理不由人民经手。孙中山规划了五权分立的宪法，有意识地将西方与中国传统混合起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选拔公务员）以及监察（检举渎职官员）。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以及复决权。然而，这些原则——全部都在这里——没有一项减损了孙中山根本上的统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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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民生”观念至少与他的民权观念同样模糊。他认为这一原则与西方自由主义有着相当大的重叠。在未来，每一个人都会分享到资本的收益。虽然自20世纪头十年早期以来，“平均地权”有时会被谈及，但国民党投给乡村问题的关注相当有限。孙中山从未否定资本主义或颂扬阶级斗争。因此，“平均地权”指的是“节制资本”或政府调控。1924年，国民党坚称，国家要控制金融、基建以及其他大型企业，并承诺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不过并未号召剥夺地主）。国民党倾向于支持体面工资与工作条件这样的工人权益，不过，他们（孙中山就是一个）对可能危害国家经济的罢工权持怀疑态度；可以信任私人企业，以发展农业与贸易，要鼓励外国投资中国商业。简言之，他们奉行的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温和的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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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孙中山来说，中国最深重的问题就是普遍贫困。 他一直希望经济现代化会让中国避免已在西方出现的阶级斗争与劳工冲突。尽管攻击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但他根本上仍抱持着一种国际主义的愿景，即外国投资会逐渐将中国转变为先进的制造者与市场。正如孙中山的传记作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所指出的，此类观点似乎更好地代表了20世纪末，而非孙中山自己所在的时代。不过，若非如此含混灵活，孙文主义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宣布他的文字永远不会自相矛盾，只要共产党人接受孙中山的观点，他们就可以继续加入国民党。但正如《圣经》，通过选择适宜的段落，孙中山的遗产可以被用来支持极其不同的目标。如果说这因此让孙中山显得像个草率的思考者，但他的观念毕竟构成了一种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的柔韧基础。这一影响根本上并不在于孙中山的说服力，甚至也不在于国民党的政治成功，而在于如此多的人都能与孙中山一致。他囊括了至少可以回溯到梁启超的中国政治思想的精髓：中国需要更强大的政府；这一政府的目标则是实现国家发展与现代化；中国社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市民社会与个人权利本身依赖于强有力的国家；宪政秩序将会调谐互相冲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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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激进主义：农民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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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工人如何成为了一股更强大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在上海与珠三角）。其他群体（包括农民与妇女）同样要求社会与政治变革。共产党人最终掌权的基础就是乡村革命与大体上由农民组成的军队。20世纪20年代，包括共产党人在内，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一点。虽然20世纪20年代，农民团体与农民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吸取的教训将在日后为共产党人提供帮助。从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中国乡村的很多情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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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共两党党员都抱有来自城市的偏见，但有少数国民党激进分子将农民阶级看作一股支持广州国民政府的有用力量。他们看到，广东省乡村中存在着可能有助于国民党的权力真空。在国民党领导下，有纪律的农民团体能够成为维持乡村秩序与征集赋税的代理者。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孙中山无法说明田地从何而来，但他毕竟承诺耕者有其田。这至少为与农民合作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共产党人间或在农民阶级中看到支持工人革命的力量。同时，农民政治家则看到，国共合作中存在着能够在地方争斗中帮助他们的外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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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教育的人要深入乡村世界并不容易，即使就是出自乡村，他们也仍不得不与有充分理由不信任自己的人们沟通交流。沈定一就是一个做此尝试的人。或是出于对上海温室中的个人化政治的幻灭，或是由于在地方组织中看到了可能性，他于1920年秋天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浙江衙前。[11]他坚持要家里的仆人叫他的本名，而非称呼他“三少爷”。他教导说，农民与工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因此是反抗地主与商人剥削的天然同盟者。他身着农服，间或给生活困难的佃户些钱，并建立了一所免费村小，老师延聘自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是那个产生了施存统的激进机构。衙前农运就出自这试验性的开端——与旧士绅的家长式作风并没有多大不同。1921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农民去攻击那些提高价格的商铺。虽然表面上沈定一没有直接参与，但毫无疑问，他以及这些年轻教师所推行的宣传发挥了作用。不管怎样，沈定一随后号召农民成立了一个反地主团体，并预言说“大地主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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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前农民协会在同年9月成立，要求减租30％，停止在收获前缴纳预租，以及实行其他一些改善佃农地位的措施。农会还为更一般性的主张而奋斗：实现男女平等，破除迷信，扫盲，禁止缠足，等等。衙前一座旧节孝坊上的匾额被从“钦旌节孝”改为了“妇女解放万岁”，并加上了鲁迅式的文字：“一部廿四史中无非写那些吃人的礼教”。沈定一可以被视为农会的赞助者，不过，他被选为省议员，离开了当地农民，去处理议会的日常事务。在几周之内，整个杭州湾南部地区都有农民来到衙前参加农会，并学习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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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月之内，82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总计10万人。试图全额收租的地主遭殴打或驱逐。在他们的恳求下，省军出动，解散了农会，逮捕了其领导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拷打或处决。该省督军明确宣告减租运动不合法，因为它威胁到了征税。不过，政府并未要沈定一为此负责，后者返回了家乡，表面上是为了安葬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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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尚未达到要求分配土地的程度。尽管农会确实是强制性组织，但农民的目标仍更多是改良的而非革命的。或许沈定一以及加入他的第一师范青年认为农民运动能够在军阀格局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又或许他们只是对地主的权力有着天真的幻想。但是，无论怎样，他们代表了“发现”农民的一个早期例子：农民不是作为抽象物，而是作为特定经济制度的现实受害者，以及本身具有潜力的政治行动者。除非做好准备，否则即使是成长于乡村的人也无法“看到”农民的生活是多么贫困。现在，年轻的读书人走访农家，看到了“地坪上鸡粪满布，但他们竟赤脚的走”。他们发现，风雨不调就意味着全村人会陷入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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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北部沿海的一场农民运动与国共合作有着更紧密的关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在海丰与陆丰县这一地区，一名叫做彭湃（1896—1929）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客家子弟领导了一场转变为强有力革命性力量的政治运动。与沈定一类似，彭湃属于激进分子，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在已开始组织农民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陈炯明资助，于1917年赴日留学，在那里，他熟悉了马克思主义观念与日本农村改革家。1921年，他成了海丰县教育局局长。但是，他很快就开始怀疑学校教育能带来社会变化。彭湃转向了更直接的行动。他详细叙述了自己试图向农民解释他们如何受剥削，而他们拒绝接受这种想法。他们以为他是个税吏，或假如从他的话中得出些什么结论来，也是他想必是个疯子——这一谣言得到了彭湃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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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安排在傍晚收工时。在开始前，彭湃学会了用变戏法来吸引村民。他们尽管在听，但还是不一定会相信或信任他。不过最后，彭湃有了一些年轻的信徒。当他们的父母反对他们这么浪费时间时，彭湃首先借给其中一个，随后又借给其他所有人每人三美元，去给各自的父母看。 这一计策象征了彭湃的小成本运作的创新性。年轻的农民还建议彭湃对村民崇拜的神灵施以敬意，并尽可能地在传统的框架下开展工作。正像这位农民所总结的：“我们不想打坏佛像。我们的神仙是革命的，站在苏维埃一边。”[12]开始时，海陆丰农民协会是个年轻村民保护村庄免受外来攻击的组织——一副完全正统的样子。但是，在彭湃的指导下，它的互助与协会功能迅速成长。若某个地主试图提高地租，没有人会掏钱；若某个地主解雇了他的佃户，协会成员都不会承租这些地。此外，前租户有资格得到帮助。协会还提供医疗服务。同样重要的是，彭湃能够与商人们谈妥价格，且不久就开始涉入民事与刑事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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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彭湃与农协组织填补了国家以及败落的地方士绅留下的空缺，提供着传统的社会服务。一段时间内，省当局为自身的权力斗争所困，无法做出反应。彭湃不仅从自身的家庭背景中获得帮助，而且他有意识地压制任何朝向阶级斗争的举动。不像沈定一的试验，广东农民协会一开始避免提出减租的要求。至少在表面上，彭湃的行动主要仍在传统的范围内。例如，村塾就是过去的机构，不过现在教授给学生的是有用的技能与激进的观念，并伴随着基本的扫盲工作。地主与商人会发现，农民懂得了算术，骗起来就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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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彭湃的敌人们日渐失去了耐心。当地主与佃户的争斗在1923年爆发时，农会被解散，彭湃被赶出了这一地区。彭湃带着他的组织天赋到广东省的其他地方去了，海陆丰的农运则继续在地下活动。彭湃还尝试让农村妇女加入农会，她们中的一些人成了团体领导者。不过，农村男子仍是农会的支柱。彭湃并不想鼓励性别平等观念，以免造成贫苦农民的分裂。贫苦的乡村男子担忧的是无法筹到足够的钱娶个媳妇，共产党组织者则将他们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批判先咽到肚子里，因为必须首先开展对地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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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的经验显示了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力量与弱点。一方面，农民协会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当局镇压时无法保护自己。它的发展取决于地区政治条件，对此它毫无控制力。陈炯明曾同情改革，且最初支持彭湃，但20世纪20年代，复兴的国民党正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它不会忽略这一地区。另一方面，除了利用形势（包括与陈炯明的关系），彭湃还有什么选择？自我限制——先集中于教育、卫生以及社群内调解——是明智的，它使得快速发展时遇到的敌对尽可能小；然而，更激进些的步骤激起了直接的敌对。由于土地竞争激烈，地主通常能通过让佃户间互相竞价而提高地租，结果，甚至温和的农会也终究要走向对抗。尽管彭湃明显试图保持要求的合理性（减租，而非废除地租；佃户与地主同等地受契约义务的约束），但这仍代表着对传统的权力与权利平衡的政治攻击。意义重大的是，争斗不仅发生于农民要求因歉收而减租（这是一个传统上合情合理的请求），也发生于地主试图借助对农民不利的基本人口条件提高地租，而佃户则认为他们享有永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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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该组织最明显的弱点是无力抵御军事攻击，那么，它还面临着其他障碍。首先，当然必须要说服农民加入，并留住他们。必须让他们相信能从中获益，且不会因为加入而受到惩罚。此外，不加入则要付出代价。必须拒绝非会员享有诊所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家庭应急贷款。他们一旦加入，就必须遵守会规并缴纳会费。要点在于团体一致。但是，恰是这种一致可能会带来新的局限：地方主义持续性地制约着共产党组织者。要使一团体与另一团体相抗衡，用宗族组织与保护性帮会这样的传统方式要比以阶级为基础团结农民更为容易。团体间的争斗通常深深地嵌在当地的文化之中。组织者建立起某种跨村庄的团结，他们接下来必须避免被农民所吸纳。中国共产党当然并不想变成一个农民党，它自视代表着超国家与（归根结底）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农民可能会满足于些许经济收益，但共产党人想要做的是完全根除地主所有制或“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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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925年10月，共产党人宣布支持“耕者有其田”与农民协会。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彭湃的经验，党的《告农民书》雄辩地声明，农民受到四方面的逼迫：1）地主，通过租课以及重利借贷等等；2）外国资本家，他们的洋货与工业摧毁了传统手工业，且控制着盐税； 3）军阀，以筹饷为名增加各项间接税且直接勒捐；4）贪官和劣绅，他们收的陋规至少在正项一倍以上。“农民做了耕种粮食这种重要的工，又占了国民大多数，现在如此困苦流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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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以训练农村组织者。这可以对比于黄埔军校，不过规模要小得多，总共只有1700名毕业生，每人培训期仅三个月。教员包括彭湃、周恩来、瞿秋白与毛泽东。受训者并非贫苦农民，而是至少受过几年正规教育的青年。培训内容包括广泛的军事训练，这可能反映了孙中山想要布置尽可能多的军队以发起乡村民兵。讲习所的最大问题是规模太小，无法造就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组织者。即使在广东的农民协会中，也至多是每1000名农民对应着一名受训组织者。农民协会自身素质各异，动辄各自孤立，倾向于极端主义，且没有武装。不过，据共产党人估计，在最多的时候，全国有900万名农会会员。纵使这有所夸大，不过在1924年到1927年间（被残暴镇压之前），一股农民组织的浪潮确实横扫过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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