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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北部沿海的一场农民运动与国共合作有着更紧密的关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在海丰与陆丰县这一地区，一名叫做彭湃（1896—1929）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客家子弟领导了一场转变为强有力革命性力量的政治运动。与沈定一类似，彭湃属于激进分子，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在已开始组织农民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陈炯明资助，于1917年赴日留学，在那里，他熟悉了马克思主义观念与日本农村改革家。1921年，他成了海丰县教育局局长。但是，他很快就开始怀疑学校教育能带来社会变化。彭湃转向了更直接的行动。他详细叙述了自己试图向农民解释他们如何受剥削，而他们拒绝接受这种想法。他们以为他是个税吏，或假如从他的话中得出些什么结论来，也是他想必是个疯子——这一谣言得到了彭湃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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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安排在傍晚收工时。在开始前，彭湃学会了用变戏法来吸引村民。他们尽管在听，但还是不一定会相信或信任他。不过最后，彭湃有了一些年轻的信徒。当他们的父母反对他们这么浪费时间时，彭湃首先借给其中一个，随后又借给其他所有人每人三美元，去给各自的父母看。 这一计策象征了彭湃的小成本运作的创新性。年轻的农民还建议彭湃对村民崇拜的神灵施以敬意，并尽可能地在传统的框架下开展工作。正像这位农民所总结的：“我们不想打坏佛像。我们的神仙是革命的，站在苏维埃一边。”[12]开始时，海陆丰农民协会是个年轻村民保护村庄免受外来攻击的组织——一副完全正统的样子。但是，在彭湃的指导下，它的互助与协会功能迅速成长。若某个地主试图提高地租，没有人会掏钱；若某个地主解雇了他的佃户，协会成员都不会承租这些地。此外，前租户有资格得到帮助。协会还提供医疗服务。同样重要的是，彭湃能够与商人们谈妥价格，且不久就开始涉入民事与刑事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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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彭湃与农协组织填补了国家以及败落的地方士绅留下的空缺，提供着传统的社会服务。一段时间内，省当局为自身的权力斗争所困，无法做出反应。彭湃不仅从自身的家庭背景中获得帮助，而且他有意识地压制任何朝向阶级斗争的举动。不像沈定一的试验，广东农民协会一开始避免提出减租的要求。至少在表面上，彭湃的行动主要仍在传统的范围内。例如，村塾就是过去的机构，不过现在教授给学生的是有用的技能与激进的观念，并伴随着基本的扫盲工作。地主与商人会发现，农民懂得了算术，骗起来就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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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彭湃的敌人们日渐失去了耐心。当地主与佃户的争斗在1923年爆发时，农会被解散，彭湃被赶出了这一地区。彭湃带着他的组织天赋到广东省的其他地方去了，海陆丰的农运则继续在地下活动。彭湃还尝试让农村妇女加入农会，她们中的一些人成了团体领导者。不过，农村男子仍是农会的支柱。彭湃并不想鼓励性别平等观念，以免造成贫苦农民的分裂。贫苦的乡村男子担忧的是无法筹到足够的钱娶个媳妇，共产党组织者则将他们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批判先咽到肚子里，因为必须首先开展对地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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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的经验显示了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力量与弱点。一方面，农民协会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当局镇压时无法保护自己。它的发展取决于地区政治条件，对此它毫无控制力。陈炯明曾同情改革，且最初支持彭湃，但20世纪20年代，复兴的国民党正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它不会忽略这一地区。另一方面，除了利用形势（包括与陈炯明的关系），彭湃还有什么选择？自我限制——先集中于教育、卫生以及社群内调解——是明智的，它使得快速发展时遇到的敌对尽可能小；然而，更激进些的步骤激起了直接的敌对。由于土地竞争激烈，地主通常能通过让佃户间互相竞价而提高地租，结果，甚至温和的农会也终究要走向对抗。尽管彭湃明显试图保持要求的合理性（减租，而非废除地租；佃户与地主同等地受契约义务的约束），但这仍代表着对传统的权力与权利平衡的政治攻击。意义重大的是，争斗不仅发生于农民要求因歉收而减租（这是一个传统上合情合理的请求），也发生于地主试图借助对农民不利的基本人口条件提高地租，而佃户则认为他们享有永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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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该组织最明显的弱点是无力抵御军事攻击，那么，它还面临着其他障碍。首先，当然必须要说服农民加入，并留住他们。必须让他们相信能从中获益，且不会因为加入而受到惩罚。此外，不加入则要付出代价。必须拒绝非会员享有诊所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家庭应急贷款。他们一旦加入，就必须遵守会规并缴纳会费。要点在于团体一致。但是，恰是这种一致可能会带来新的局限：地方主义持续性地制约着共产党组织者。要使一团体与另一团体相抗衡，用宗族组织与保护性帮会这样的传统方式要比以阶级为基础团结农民更为容易。团体间的争斗通常深深地嵌在当地的文化之中。组织者建立起某种跨村庄的团结，他们接下来必须避免被农民所吸纳。中国共产党当然并不想变成一个农民党，它自视代表着超国家与（归根结底）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农民可能会满足于些许经济收益，但共产党人想要做的是完全根除地主所有制或“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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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925年10月，共产党人宣布支持“耕者有其田”与农民协会。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彭湃的经验，党的《告农民书》雄辩地声明，农民受到四方面的逼迫：1）地主，通过租课以及重利借贷等等；2）外国资本家，他们的洋货与工业摧毁了传统手工业，且控制着盐税； 3）军阀，以筹饷为名增加各项间接税且直接勒捐；4）贪官和劣绅，他们收的陋规至少在正项一倍以上。“农民做了耕种粮食这种重要的工，又占了国民大多数，现在如此困苦流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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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以训练农村组织者。这可以对比于黄埔军校，不过规模要小得多，总共只有1700名毕业生，每人培训期仅三个月。教员包括彭湃、周恩来、瞿秋白与毛泽东。受训者并非贫苦农民，而是至少受过几年正规教育的青年。培训内容包括广泛的军事训练，这可能反映了孙中山想要布置尽可能多的军队以发起乡村民兵。讲习所的最大问题是规模太小，无法造就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组织者。即使在广东的农民协会中，也至多是每1000名农民对应着一名受训组织者。农民协会自身素质各异，动辄各自孤立，倾向于极端主义，且没有武装。不过，据共产党人估计，在最多的时候，全国有900万名农会会员。纵使这有所夸大，不过在1924年到1927年间（被残暴镇压之前），一股农民组织的浪潮确实横扫过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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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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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激进主义：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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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中，经常有着一个区分，一方面是女性权利（如教育权、就业权、选举权以及自由议婚权），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更大革命进程一部分的妇女解放。第一项被称为女性的“资产阶级权利”，即转而接受不公正的制度，认为她们能够在孤立于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情况下获得权利。不过，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话说：“从一开始的时候起，我国妇女就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 ”[14]对“女性主义”的轻视并不是偶然的，它本身就是更大的中国革命的产物。尽管女性自己有着内容从严肃政治到时尚的刊物，也有着主题从选举权、教育机会到结婚与离婚权的话题，尽管有时会公开探究自己的性欲望，但在政治上，她们则倾向于与其他群体合作。20世纪20年代，许多女性成了国共两党党员。只要帝国主义者、军阀以及（或许）资本家仍在奴役所有中国人，中国女性就不会获得自由。因此，一些女性成了职业革命者与政治家，献身于更大的斗争，女性权利则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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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主义者（就是女权活动家，不管是否使用女性主义的术语）绝大部分都是女性，1912年，她们为革命者未能支持女性选举权而深感幻灭。不过，她们继续使用民权与民族主义的语汇来正当化自己的性别平等要求。若女性无法完全而不受拘束地参与公民生活，中国就既不能成为强大的国家，也不能成为公正的国家。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各主要政党中，似乎只有新成立的国民党愿意承认女性要求的正义性。不过，女性也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女界联合会主要代表中国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女性网络。她们在既存政治框架内推进女性议题。女界联合会能够让成百甚至成千的女性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以争取选举权。她们在湖南获得了成功——女性被选入了省议会与几个县议会。像其他的群体那样，女界联合会也在持续不断的自我界定过程中，面对着内部的决策分歧（例如是否承认妾）。考虑到女界联合会的吸引力，国民党认为与它联合可以让自己获益。甚至共产党人也收回了他们对“资产阶级”女性的批判以吸引她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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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共合作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继承了新文化运动对赋予家系中年长男子权威的传统家长制的攻击。这的确是直接的“继承”，党的许多早期领导者（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中）之前已发展出适用于女性的解放与权利的语汇。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一时期的智识关切中，“妇人问题”处于中心地位。如陈独秀与张申府这样的人（就此而言，也包括毛泽东）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后也并未放弃女性主义。他们与其他同志都提出改变女性的法律与社会地位，这近于一场文化革命。许多人试图改变自己，过承认性别平等的个人生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决定可能是代价高昂的。陈独秀、张申府与毛泽东都将自己的原配当作包办婚姻的讨厌产物而加以遗弃。他们在一小群受过良好教育的激进女性中找到了新的爱人与妻子。遗弃这一做法至少可以让原配有权选择作为合法妻子留在乡下的男方家中。尽管对共产党人来说，离婚似乎更为现代，但仍是一种耻辱，并至少在一个例子中导致了原配的自杀。不过，对现代且思想自由的城市女性来说，伴侣性婚姻（乃至完全没有正式婚姻的伙伴关系）是她们自身获得解放的关键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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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许多女性完全在党的结构之外追求自身的解放。这一方面是个实践问题——在婚姻内外寻找独立的事业。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女校中任教可能是最常见的选择，不过，也有女性成为律师、作家、出版商、护士以及医生。另一方面，这也是意识的转变。历史学家王政将这描述为“自由女性主义话语”，以区别于将女性（仅仅）当作更大革命过程一部分的更政治化的观点。[15]她强调，女性利用五四运动的人权理想来主张男女的根本同一。她们认为这样就能打破旧的性别界限。其实，“人”仍是以男性为模型的，自由主义女性并没有要求作为女性（与男性根本不同但又互相平等）的平等，而是要求作为与男性同样聪明、强壮、爱国（笼统言之，能干）的人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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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再一次描绘的是城市中受过教育的那一小部分女性。女性工作者（工人、佣人、妓女、苦力以及农妇这样为每日生计奋争的人）绝无办法以此种方式挑战性别界限。许多中上阶级女性满意于做个不用直接挑战家长制的“贤妻良母”，没有理由认为男性（甚至支持女性主义观点的人，如自由主义者胡适、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或文化激进主义者鲁迅）会将两性平等当作自己意识的核心成分。不过，对她们来说，作为全新社会范畴的女性的出现是一种意识转变的经验，发端于晚清，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某种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假定说女性工作者与中产阶级“贤妻”就没有受到这一时期激进变革的影响。事实上，“贤妻良母”的理想正当化了对家长制传统的许多突破。然而，某些性别等级制要素被证明是难以消除的。国共两党自身大体上仍是家长制式的组织。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人是如何更重视组织男工而非女工。两党中都很少有女性身居高位，著名的女性政治家则多是更为著名的男性政治家的妻子或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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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初，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妇女部。在宣传上花了大力气，其中包括在广州附近乡村为大部分是文盲的观众表演戏剧。在孙文主义反帝反军阀的框架中，可以毫无问题地置入妇女问题。在官方符号的层面，也不会体验到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与女性主义有任何紧张。一位苏联女性回忆了做中国人打扮参加1926年广州妇女节庆典的情形：“我描绘了被唤醒的中国，并向苏联伸出了我的手。不管这可能看起来多么令人惊奇，中国人在我这里找到了自己，鼓掌声震耳欲聋。”[16]如费约翰所指出的，女性觉醒这一标志表现了一个失去自由的民族的渴望。就象征而言，受压迫女性可以代表妇女问题或整个民族的苦难。[17]由此，中华民族自身被性别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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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示她们的革命现代性，进步的中国女性将头发剪短，发型更加男性化。这实际上就是激进主义的宣言，像男子在辛亥革命前剪掉辫子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广州，女性要求同工同酬与教育机会，自由结婚与离婚，以及废除纳妾、卖淫与童养媳。广州最后落入了孙中山的掌握之中，组织者进入乡村。她们时常会发现市镇与农村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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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贤妻良母”与好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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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中产阶级女性被认为应是“贤妻良母”——懂得卫生，并且知道如何（用这则广告中的话说）“省时候，省工夫，省金钱”的好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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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兰言日报》，19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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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20世纪20年代女性的新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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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至少在城市中，女性继续获得一种新的公众形象。这位身着高雅旗袍的美人令《妇人画报》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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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妇人画报》，1935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