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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如果说不一定是血腥的恐怖的话——得到了国民党领导层中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部分的支持。蔡元培（辛亥年激进分子与北大前校长）与吴稚晖（无政府主义者，孙中山的朋友）两人都支持清党。除国民党左派少数人外，国共合作已只剩下一个空壳——这是要他们还是要我们的问题。上海并不是唯一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城市。在乡间，随着农村激进分子被抓捕，农民协会要么解散，要么被军队镇压。国民党左派人士试图自行采取对抗蒋介石的立场，这令形势更加混乱不清。1926年10月10日，一个新的国民党政府在武汉成立。武汉国民政府由孙中山长久以来的追随者汪精卫领导，该政府试图不顾白色恐怖，在华中继续进行“国民革命”；直到武汉共产国际代表误将斯大林的一封电报拿给汪精卫看，内容是命令农民与工人举行起义。这吓坏了汪精卫，他随后就转而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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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一直坚决支持国共合作并对工人与农民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为何突然要冒疏远国民党左派的风险？首先，他的中国政策明显正在崩溃，且正发生于苏联共产党人在克里姆林宫开会选定新领导人之时。假使斯大林能够推动大规模的起义，不管如何力量悬殊、徒劳无益，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的中国政策会看起来是成功的，而这会确保他的权力。斯大林的指示可能是想要保密的，将其透露给汪精卫的直接后果是让共产党人显得不可信任。国民党左派对有秩序的农民协会持同情态度，但他们并不支持反地主的武装暴乱。汪精卫命令将所有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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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末与1928年初，共产党人发动起义，继续维持着革命的神话；然而，每一次起义都被迅速、残酷且彻底地镇压了下去。1927年12月，俄国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斯大林此时仍能够宣称运动并未死去。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元气大伤，苏联的政策正走向破灭。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托洛茨基就曾竭力主张中国共产党放弃明显正走向解体的合作，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在早些时候建议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这虽然几乎肯定会失败，但至少会让党在组织上保持完整。而正当它面临最大威胁之时，斯大林却解除了它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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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末，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巨大挫败已显而易见，斯大林则径直将其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幼稚。中共党史倾向于将责任归于陈独秀个人，他被开除出党。事实上，在决定性的事件开始展露时，就加剧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问题而论，最该受指责的就是斯大林自己。不过，中国共产党在3月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明朗，也并不清楚共产党人是否本可预见到蒋介石的背叛。考虑到两党利益的互相冲突，国共合作的最终瓦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假使共产党人完全在地下独自活动，他们绝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党在1925年初有党员1000人；到1927年4月，已增长到5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上海与广州的工人。或许，在蒋介石眼中，是这些党员以及共产党组织者的效率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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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蒋介石上演了一出准政变，这被证明只是一年后真正的清党的彩排。军事上软弱无力的武汉政府寻求与蒋介石妥协，汪精卫则决定下野赴法国游历。通过攻击共产党人，蒋介石既排除了一名主要竞争对手，又证明了国民党是如何地需要他。为让国民党的外国反对者保持中立，清洗左派至关重要。这换得了中国主要银行家与工业家——他们自然看不起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支持，向农村掌权者表明国民党会支持他们，也缓解了国民党阶层内部对社会革命会让他们的家庭付出代价的恐惧。在白色恐怖中，成千上万人被杀害；在接下来的10年中，共产党人则一直遭受死刑威胁。这里是一个很不完备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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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1927年被张作霖抓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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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1928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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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1929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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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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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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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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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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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与权力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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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23年评论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7]他可能是在预见国民革命与随后的抗日战争的命运。不过，一名历史学家必须问的是：白色恐怖是反革命报复吗？或它是国民革命逻辑上的顶点，预先阻止了进一步的分裂性社会斗争？当然，蒋介石声称是在实行孙中山所设想的革命。1927年夏，北伐重新开始，并立刻就受了阻。长江下游的军阀孙传芳尽管丢失了上海，但一度威胁要夺取南京。在国民党内部，汪精卫与蒋介石间自相残杀式的派系争斗继续着，8月，蒋介石突然辞去了总司令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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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混乱中，蒋介石则赴日本与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完婚。他的新家庭礼貌地忽略了他第一次婚姻中的妻子与儿子，并给予了他宝贵的新人脉。宋家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富有家族，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在当时轰动一时，宋庆龄与她的姐姐宋蔼龄都做过孙中山的秘书，且孙中山起先爱上的是宋蔼龄。因为宋家与孙中山都是基督徒，若不是孙中山尚未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一结合看起来倒似乎是合适的。然而，几年后，宋庆龄与孙中山私奔。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平息了下来，孙中山反复坚持说，他认为自己已与第一任妻子离了婚。宋庆龄开始与他一起在公共场合出现，宋蔼龄则嫁给了一位富有的中国金融家。等到宋美龄要嫁给蒋介石时，前任妻室已是个次要问题了。现在蒋介石可以宣称与孙中山是姻亲，同时获得其妻兄敏锐的金融头脑的支持，且拥有一位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她说一口完美的英语，能够代表他面对外国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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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纵使不再返回政坛，也可以作为富有的上流人士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他并没有真的离开政治。他的辞职不过是凸显自己不可或缺的计策。在他走后，国民党资金短缺，且无法找出新领袖。因此，蒋介石被迎回，以从上海商人那里敲出更多的钱，并于1928年3月初重新开始北伐。早在1927年4月底，蒋介石与上海资本家的联合就已经瓦解了。为了筹集钱款，蒋介石拘禁主要商人与银行家，或让他的青帮盟友径自绑架他们。他发行公债，要他们来认购。这不是街头处决式的白色恐怖，而是按照美国领事的说法：“对金钱阶级不折不扣的恐怖统治。”[8]为了北伐，可能以这种方式筹集了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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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向北京的最后一程中，国民党军队得到了中国北方两位主要军阀的支持配合，他们分别是冯玉祥（曾经击败过吴佩孚）与阎锡山（长久以来一直统治山西省）。张作霖由此被赶出北京，被迫退向东北老家。然而，载他离开北京的火车被炸，他伤重去世。暗杀张作霖的是日本军队中他从前的支持者。尽管日本在东北的影响力在快速增长，但有些军官希望暗杀张作霖会在中国北方点起一场燎原大火，进而诱使日本政府支持全面侵华。他们在1928年没有成功，但不到10年后，这一愿望就实现了。在当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接掌了他父亲的军队，并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承认新国民政府，尽管日本坚持要维持东北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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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回到日本在中国的角色问题上来。在这里，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国民党的成功是宏伟的，但却并不彻底：“国民党中国”或“南京时期”就要开始了。新首都没有定在北京，因为它易于受到北方侵略者的攻击，且被视为堕落、帝制与官僚主义的象征，而是定在了中国中部的南京，也就是旧日明朝的首都。北伐虽然创建了一个新政府，但它也任由若干军阀实际控制着特定地区。并非所有税收收入都上缴南京；最说明问题的是，甚至在国民党人实际控制的那些省份中，大部分地税也仍由当地截留。新政府获得了外国的承认与（孙中山在1925年未能取得的）海关关余，且甚至在1928年收回了自定关税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与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相比，他们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对北京政权的承认是远远不充分的。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对中国中部与南部（中国最富裕地区）建立起了牢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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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胜的国民党人的最大威胁并不在于边缘地区的军阀，也并不（直接）在于帝国主义压力，而是在于（可以被称为）国民党自身的军阀化。蒋介石自己的参谋总长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9]事实上，国民党成了个杂合组织，它奔向权力依靠的是三驾马车：革命动力、职业化军队以及税收充足的现代经济部门。在获得权力之后，第一项被清除了，第二项由于军阀军队的渗入而被削弱了，第三项则受到了军队的守旧性与财政需求的威胁。尽管国民党左派的几位支持者（包括宋庆龄）离开中国以示抗议，但在短期内，社会革命的终止可能并没有削弱国民党。“公共舆论”在成长（仍主要是城市与受教育者中的现象），且仍是积极活跃的。针对军阀的内斗、无能与腐败，国民党做出了重大的改进。一个现代行政体系承诺推进社会改革。左派人士被噤声，要求立即实行民主制的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少数，国民党人可以带着几分正当理由宣称自己是在代表国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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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致力于以自己的图景重塑国家。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观念，那就是党将领导国家经过一段训政（或换句话说，独裁统治）期达到民主。不过，威权政府并不意味着社会与政治利益可以被压制。国家建设这一过程要求将利益团体带入公共舞台，且国民党政府的正当性依赖于人民主权的神话。尽管孙文主义者以人民落后、需要训政为说辞，但并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政治进展都可以被倒转。对更广泛政治参与的需求以及精英通过职业协会与其他利益团体参政的发展，都已植根于现代政治文化之中。教育必然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乃至应在国民党控制下的群众动员有时也会不可避免地脱出控制。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国民党（以及南京新政府）的运行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团体。如我们在下一章将加以考察的，在理论上（以及很大程度上，在实践中），国民党是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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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将新政府看作国民革命的标志、反革命还是两者间的某种东西，它都最终确证了辛亥革命。结果证明，军阀割据不过是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到另一个间的短暂过渡。南京新政府还消灭了帝制政府的古老神话。蒋介石确证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信仰——不是皇帝的天授权力，而是代表着中国人民的统治者以及以纪律严明且秩序良好的公民为基础的国家。国民党人试图创建一种自上而下的渐进启蒙模式：从国家自身辐射到精英，最终辐射到普通人。然而，在某些关键地方，民主需求与国民党人的计划背道而驰。尽管普遍信仰强国家，但是人民主权仍是天授皇权最普遍为人所接受的替代品。虽然城市团体并不一定赞成大众的平等选举权，但要求有自己的代表，就此对国民党宣称代表他们形成了挑战。换句话说，蒋介石试图将国民党转变为一个常规化的社会控制主体，但这一控制的基础尚未被社会所接受。他试图将一个致力于意识形态灌输、纪律训练以及革命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转变为对社会进行制度化控制的官僚机构。但是这一转变仅仅是部分的。国民党政府仍部分是革命党，部分是理性化官僚机构，部分是军阀化的军队。这是一个蹩脚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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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并不想与实业家或地主这样的社会团体（更不用说工人或农民）分享权力，因为他们可能会偏离国家建设这一任务。但恰是因为忽略社会团体，新政府不得不花更多的力气征集税赋与打击竞争对手，这导致了对社会团体更大的不信任。讽刺性的是，这一过程导致了中国社会更大程度的政治化，最终，压制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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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继承的是孙中山的目标，他不是要创建一个主要在其国民互相冲突的利益间发挥协调作用的国家，而是要创建一个真正高踞于社会之上且推进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国家。[10]那么，公民权就在于个人或团体对利己主义的弃绝——为了国家建设（尤其是要在军事上足够强大以压制地方势力、培养社会秩序以及抵抗外国侵略），新政府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抽取中国社会所创造的经济财富，彻底的牺牲必不可少。在这一孙文主义—列宁主义的愿景中，合法反对派的概念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真正的中国人不会反对这一计划，因此，任何反对者都是没有爱国心的。当然，实际上，有许多团体认为自身利益与爱国主义是兼容的，但却未必与国民党版的国家建设相兼容。新的国民党政府向每一处地方都派出了代理人，他们被视为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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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渗透既威胁着既存利益，也威胁着村社团结。只要国民党人想要从乡村中抽取税赋，对农民与地主来说，他们就代表着威胁。例如，对国民党人来说，农民协会的目的是削弱地方精英的控制，使资源可以为国家所用，而非让农民掌权。 国民党人对阶级斗争的否定部分是出于对内部分裂这一图景的噩梦般的恐惧，部分则是由于他们认为，大的分界线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非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他们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声称代表作为整体的人民——由无私的公民组成的没有阶级差别的汉民族。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看到国家建设过程可能会加剧阶级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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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权力受到持续的挑战。不过，他掌握着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这植根于他对黄埔军校的领导），在一个军事化的时代，这确保了他最少会是主角之一。他在军校管理者与黄埔毕业的成千上万名军官之间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师生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一直给予嫡系最好的训练与装备。蒋介石是以操纵派系为手段的个人政治的大师——在关键时刻更换盟友，收买敌人，让对手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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