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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旅欧中国人中的马克思主义皈信者，参见Marilyn A.Levine（林如莲），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m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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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Keith Schoppa（萧邦奇），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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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en-hsin Yeh（叶文心），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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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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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ans van de Ven（方德万），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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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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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书，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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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Martin Wilbur（韦慕庭），“Military Separatism and Reunification，1922-1937”，收入Ho Ping-Ti（何炳棣）与Tang Tsou（邹谠）编：China in Crisis 1，no.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227。据大致估算，100美元相当于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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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294-295;对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军队的深入探讨，参见 pp.2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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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69-129;Daniel Y.K.Kwan，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 Study of Deng Zhongxia（884-1933）（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Jean Chesneaux（谢诺），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尤其是 pp.376-378；以及Ming K.Chan（陈明銶），“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 博士论文（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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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引自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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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引自Daniel Y.K.Kwan，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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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mily Honig（韩启澜），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2-217；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pp.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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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Jeffrey Wasserstrom（华志坚），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9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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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蒋光慈：《血花的爆裂》（1925年6月2日），同上书，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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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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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到1928年，国民党终结了军阀时代，并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中国。在这几年中，蒋介石崛起，并掌握了国家权力。不过，这权力并非不受限制（甚至在国民党内也是如此）。这是一个革命时期还是反革命时期？在一个新的全国政府的建立过程中，中国社会继续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又会给新政府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有必要回顾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些事件。因此，就时间顺序而言，本章与上章有所重叠，仍将集中关注国共两党。这两个政党带给中国巨大的活力。然而，到1928年，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继续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军阀政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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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清晰可见的改变。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与学生来说，外部世界既象征着威胁，也象征着机会，且伴有需要记取的教训。这一趋势造就了梁启超、陈独秀与毛泽东。同时，千千万万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中国人（多来自华东）移民东南亚、澳大利亚、欧洲与美洲，出卖劳力，并寻求商业机会。在这些地方，他们对西方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这一趋势则造就了孙中山。这两种趋势互相结合，造就了强有力的以反帝为形式的民族主义，同时，它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民族主义更多地诞生于耻辱而非自豪，追求的更多是尊严而非孤立主义。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一旦掌权，就要提高保护性关税，以限制外国竞争，让中国制造业得以起飞。他们也要资助国有企业，尤其是交通、采矿以及基础建设，例如铁路与电厂。不过，他们并不是要把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五卅运动显示，中国城市各阶级正投身于民族主义，不过，这绝非义和团运动的重演。外国企业遭抵制，外国工厂遭罢工，外国领事馆遭抗议，然而，外国人本身却大致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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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都不能被称为民族主义政党。不过，它们的目标都是将民众力量转变为政治权力，且都塑造着革命的图景。对中国来说，这是第一次以纪律严明的革命党动员社会群体的试验。然而，就历史事实来说，“国民革命”的结果却并非革命性的。尽管国民党获得了权力，但它推行的是国家建设政策，旨在加强党、军队以及政府财政机构。许多国民党党员来自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议会，另一些人则来自军阀时期的官僚机构。一俟掌权，国民党便企图为革命性的反帝主义降温，并基本上承继了旧北京政府的渐进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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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试图将国民党转变为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列宁主义革命党，结果算不上成功；不过，“孙文主义”或三民主义将对中国有持久性的影响。某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孙中山既不精深又不一贯，确实，他的思想不系统，且自相矛盾，他的观念模糊不定，随着政治机会的变化而变来变去。不过，他通常极其富有洞察力。在1918年至1920年间，孙中山以及他的追随者被迫从政治中隐退，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发展出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批判、革命策略以及发展计划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第三世界政治。在许多方面，孙中山的观念预示并有益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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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文主义的批评往往错失了在现代中国政治中，政治论说的要点所在。对孙中山与毛泽东来说，政治论说根本上并不是为了影响知识分子（或赢得民众的选票），而首先是要为追随者提供指导。在西方，政党的纲领含含糊糊，且没人期待政治家会把自己的政策观念与严肃的政治哲学联系起来。在此种“常规”政治中（以美国为甚），政治家设法用含糊的承诺取悦尽可能多的群体，并避免得罪任何人。但在一种革命性的形势里，政治家则试图将自己的政策植根于某种政治哲学中。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到《毛主席语录》，此类作品包含着公关的成分，但同样是对目标相当坦率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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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革命政治家并不惧于得罪别人与要求牺牲。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哲学是否高深，而在于所展示出的领导风格与方向。国民党对三民主义很当真，在孙中山逝世后，孙文主义仍具有生命力，且在20世纪20年代末协助塑造了一个新型政府。就国民党政权是个意识形态政权而言，三民主义提供了此种意识形态，并限制了该政权寻求他种政策的可能性。1928—1937年的国民党政府受一部自视为社会先锋要素的政治机器的支配，而这种方式在中国前所未见。它希望动员起群众力量，但又对真正的群众组织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它反对帝国主义，但又希望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合作。它带给中国的不是一位新皇帝，而是一种新式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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