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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p.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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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向警予：《酝酿中之女国会的我见》（1923年9月12日）。引自Christina Gilmartin（柯临清），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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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mily Honig（韩启澜）详细叙述了这一点，参见其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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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Harriet Evans（艾华），“The Language of Liberation：Gender and Jiefang in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scourse，” Intersection no.1（Septemb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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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二章 北伐与蒋介石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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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8年底，国民党已击败了中国各主要军阀势力，并多少控制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以及两广诸省。在蒋介石的统领下，国民党军队仅用了两年多一点就终结了军阀时代。这就是北伐——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统一全国。胜利一个接着一个，通过收编投诚军队，国民革命军不断扩大。既没有时间向他们灌输政治信仰，也很难筹措军费养活他们，但这些并不是致命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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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解释国民党的成功？有许多优点可以供蒋介石来说。有信仰、知道为何而战的军队，以现代银行与税务部门为基础的可靠的金融中心，民众支持（这意味着在敌人的地盘内，工人与农民也会为北伐提供帮助），苏联专业的军事建议与援助，敌人内部严重分裂，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本章将考察这一统一中国（在一定限度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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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包括一场社会革命的开始。从1926年到1927年初，在国共两党的指导与援助下，上海与东南的工人在工会组织方面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进展，且可以说在反对外资与中资工厂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样，在运动最高潮时的广东、江西、湖南与湖北省，农民协会能够就地租问题与地主讨价还价，有时甚至可以自我武装。在乡村中，共产党组织者似乎是在启动一场链式反应。全国各地的社会群体都对国共合作心怀向往，愿意为国族的事业牺牲自己，期待着这些牺牲以后会带来回报。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工人、妇女、农民、学生以及商人都被动员起来，将自己的权利与国族的权利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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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孙中山（左）与蒋介石（右）在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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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台北“国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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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带来的重压下，国共合作破裂了。共产党人变成了被通缉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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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后，他们的政治能量几乎被削弱到无。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面临着一个任务，那就是几乎从零开始建设国民政府。国家建设牵涉裁减军阀对手与地方精英的武装，维持社会秩序并结束匪患，实现官僚制度与赋税征收的正规化，加强中国的军事与工业能力。然而，国民革命虽带来了1928年的成功，但就完成以上目标而言，它从一开始就是能力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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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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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在与军阀和谈期间，孙中山因胃癌在北京病逝。他从来没有像在去世时那样受人欢迎，国民党人利用对他的纪念获得了国人新的支持。然而同时，国民党内的争斗也变得更加明显了。蒋介石开始崛起。他最大的战略优势是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且领导着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不过，他同样是一位能干的政治组织家，也就是说，他知道如何建立有利可图的联盟并挫败敌人。起初，他似乎并不要谋取大权，因为他不是国民党的资深政治家，没有人把他当作威胁。就在孙中山去世后的那几个月中，他奉行着（或至少是显得奉行）中间路线。他向国民党右派示好，清楚他们对共产党人怀有疑虑，且恐惧社会革命；不过，他也宣称国共合作必须延续，自己则致力于容共与联俄。蒋介石的盟友包括商团中一些最富有的成员以及上海最大帮会的首领。他是怎么变得如此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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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长期经营盐业贸易的家族。像他这一阶级与世代的许多人那样，他在清朝末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学，并在那里加入同盟会。他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了战斗，追随陈其美，后者是他的浙江老乡，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且曾短暂担任沪军都督。尽管未被证实，但人们普遍相信蒋介石暗杀了属于反陈派系的一名同盟会会员。无论如何，在1916年遭袁世凯暗杀前，陈其美一直是蒋介石在革命政治中的导师。蒋介石不久后就有了新的导师——上海富商张静江，后者是革命者（既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孙中山）的旧识。蒋介石做了几年股票经纪人，在此期间还交结黑社会（尤其是青帮）。对蒋介石在上海生活的细节我们所知不多，不过，1923年，孙中山将他派往苏联，而他一回到广东，就成了黄埔军校校长。军事领导地位是蒋介石获得权力的关键，他仍保持着自己在上海的人脉，这屡次证明是派得上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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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25年，没有谁会把他与国民党的领导权联系起来。似乎有许多更好的候选人，尤其是那些自早期反满斗争时就追随孙中山左右的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且能言善辩。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完全接替孙中山的位置。胡汉民已背离社会主义，变得右倾，且被指控与对一位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暗杀有关。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另一位老伙伴，长久以来，以其机智与英雄主义享有盛名，因此最初有着许多优势。但是，他日益摇摆不定且含糊其辞。尽管他们之间的争斗还需要几年才能最终分出胜负，但至少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的地位已因1925年的军事胜利而得到了巩固，又因举行北伐、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这一决策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该决策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军方在国民党中的力量，而在这一意义上，就逻辑来讲，蒋介石可以被看作袁世凯而非孙中山的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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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行北伐毫无疑问是孙中山的目标，因此，蒋介石就能宣称他是在实现先总理的遗愿。为完成这耗资巨大的任务，蒋介石需要苏联的援助，但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计划（以及他这个人本身）存有疑虑。革命政治受制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1926年3月，激进运动正值高潮，蒋介石演出了一场小型政变，突然逮捕了许多共产党员与苏联人，并在广州宣布戒严。他的动机尚不清楚。共产党控制下的一艘炮舰可能卷入了绑架他的密谋（如他后来所指控的），或者他可能决定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巩固自己在广州的军事权威。不管怎样，如果说这是一场赌博，他赌赢了。他与鲍罗廷磋商结束骚乱，结果则是对方同意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所起的作用，且最终承诺为北伐提供苏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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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会同意那些条件？确实，蒋介石反复声明他支持国共合作与联苏，不过另一方面，苏联国内政治也与此有关。[1]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一直在努力巩固他的权力，他希望自己能在中国获得胜利。蒋介石本来威胁说，除非他得偿所愿，否则就不惜失去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要中止联合。比起冒蒋介石可能兑现其威胁的风险，斯大林更愿意与他妥协。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可能宁愿脱离国民党也不愿支持北伐，至少，他们的政策就是集中关注工人与农民而非军事统一。然而，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国共合作（或者换句话说，为苏联与国民党的联合）牺牲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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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成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权力争夺的重要因素。斯大林的主张基本上与列宁一致，那就是在资产阶级（也就是国民党）领导下，中国的“国民革命”将给列强一击。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国资产阶级太过软弱、妥协与不可靠，以致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他想要中国共产党采取更激进的路线，向前发动一场彻底的工农革命，即使这意味着公然对抗蒋介石也在所不惜。托洛茨基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大林则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微不足道，农民则几乎毫无革命性。 在某种程度上，两者都是对的。就此而言，中国的情形似乎没有什么革命性。然而，革命行动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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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蒋介石做好了率军北伐的准备。一路沿华东海岸，途经福建与浙江直指杭州；另一路朝向正北，途经江西与安徽直指南京；第三路向西北前进，途经湖南与湖北直指武汉。根本上，蒋介石的战略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金钱——他得自苏联。在1925年下半年，从广州获得的收益也日渐增加。用一位观察者的话来说，广州变得看起来“像一枚榨干了的柠檬”，因为“所有的汁液和滋味都消失了”[2]。国民党还开始发行公债。第二，人力。关键是包括此时先后从黄埔军校毕业的超过7000名军官。有超过10万名士兵可为蒋介石所用，其中许多人忠心耿耿、士气高昂且训练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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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是民众动员。这主要由共产党人所掌握。军阀统治区的农民协会与国民党人合作；可能最重要的是，工人们从事着军需物资运输。军阀队伍径自强征当地人运输军需，国民党官员则否认在征募搬运工时使用过武力。虽然罢工委员会手中有从上海来到广州的成千上万名罢工工人，也有着广州当地的成千上万名罢工者，却放手让这些人去为蒋介石的军队运输军需。纵使共产党领袖并不乐意这么做，但正如蒋介石之前发动的小型政变所显示的，他们别无选择。不过，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军队现在有了自愿搬运工这一优势，无须以恐吓当地人来获得运输物资、挖掘战壕、修筑道路等所需的人力。工人与来自农民协会的志愿者还被派去破坏基础设施，例如阻碍军阀队伍使用铁路。农民提供军阀部队调动的信息，协助国民党军队设置陷阱。国民党军队军纪严明，不强占平民房舍，且以公平市价征集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