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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主义者（就是女权活动家，不管是否使用女性主义的术语）绝大部分都是女性，1912年，她们为革命者未能支持女性选举权而深感幻灭。不过，她们继续使用民权与民族主义的语汇来正当化自己的性别平等要求。若女性无法完全而不受拘束地参与公民生活，中国就既不能成为强大的国家，也不能成为公正的国家。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各主要政党中，似乎只有新成立的国民党愿意承认女性要求的正义性。不过，女性也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女界联合会主要代表中国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女性网络。她们在既存政治框架内推进女性议题。女界联合会能够让成百甚至成千的女性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以争取选举权。她们在湖南获得了成功——女性被选入了省议会与几个县议会。像其他的群体那样，女界联合会也在持续不断的自我界定过程中，面对着内部的决策分歧（例如是否承认妾）。考虑到女界联合会的吸引力，国民党认为与它联合可以让自己获益。甚至共产党人也收回了他们对“资产阶级”女性的批判以吸引她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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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共合作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继承了新文化运动对赋予家系中年长男子权威的传统家长制的攻击。这的确是直接的“继承”，党的许多早期领导者（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中）之前已发展出适用于女性的解放与权利的语汇。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一时期的智识关切中，“妇人问题”处于中心地位。如陈独秀与张申府这样的人（就此而言，也包括毛泽东）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后也并未放弃女性主义。他们与其他同志都提出改变女性的法律与社会地位，这近于一场文化革命。许多人试图改变自己，过承认性别平等的个人生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决定可能是代价高昂的。陈独秀、张申府与毛泽东都将自己的原配当作包办婚姻的讨厌产物而加以遗弃。他们在一小群受过良好教育的激进女性中找到了新的爱人与妻子。遗弃这一做法至少可以让原配有权选择作为合法妻子留在乡下的男方家中。尽管对共产党人来说，离婚似乎更为现代，但仍是一种耻辱，并至少在一个例子中导致了原配的自杀。不过，对现代且思想自由的城市女性来说，伴侣性婚姻（乃至完全没有正式婚姻的伙伴关系）是她们自身获得解放的关键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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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许多女性完全在党的结构之外追求自身的解放。这一方面是个实践问题——在婚姻内外寻找独立的事业。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女校中任教可能是最常见的选择，不过，也有女性成为律师、作家、出版商、护士以及医生。另一方面，这也是意识的转变。历史学家王政将这描述为“自由女性主义话语”，以区别于将女性（仅仅）当作更大革命过程一部分的更政治化的观点。[15]她强调，女性利用五四运动的人权理想来主张男女的根本同一。她们认为这样就能打破旧的性别界限。其实，“人”仍是以男性为模型的，自由主义女性并没有要求作为女性（与男性根本不同但又互相平等）的平等，而是要求作为与男性同样聪明、强壮、爱国（笼统言之，能干）的人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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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再一次描绘的是城市中受过教育的那一小部分女性。女性工作者（工人、佣人、妓女、苦力以及农妇这样为每日生计奋争的人）绝无办法以此种方式挑战性别界限。许多中上阶级女性满意于做个不用直接挑战家长制的“贤妻良母”，没有理由认为男性（甚至支持女性主义观点的人，如自由主义者胡适、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或文化激进主义者鲁迅）会将两性平等当作自己意识的核心成分。不过，对她们来说，作为全新社会范畴的女性的出现是一种意识转变的经验，发端于晚清，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某种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假定说女性工作者与中产阶级“贤妻”就没有受到这一时期激进变革的影响。事实上，“贤妻良母”的理想正当化了对家长制传统的许多突破。然而，某些性别等级制要素被证明是难以消除的。国共两党自身大体上仍是家长制式的组织。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人是如何更重视组织男工而非女工。两党中都很少有女性身居高位，著名的女性政治家则多是更为著名的男性政治家的妻子或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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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初，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妇女部。在宣传上花了大力气，其中包括在广州附近乡村为大部分是文盲的观众表演戏剧。在孙文主义反帝反军阀的框架中，可以毫无问题地置入妇女问题。在官方符号的层面，也不会体验到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与女性主义有任何紧张。一位苏联女性回忆了做中国人打扮参加1926年广州妇女节庆典的情形：“我描绘了被唤醒的中国，并向苏联伸出了我的手。不管这可能看起来多么令人惊奇，中国人在我这里找到了自己，鼓掌声震耳欲聋。”[16]如费约翰所指出的，女性觉醒这一标志表现了一个失去自由的民族的渴望。就象征而言，受压迫女性可以代表妇女问题或整个民族的苦难。[17]由此，中华民族自身被性别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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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示她们的革命现代性，进步的中国女性将头发剪短，发型更加男性化。这实际上就是激进主义的宣言，像男子在辛亥革命前剪掉辫子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广州，女性要求同工同酬与教育机会，自由结婚与离婚，以及废除纳妾、卖淫与童养媳。广州最后落入了孙中山的掌握之中，组织者进入乡村。她们时常会发现市镇与农村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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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贤妻良母”与好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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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中产阶级女性被认为应是“贤妻良母”——懂得卫生，并且知道如何（用这则广告中的话说）“省时候，省工夫，省金钱”的好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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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兰言日报》，19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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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20世纪20年代女性的新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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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至少在城市中，女性继续获得一种新的公众形象。这位身着高雅旗袍的美人令《妇人画报》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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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妇人画报》，1935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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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旦获得了立足点，她们就能够改变当地条件，并招收积极分子。客家群体往往反应相对积极。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探讨反帝主义，而在于聚焦于特定的妇女问题：教育、职业培训、娼妓、奴婢以及最重要的婚姻权。乡村一级的妇女联合会能够推进对农村妇女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例如殴打妻子）。有些人开始认可自发离婚，不过，农村男子通常极为固执地觉得婚姻是不能解除的。有时，离婚妇女不得不在帮助下离开自己的村庄。她们又能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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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中共中央妇女部成立。比起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明确地承认阶级与性别的压迫是一体两面的。有些共产党人甚至将女性自身的地位类比于无产阶级。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节译了过来，它将对妇女的压迫与私有财产联系了起来，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恩格斯似乎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正当化了新文化运动对家长制的攻击。家族是封建财产制度的支柱，也同样是缠足、纳妾、残酷隔离女性以及将她们仅当作财产对待这样的罪恶的源头。革命的目标不仅包括解放工人，也包括确保让女性首先学会做工的必要技能。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其1922年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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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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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女性经济独立这一主题并不新鲜，也并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者的突出强调。更具争议性的是婚姻。有些主张女性主义的男子将婚姻当作某种形式的卖淫——无权的女性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换取物质生计；然而，激进女性激烈反对这一侮辱。不管如何，在讨论中，家庭问题并未被认为与阶级斗争毫不相关。一位女性共产主义者强调需要节制生育，以将女性从免费保姆的角色中解放出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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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个人倾向于强调女性主义事业。为替中国共产党寻找盟友，他支持与如女界联合会这样的“资产阶级”团体建立联系，因为后者能够赞同党的最低纲领中对平等法律权利与妇女选举权的要求。他还支持女性共产党员在为党组织妇女方面起领导作用。在共产党领袖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性是王会悟（1898—1993），她是共产党知识分子李达的妻子。最重要的妇女领袖之一是邓颖超（1904—1992），她是周恩来的妻子。向警予（1895—1928）则是在整个国共合作时期都领导运动的女性，她是蔡和森的妻子、毛泽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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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性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作者与组织者。虽然她们获得领导位置并非仅靠亲属关系，但这似乎又是个必要的资格条件。女同志没有被赋予组织女工之外的重任。1922年，王会悟创办上海平民女校，提供比培养“贤妻良母”的上层阶级学校更为“现代”的教育。学校开设一系列的科学与语言课程，并提供旨在让女性为就业做好准备的工读计划。工读是一种改变个人自私与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式，这一观念植根于无政府主义传统之中。不过，织袜、缝纫与织布这些培训项目看起来相当接近于传统的“女人的活”。在30个学员中，有些是男性共产党员的文盲妻子，被希望能受些教育。其他一些人则是不肯违反自己意愿嫁给包办对象的离家出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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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类女性教育的用处问题上，男性共产党人意见分歧。陈独秀致力于以教育与启蒙的方式变革社会，他是一位热情的支持者。反过来，施存统则想让学校集中于培训积极分子而非提供基本教育。王会悟强调经济解放与工读，毫不奇怪，当中国共产党试图纯化自身时，她就被指责为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李达与陈独秀发生冲突，并未能再次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王会悟的学校与编辑的一份女性杂志就都被停掉了。作为代替，蔡和森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的妻子向警予则成了新妇女部的领导者。如历史学家柯林清（Christina Gilmartin）所认为的，对王会悟与平民女校的处置显示了，“某一无法表达的传统预设”阻碍着中国共产党接受女性为其完全成员，并使得对赋予女性权力的计划持怀疑态度。[20]女性能够在公共领域中运用权力的观念仍是新奇的，理论上欢迎容易，实践中支持则难。李达是学校名义上的首脑，事实上的组织者与经营者则是王会悟。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有195名党员，其中女性只有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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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向警予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而奋斗。她出生于湖南西部一户富裕商人家庭，在长沙的一所女校上学，明显受到了当时的激进趋向（尤其是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的影响。 她与6位同班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团体，发誓刻苦学习以争取男女平等并拯救祖国。她年仅21岁便在家乡创立了一所女子小学，公开反抗自己的父亲，坚持与长沙的激进分子蔡和森成婚。1919年，作为勤工俭学会计划的一部分，向警予与蔡和森奔赴法国。他们一道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结婚照就是两人一起阅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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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向警予返回中国，她起初并未注意妇女问题。不过，在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后，她致力于组织女工并影响“一般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女性党员中，向警予是最早加入国民党的人之一，且在国共合作中，她成了妇女问题上的主导人物。有趣的是，向警予支持国共合作，蔡和森则反对它。不过，她仍然对“资产阶级”妇女问题心怀提防。如果说男女平等、选举权与社会改良看起来太过温和，向警予的解决办法则是，推动女性投身于更大的革命斗争之中。她直率地谴责选举权运动不过是自我欺骗（至少在政治机构根本上仍受军阀控制时是如此）。“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一般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21]不过，向警予一点也不教条，她修正了自己之前对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批评，承认后者是在投身于社会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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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特别强调团结女工。上海织丝工工作条件尤其恶劣，且有着强有力的罢工传统。然而，中国共产党却无法在这些工人中取得多少进展，这部分因为她们的工会是反共的。此外，尽管在理论上，组织女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目标，但事实上，对其的关切居于次要位置。作为五卅运动前奏的暴力冲突是由解雇男工并以女工替代一事引发的。即使明确以女工为目标，组织她们也要比男工更为困难。她们通常住在公司的宿舍之中，且如果已婚，丈夫就会希望她们将所有工厂外的时间都留给家务劳动。她们绝大多数是文盲，因此就在宣传册与报纸的可及范围之外。因为湖南口音，向警予几乎无法与上海人交流。而男性共产党组织者可能会对女性的关切感觉迟钝。一名年轻的女工回忆称，她对邓中夏作为组织者走入自己卧室感到震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应该与男性交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