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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向警予返回中国，她起初并未注意妇女问题。不过，在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后，她致力于组织女工并影响“一般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女性党员中，向警予是最早加入国民党的人之一，且在国共合作中，她成了妇女问题上的主导人物。有趣的是，向警予支持国共合作，蔡和森则反对它。不过，她仍然对“资产阶级”妇女问题心怀提防。如果说男女平等、选举权与社会改良看起来太过温和，向警予的解决办法则是，推动女性投身于更大的革命斗争之中。她直率地谴责选举权运动不过是自我欺骗（至少在政治机构根本上仍受军阀控制时是如此）。“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一般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21]不过，向警予一点也不教条，她修正了自己之前对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批评，承认后者是在投身于社会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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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特别强调团结女工。上海织丝工工作条件尤其恶劣，且有着强有力的罢工传统。然而，中国共产党却无法在这些工人中取得多少进展，这部分因为她们的工会是反共的。此外，尽管在理论上，组织女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目标，但事实上，对其的关切居于次要位置。作为五卅运动前奏的暴力冲突是由解雇男工并以女工替代一事引发的。即使明确以女工为目标，组织她们也要比男工更为困难。她们通常住在公司的宿舍之中，且如果已婚，丈夫就会希望她们将所有工厂外的时间都留给家务劳动。她们绝大多数是文盲，因此就在宣传册与报纸的可及范围之外。因为湖南口音，向警予几乎无法与上海人交流。而男性共产党组织者可能会对女性的关切感觉迟钝。一名年轻的女工回忆称，她对邓中夏作为组织者走入自己卧室感到震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应该与男性交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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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触女性而言，工人学校也不起作用，因为女性与非亲属男性共同参与活动是不成体统的（尤其是在晚上）。向警予指责不考虑传统态度的“左倾错误”，并明智地建议成立单独的女校。但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受男性主导，并不愿对女性的需求加以特别考虑，所以从未像招收男工那样招收女工。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由更趋向改良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女工建立起了单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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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25年，随着中国共产党进入大发展时期，更多的女性入了党，向警予则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女学生与女工参与了1925年所有的街头示威游行。出于这些经验，有些人永久地激进化了。共产党发起的妇女团体扩展到了许多城市中。然而，女性共产党员大体上仍被局限于妇女部之中，虽然向警予当选为中共第四届中央局委员。在个人生活中，男性共产党员仍安于传统的家计安排（妻子做家务与养育子女，丈夫则主外），且有些人似乎逛过妓院。就我们所知，也没有女性直接反抗此类安排的例子。虽然这代表着理论与实践间的裂隙，但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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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卅运动的高潮时期，向警予突然被免去了妇女部部长一职。她与蔡和森的婚姻恶化了，且与另一位共产党领导者变得亲近，这明显都令党感到烦恼。她的替代者杨之华是能干的，是瞿秋白的妻子。瞿秋白是位知识分子，在1927年取代陈独秀，成为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男性共产党员甚至在理论上也表达着对妇女运动的保留。将女性性别与无产阶级地位简单等同起来并不够。男性共产党员担心，“平等”可能会指与资本家而非工人平等；类似地，女性“权利”可能会指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些人似乎担心该运动是仇视男性的，他们强调，将女性当作财产的欲望出自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而非任何基本的男性特质。他们抨击节制生育运动是个干扰，争辩说根本的问题是财富的不公平分配，而非人口过剩。一系列主题被谴责是反革命的，被党排除出了妇女解放的范围。[23]这些限制因素狭窄化了女性话语，乃至剥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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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潜在的反女性主义有两个源头。首先，通过智识分析，阶级革命而非性别革命（或就国民党而言，是反帝反军阀运动而非妇女问题）被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其次则是对公共生活中出现有权力女性的根深蒂固的排斥。考虑到成长环境，即使在激进运动中，多数男性也可能无法不这么想。然而，无论从今天的角度看中国激进分子有着怎样的局限，他们毕竟支持着倾向于各式各样解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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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中山：《建国方略》。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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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英文译者：Janet Lloyd（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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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ing-shih Yu（余英时），“Sun Yat-sen’s Doctr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收入 Chu-yuan Cheng（郑竹园）编：Sun Yat-sen’s Doctrine in the Modern World（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9），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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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阳明
:《传习录》。引自Wing-tsit Chan（陈荣捷），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p.669-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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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自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
: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7-1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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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书，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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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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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引自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p.358（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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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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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Roy Hofheinz，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1922-1928（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Fernando Galbiati，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Robert Marks（马立博），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1570-193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第十四章将对共产党人与农民的关系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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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Keith Schoppa（萧邦奇），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9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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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自Fernando Galbiati，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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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宋庆龄：《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1942年7月）。见Yu-ning Li（李又宁）编：Chinese Women Through Chinese Eyes（Armonk，NY
:M.E.Sharpe，1992），p.91。在这里，我受益于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以及Elisabeth Croll，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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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ang Zheng（王政），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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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Vera Vladmirovna Vishnyakova-Akimova，来访俄国代表团的一名译员 。引自 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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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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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引自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p.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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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剑虹，同上书，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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