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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成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权力争夺的重要因素。斯大林的主张基本上与列宁一致，那就是在资产阶级（也就是国民党）领导下，中国的“国民革命”将给列强一击。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国资产阶级太过软弱、妥协与不可靠，以致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他想要中国共产党采取更激进的路线，向前发动一场彻底的工农革命，即使这意味着公然对抗蒋介石也在所不惜。托洛茨基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大林则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微不足道，农民则几乎毫无革命性。 在某种程度上，两者都是对的。就此而言，中国的情形似乎没有什么革命性。然而，革命行动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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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蒋介石做好了率军北伐的准备。一路沿华东海岸，途经福建与浙江直指杭州；另一路朝向正北，途经江西与安徽直指南京；第三路向西北前进，途经湖南与湖北直指武汉。根本上，蒋介石的战略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金钱——他得自苏联。在1925年下半年，从广州获得的收益也日渐增加。用一位观察者的话来说，广州变得看起来“像一枚榨干了的柠檬”，因为“所有的汁液和滋味都消失了”[2]。国民党还开始发行公债。第二，人力。关键是包括此时先后从黄埔军校毕业的超过7000名军官。有超过10万名士兵可为蒋介石所用，其中许多人忠心耿耿、士气高昂且训练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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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是民众动员。这主要由共产党人所掌握。军阀统治区的农民协会与国民党人合作；可能最重要的是，工人们从事着军需物资运输。军阀队伍径自强征当地人运输军需，国民党官员则否认在征募搬运工时使用过武力。虽然罢工委员会手中有从上海来到广州的成千上万名罢工工人，也有着广州当地的成千上万名罢工者，却放手让这些人去为蒋介石的军队运输军需。纵使共产党领袖并不乐意这么做，但正如蒋介石之前发动的小型政变所显示的，他们别无选择。不过，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军队现在有了自愿搬运工这一优势，无须以恐吓当地人来获得运输物资、挖掘战壕、修筑道路等所需的人力。工人与来自农民协会的志愿者还被派去破坏基础设施，例如阻碍军阀队伍使用铁路。农民提供军阀部队调动的信息，协助国民党军队设置陷阱。国民党军队军纪严明，不强占平民房舍，且以公平市价征集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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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则是军阀自身。蒋介石靠的就是主要军阀没有能力联合反对他。他的另一依靠则是不少军阀愿意向他投诚。这并不是要否认军事战略的重要性。国民党军队打赢了几场关键性的战役。训练更好、士气更高的一方击败了数量更多的一方。伤亡数以千计，到1926年末，蒋介石已经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不过，这一迅速的北进同样得益于几次关键性的军阀倒戈，他们随后就将自己的部队编入了国民党军队序列。虽然在战争正值白热化之时，此类力量是无法完全被整合好的，但他们是宝贵的盟友。一些军阀队伍选择充分合作，另一些则只是保持中立。国民党人甚至为普通士兵也提供足额军饷，且待遇良好，这一名声对征集兵员有着重要帮助。北伐第一阶段的大输家是吴佩孚，尽管尚未被完全击败，但他对华中的控制已被严重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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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北的主人，张作霖在等待，并已接管了北京政府。在北京，他下令处死李大钊以及其他共产党人。他亲自举行祭孔，且在车行的路上以黄土铺地，这都透露出他想要称帝。1926年11月，他撤销了向南方派遣一大支军队的命令，这一事实使许多人相信他与蒋介石达成了某种交易。看到他的老对手吴佩孚被击败，张作霖确实感到高兴；在国民党方面，军队在冬季停止了行动，做出决定，暂不进一步向北方进军，而是夺取上海这个大战利品（指中国政府管辖下的城区，他们不会威胁公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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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中与华南各省，国民党的胜利触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不像辛亥革命，在北伐中，几乎没有女性参与实际战斗；不过，她们中有几百人承担了护士、宣传员、间谍以及搬运工的工作，大部分是客家妇女——因为她们是天足。其中一人冒着枪林弹雨将一名受伤的士兵拖出战场，并因此受人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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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队向北进军，乡村与城镇觉醒起来，形成了妇女团体，以支援革命并为女权而奋斗。国共双方的女党员都深入乡间，鼓动女性放足、留短发、与恶夫离婚、寻求教育以及努力终结卖淫与纳妾的罪恶。所有旧秩序的恶行（包括军事抢掠）都被与军阀联系在了一起，那些从未听到过现代化福音的女性现在却突然接触了它。在国民党最高层中，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成了女权的坚定支持者与国民党各派系中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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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军阀捍卫家长制秩序并攻击女权以及妇女活动家。在五四运动或五卅运动中，参加示威游行的女性抗议者为数众多，但她们极少受到军警的攻击。不过，在1926年的激进化气氛中，这则改变了。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1926年3月的北京。6000名示威游行者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抵抗日本的索求。47名抗议者被径直射杀，其中6名是女性。鲁迅是其中一位被害女子的老师，他痛苦地评论道：“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3]他补充说：“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随着北伐的推进，女性激进活动者经常成为军阀杀戮的牺牲者，她们的头颅与男性激进活动者的一起挂在了城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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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六 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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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举行北伐，完成一年前去世的孙中山的遗愿。两年后，他们进占北京，沿途夺取了包括上海在内的各主要城市（日期以“年.月”为序）。许多军阀加入进来，其中包括陕西的冯玉祥与山西的阎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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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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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横扫华中，这还鼓励了农民激进活动者。在广东，由彭湃发起的协会不顾地主的强烈反对而重生，且甚至能够组织民兵。实际上，这一地区内的士绅与商人已大批逃离。在其他地区（如湖南中部），农民径直为自己没收土地，并成立了“贫农协会”以威胁地主。尽管没有什么组织，但此类行动是有作用的，它削弱了地主对乡村的控制，并支援了国民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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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总工会也同样复生了。随着国民党人建立起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对上海中国城区的军阀政权的压力也日渐增加了。1927年2月、3月间，周恩来领导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罢工，削弱了该政权，并最终将其推翻。3月21日，约80万名工人罢工，整个城市陷于瘫痪，成千上万的工人纠察队开始在关键机构周围巡逻，警察局、军事仓库以及火车站都被夺占。尽管许多军阀队伍径直放弃了自己的岗位，但还是发生了一些激烈的街头战斗，造成至少200名工人死亡。不过，革命者留心不伤及外国人。与此相反，在汉口，中国群众“冲入”外国租界，造成了财产损失，并使得外国人向上海撤离。在南京，国民党军队抢劫了外国领事馆，杀死了几名外国人。英国与美国海军以炮轰该城作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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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上海，通过共产党、国民党、商人以及青帮（它捐赠钱财，打探军阀情报且保护试图在外国租界内活动的激进分子）的合作，“上海暴动”被更好地控制住了。3月末，一个由这些组织的代表组成的新市政府接管了上海的中国城区。国民党军队未发一弹，而上海已被夺取。3月末，蒋介石进入上海。这标志着国共合作开始走向结束。不到两星期，他发动了一场浩大的“白色恐怖”，目标是除尽所有的“赤色分子”或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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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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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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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上去，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不相容似乎太过明显而无须解释。本质上，国民党致力于国家统一，共产党则致力于工农革命。倒是国共合作本身需要解释。事实上，没有共产国际作为红娘极力撮合，这一关系绝对不会建立起来。每一团体的终极目标的差异不能不影响到它们的战术、战略与态度。[4]国民党人不想以整个社会群体——例如“地主”——为标靶，纵使后者反对国民党人的群众运动也是如此。对国民党人来说，阶级斗争一直十分讨厌。商人应加以训导并被纳入进来，但国民党人不可能承认主要社会利益会与国家利益相对立。没有一个阶级或社会团体会是全无爱国心的。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只有少数完全腐化的个人（如军阀与旧官僚）才是革命的敌人。然而，在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中，地主被贬斥为天生封建的，是军阀割据背后的社会势力，坦率地说就是资产阶级，虽然今天尚是盟友，但明天就将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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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共合作仍是个巨大的成功，让两党都从中受益。很难想象没有它北伐能统一南中国。然而，如果说这一联合点燃了许多共产党人（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彭湃、向警予与邓中夏）的真挚热情，却仍另有许多共产党人对它持怀疑态度。它在国民党内部则激起了尖锐的派系斗争。1925年11月下旬，一群国民党人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开会，要求从国民党中驱逐共产党人。在当时，这一“西山会议派”遭到了谴责，但在1927年后，他们又被带回了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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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当化自己对国共合作的参与，共产党人不得不重新诠释阶级概念，用政治而非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阶级成分”。军阀在中国被归为封建贵族，在中央政权崩解过程中，这些崛起的强制力量发出了混杂的命令，被成功地混合为一个阶级（该阶级在欧洲依赖于土地所有权与军事地位）。如列宁主义所昭示的，这在中国阶级结构与外国帝国主义（此刻的敌人）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但反过来，就中国共产主义最灵活的形式来说，普通地主只要不反对国民革命，就仍可以算作朋友。根本上，这与国民革命必须先于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观念是一致的。以阶级术语而论，共产党人应联合资产阶级以挫败封建势力。就实际而言，我们可以说，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人同意收窄对敌人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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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明白了解现时中国的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便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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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中央的分析是，国民党的派系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或阶级。在它们中，资产阶级可能是最强大的，但也会倾向于不将革命进行“到底”。它满足于小利，可能会在“一年或三年后”变成反革命。与外国公司合作的中国商家被贬斥为极右的“买办阶级”，对面则是与外国利益竞争的“民族资产阶级”。例如，毛泽东就将国民党右派等同于既不反帝也不反封建的买办。正如费约翰对毛泽东方法的描述，它“提供了一种粗略但却有效的分析，一方面针对被归于各种社会阶级的利益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针对被归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利益间的关系，并且试图将这两套利益联系起来，以在革命运动内显示政治区分”[6]。问题在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继续掌控国民党，或者说在于这一权力是否会落入买办之手。毛泽东渴望迎击这些国共合作内部的“矛盾”或者说敌人，并将其公开化。甚至陈独秀（尽管他与共产国际都坚持中国共产党应致力于“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似乎也在期待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不幸的是，对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没有为这一破裂做任何实际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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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相对坦率地表现出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力量与决心的怀疑态度，这只会助长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忠诚度的疑虑。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治控制而非阶级代表。蒋介石利用北伐确立对国民党的控制，这让铲除共产党人成为必须。在1926年，伴随着北伐，华南与华中的农民骚动日益增长。农民查抄粮仓，强行重订地契，阻止商人将粮食用船运出他们所在的地区，且杀死“土豪劣绅”。农民拒绝让粮食自由流通，此时上层阶级逃入城市避难，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中的米荒。军阀队伍与地方上的“士绅民团”行动了起来，镇压农民协会，国民党军官则叫屈说他们的家产被没收了。形势有失控的危险。同时，政治激进行动分子的分析也变得更加激进。对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来说，将地主界定为一个有着指向反革命方向的“封建”利益的“阶级”变得更容易了。按照这一新的更为马克思主义化的定义，军阀成了这一更大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因此，批斗地主就意味着推进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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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城市中，恰恰由于自身的成功，工会日益分裂为对立的派系。在国共两党各自主导的工会间，冲突爆发了，政治谋杀也开始出现。共产党领袖与共产国际仍期望能通过与国民党左派以及被认为是中间派的蒋介石合作来孤立右派。他们将党的未来整个地压在这一期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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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将1927年的头三个月花在了与上海各主要商人、青帮与外国公司代表谈判上。他正与国民党左派争夺党的控制权，同时试图缓和列强的疑虑，从中国商人处获得金融资助，为下一阶段的北伐做好准备。为了维持国共合作，在上海工人成功接管该市的中国城区后，中国共产党自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3月末，国民党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上海。接着，4月12日凌晨4点，青帮的武装分子与国民党军队袭击了上海总工会，杀害并逮捕工人。在第二天的示威游行中，军队又杀害了差不多100名抗议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对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嫌疑人的搜捕遍及全上海。为获得青帮的关键支持，蒋介石提出，允许利润丰厚的长江流域鸦片贸易继续进行；而出于对工会的畏惧，上海资本家“借给”蒋介石他急需的1000万元以支付军饷。外国当局赠送了5000支来复枪与相应的弹药，并确保那些暴徒有通过公共租界的安全通道。为了劳工安宁的承诺，这点代价看起来微不足道。散发的黑名单上写着知名激进分子与激进嫌疑人的名字，剪短发的女性——一个激进倾向的明确标志——被逮捕。女性激进活动分子总是被指控犯有性放荡罪而非政治罪，被处决女性的尸体有时会被损毁且公开展示，以作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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