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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该将20世纪20年代的特征归结为革命、反革命、流产的革命还是局部的革命（所有这些都有人提出过），这一问题不可能有最终的答案。当然，从共产党人的视角来看，1927年至1928年的那些事变是反革命的，因为它们清除了代表着反帝、反封建以及社会正义的工农运动。相反，国民党人自认为仍忠于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白色恐怖挽救了国族，使其不至于陷入阶级斗争。然而，不管怎样界定，恰是尝试建立更强大国家的过程引发了对“革命”的反动。因此，新政府致力于让难以驾驭的社会遵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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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气氛中，孙中山的魂灵自然会被人召唤，不仅是要加强意识形态纯度，也是为了给一场正迅速失色的革命增添卡里斯玛式的魔力与意义。我们曾谈及孙中山去世时广受爱戴。当他1925年在北京去世时，举行了两场葬礼，一场属于家葬，是基督教式的，另一场则属于党葬，布置以孙中山演说中的格言作为悼念。[11]考虑到孙中山突然增高的全国性声望，北方军阀不得不允许他以相当盛大的仪式下葬。孙中山的遗体在水晶棺内停灵三个星期，供公众瞻仰。他们可以看到孙中山身着西装，部分地覆以国民党党旗。选择的供瞻仰之地是古老的皇家社稷坛——明、清两朝国家的神圣象征。讽刺性的是，这将共和革命与传统帝王联系在了一起。不过，根据前来哀悼的市民写下的简短评论判断，孙中山已被追念为民国的国父，因为推进人民主权、教育以及女性权利而被人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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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悼念期结束后，孙中山的遗体被安置于北京郊外西山的一座寺庙中。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灵柩于1929年移往南方，正如孙中山的遗言所愿：“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中山陵的设计竞标公开举行，胜者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的年轻中国建筑师，他的设计反映出了中西两方的要素。1929年奉安大典的主导者当然是蒋介石。孙中山被安灵于他的最后安息之地——一座俯瞰南京的林木茂盛的山峦的半山腰。各国外交使节以及成千上万市民出席了该仪式。跟在孙中山灵柩后的队伍是精心选择来象征国族整体的：国民党、政府与军方代表，工人、农民与商人，妇女，学生，以及海外华侨、关内外各省以及西藏、蒙古两特别区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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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中山的崇拜触动了中国人民的心弦。他代表着如此多的期望，去世时自发悼念便遍布全国，1929年下葬时又是如此。他自然是国民党与其他方面精心操纵的一个象征物。在整个南京时期，每一间政府办公室、每一所学校与每一处兵营都挂有孙中山的像。每周一，政府官员与学校学生都要向孙中山三鞠躬，聆听宣读他的最后“政治遗嘱”，并静默三分钟。在国民党人于1949年逃往台湾后，蒋介石继续利用孙中山来正当化自己的统治。共产党人赞扬孙中山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与爱国“先行者”，周恩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瞻仰了他的陵寝。今天，它是官方认可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中山被当作（他所期望的）国家统一的象征，不过，中国人仍旧不能就他的国家愿景到底包含着什么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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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Harold R.Isaacs（伊罗生）1938年尽管有些倾向性但却巨细无遗的记述，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补充以Bruce Elleman（艾朴如），Diplomacy and Deception（Armonk，NY
:M.E.Sharpe，1997）；以及对北伐本身的概述，Donald A.Jordan（朱丹），The Northern Expedi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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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
: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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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迅，Lu Hsun：Writing for the Revolution：Essays by Lu Hsun and Essays on Lu Hsun（San Francisco：Red Sun Publishers，1976），p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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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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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收入Tony Saich编：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Armonk，NY：M.E.Sharpe，1996），pp.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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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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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Parks M.Coble，Jr（柯博文），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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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何应钦。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1927-1937”，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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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The Misconceived Revolution：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Nationalist Revolution，1923-192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9，no.2（May 1990），pp.32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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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段以及下面两段受益于Liping Wang（汪利平），“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vol.21，no.2（April 1996），pp.23-63。还可参见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英文译者：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407-414；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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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三章 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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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撤离了南京，“国民党十年”结束。不过，国民党人的失败并不是预先注定的。通常，南京十年是被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加以研究，学者们谈论国家的“扩张”以及它对社会的“渗透”，有时似乎认为强社会意味着弱国家，反之亦然。自主的地方精英无疑会限制任何中央政府的权力，国民党人自己相信，创建强政府依赖于对社会势力施加建制化控制。然而，只要这暗指的是零和游戏，则就是误导性的——对现实里国家建设成败的考察显示了这一点。“社会势力”（从农民到实业家）并不是被动地等待着被渗透，而是主动的参与者，时而支持时而反对特定的政府举措。不过，对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观察者来说，中国社会绝大部分活力贫乏，秩序混乱，而少数人预见到，更强大的国家与更强大的社会是可以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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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时期的基本模式是由北伐的妥协性质决定的。它确立于北伐第二阶段，时间是从1927年中期到1928年全年，方式则是并入各地区军阀与官僚机构。国民党在1928年所建立的地区统治实体被主要军阀所控制，在27个省与地区政府中，有25个被军头掌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北伐期间加入的国民党，且都仍保留着自己的地盘与人马。[1]东北的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以及东南与西南地区的各式军头都与蒋介石讲和了（不过有时只是暂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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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京十年的政治存在着两个层次：作为整体的政权的权力，以及在高度派系化的政权内部决定政策的方式。尽管南京政权的统治没有宪法制约，但它并不是蒋介石一人控制下的独裁政治。蒋介石一直受到国民党内竞争对手的挑战，他发现，党的官僚系统与政府都很难对付。军队与秘密警察是他权力的真正基础。蒋介石的权威依赖于国民党支持者（他们别无选择）与地区盟友（反共的军阀与地方精英，他们需要安抚）的不稳定联合。他面对着再三发生的“反叛”：桂系（1929年），冯玉祥与阎锡山（1930年），江西的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暴动日渐壮大），保守的国民党领袖胡汉民的广州支持者（1931年），福建事变（1933年），以及再次出镜的两广地方实力派（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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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敌人的过程中，蒋介石慢慢地加强了他的权力。1928年，南京政府只在江苏、浙江与安徽有较强的统治力；到1931年，已经伸展到河南、江西、湖北与福建；并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向中国南部与西部继续扩展。1934年，共产党人被迫撤离其中央根据地，南京政府的权力获得了增长。在后来的共产党史学中，这以光辉的长征而为人所知，共产党人的转移使得尾随追击的国民党军队得以对湖南、贵州、云南与四川诸省施加至少一定的控制（将它们拉入南京的轨道）。南京的币制改革与道路建设计划是精心设计来削弱各省自主权的。这样，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人就能够宣称对关内大部地区——作为经济心脏地带的稻作中心区以及工业化的东部城市——均已有相当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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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旨在帮助国民政府支配各地区。在南京十年中，这些仅取得了部分成功；不过，它们建立起了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可以依靠的先例与模式。在学校中，学生们学习作为该政权意识形态基石的三民主义。历史、地理与文学课讲授民族主义，甚至科学与算术课也讲授外国人如何欺骗中国人（例如算出具体的数目），特别“国耻日”的传统持续地提醒着学生牢记中国所遭受的冤屈。现代史变成了讲述失败（肇端于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与北伐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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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还建立起了控制系统：通过保甲制，村庄领袖要为每一位村民的罪责承担责任，警察势力以国家军队为后盾，学校进行严密的意识形态训练，以及普遍地“党化”。因此，对南京十年的任何估价都必须将其政策的长期效果以及该政权存在期间的成败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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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十年的历史争论永远不可能有答案。一些学者设想，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侵华，从长远来看，适度但有限的统一、政治稳定性以及种种现代化计划会造就稳定且繁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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