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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十年同样见证了亲属法的某些实践改革。在1929年至1931年间，一部现代民法典被批准适用，其中明确赋予女性缔婚、离婚以及继承财产的权利。[28]就关于离婚的条款而论，它是当时最为自由主义的法典之一。妇女有平等的离婚权，理由有十，包括通奸与虐待。在互相同意的前提下，夫妇双方甚至可以“无过错”离婚。不过，即使以最自由主义的方式理解，该法典的目的也是提供特定的救济与权利，而非激发社会革命。它在乡村中（传统规范盛行）毫无效力可言，在城市中尽管有实际效力，但也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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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们记得传统上丈夫可以违反妻子的意愿纳妾、逛妓院、殴妻以及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休妻，那么南京政府的民法典就可算是个真正的突破。尽管离婚案件总数仍较少（在各大城市中，很少超过每年100起），但已不再局限于上层阶级之中，且绝大部分是由女性代表自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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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双重标准并未消失，但已被减轻。例如在大清律例中，妻子所遭殴打若已严重到会造成永久性损伤的程度，才可以提出离婚，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她也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才离得成。即使妻子仅仅是扇了丈夫一巴掌或对其父母无礼，或无法生养，他也可以提出离婚。1931年民法典划一了身体虐待的定义；不过，法官认为轻微殴打不构成离婚的理由，且如果判定女性遭到丈夫殴打是因为自己的坏行径所致，则也将不允许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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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并没有被赋予妻的地位，不过，新法典赋予了她们比之前拥有的更大的权利。她们被视为家里的合法成员，不能被丈夫/家长任意赶走。恰恰因为她们事实上不是妻子，所以就不必像合法妻子那样，而是只要想走就可以离开。出于同样的原因，妻子也不能赶走妾；不过，假使她们能证明自己曾反对丈夫纳妾，那么她们就能以通奸为理由达成离婚。在所有得到承认的离婚中，绝大多数是通过双方同意达成的。将婚姻不谐归咎于传统重压，这样的夫妇可能不在少数。一对伴侣在报纸上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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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爱、不自由的婚姻，两方苦痛已久。如今表现革命精神，应该快快解放！只因无爱、不自由而离婚，绝不是因为有别的情节，故离婚并不是耻辱的事情！绝无仇怨的离婚，缓急扶持，仍有责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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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生活运动，在政府两只手中，保守的那只试图将自由主义的那只给出的东西再拿回来。例如，在山东，女性留短卷发或穿短袖连衣裙会遭逮捕。在长沙，美容院中不得有烫发机。不过，这并不是要女性外表——衣着、发式，当然还包括缠足与否——回到前清时的样子。20世纪20年代，一种叫做旗袍的衣裙新样式——长连衣裙——流行了起来。[30]它基本上是一款得体的女式长服，可以在上街、购物、上学乃至更正式的场合穿着，也可以转变为妓女与夜总会歌女所穿着的各式性感服装，办法是穿凸显身材的紧身旗袍，侧面则开高衩。不过，旗袍开始是为了让城市女学生与中产阶级女性能像男性那样穿着更简素。男性被鼓励穿着“中山装”以显示自己的现代化，女性则是旗袍加上短卷发、天足以及更少佩戴首饰与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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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代表着趋向中性化的一步，女性穿着素色衣服，且大体上看起来更像男性。根本上，国民党改革者是想要让中国男性化，以可敬却又活跃的女儿—妻子—母亲来帮助强化民族。但国民党中的保守主义者则想要在男性更加男性化的同时，让女性也更为女性化，这样她们就可以做顺从的贤内助。保守主义者抱怨说，男子穿着飘动的丝衣，女子穿的则像男子一样，“此国民意志向下，无向上之精神”[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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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爆发削弱了新生活运动的保守主义，战争赋予了女性更大的公共角色。[32]差不多有几百个妇女爱国团体涌现了出来，她们进行医护，照顾孤儿，从事其他战时服务工作，以及唤起公众关注战时所需的意识。尽管女性仍在为（尤其是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让多数人参与到那些与养育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女性任务中而奋斗，但是她们正日益冲出女儿、妻子与母亲的角色。正如无法阻止工人伸张自身权利一样，国民党人也无法将女性限制于家室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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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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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民族主义与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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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对1927年蒋介石暴力毁灭国民革命深感沮丧。正如思想史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所指出的：“此时每个人都将历史经验为个人的挫败，每个人都将他或她的恐惧看作个体软弱性的标志，这种软弱性又因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缺陷而雪上加霜。”[33]不过，他们逐渐在公共领域重新发声，在为白色恐怖受害者辩护时，也学会了不让自己为恐怖所压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动员起来反抗对成千上万的无名工人与共产党人的残害，不过当自己认识的某个作家、教员与学生遭到逮捕与暗杀时，他们确实进行了抗议。大学与人权组织再次成了反对南京政权的节点。1932年，陈独秀被捕，该案轰动一时，甚至坚定的反共人士也为他奔走辩护。他的辩护律师是章士钊，后者在辛亥革命期间自誓弃绝自己先前的激进主义，并成了批评五四运动的保守主义者。傅斯年先前曾是学生领袖，此时刚刚加入国民党，他将陈独秀与“自由精神本身”联系在一起。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却继续与狱中的陈独秀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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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试图建立审查制度。然而，自晚清以来，娱乐与观念的大众市场在发展中，几乎无法关闭，也很难控制。讽刺性的是，上海的外国租界一直作为相对的智识自由的大本营而存在。日报带有文化专栏，艺术界名人为期刊写短篇文章。严肃期刊与左翼文学也确实有卖。知识分子因此在通俗文化中有了位置。学术机构（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革新与保守两方的基督教学校也包括在内）也在继续发展，大学教育与留学仍大致局限于一小部分精英之内，不过，省立中学与师范学校多少也加宽了教育的基底。大学毕业生可以在政府部门、教育、新闻与商业等领域找到工作，不过，失业与不充分就业仍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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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权坚持对教育施以某些控制，学校则受制于所谓的“党化”。不过，学生与教师极少受制于此类政治测试。1930年，新的审查法令赋予政府撤销邮政权限以及关闭杂志的权力。然而，此类审查似乎相当没有效率，至少无法压制坚定的声音。国民党甚至求助于暗杀与绑架，却仍不足以有完全的威慑力。政府遭受着两个世界中最坏部分的折磨。它明目张胆的独裁主义本身就足以招致足够多的反对，令潜在的支持者幻灭，且最终让自身正当性成疑，而它的警政又效率不足，无法压制异见。不过，国民党牢固地控制着城市工人，知识分子以及特别是不断增加的学生社群仍保持着相对的自由。共产党人仍受制于抓捕，不过，非共产党的批评则通常会被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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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被批评的主要理由有二：相对较小的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生与城市专业人士指责它拖延民主且侵犯人权，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的人们（尤其是学生）则指责它无法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群体是互相重叠的，其中哪一个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工具。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确实在动员学生抗争中发挥着作用，但是，因为不情愿与非共产党群体合作，党的影响受到了限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学生都代表着城市的公共舆论。尽管孙文主义的承诺在南京政权的对外公关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该政权的正当性并不直接基于计划建立民主。然而，对国民党人的事业来说，让中国强大而统一的承诺则是核心性的。面对这一标尺，该政权的作为则显得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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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权同样惧怕那些人权批评家，且有时试图让他们保持沉默。[34]1929年，南京政府宣布，国民党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限制集会、结社、言论与出版自由”。这激怒了胡适，他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指出无法信任政府能自己监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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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抱怨说，政府决定法律的界限在哪里，而假如官员侵犯了人权，却没有机构来检察他们。胡适继续说，政府实际上表现得好像自己在法律之上，甚至国民党也是如此（这更为危险）。胡适以白色恐怖中的恣意逮捕为例，质问是否有谁不会有被贴上共产党人标签的危险。胡适不是反对孙文主义的“训政”观念，而是反对没有法律，他赞成稳健的立宪主义，这与一代人之前梁启超的观念相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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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为人权在中国搭建起了更为哲学化的平台，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或许是罗隆基（1896—1965）。五四运动时，罗隆基是北平清华学校一名政治上活跃的学生，他随后在威斯康星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求学，以中国最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而为人所知，鼓吹政府专业化或简言之——专家治国。他对南京政权的无效率与意识形态狂热感到失望，强烈赞成自由主义而非威权主义式的专家治国，强调公民权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社群良好运转也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他抱怨说：“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35]罗隆基将该政权的无能与腐败归咎于对民主的压制。他在1930年曾短暂被捕入狱，自由主义者的杂志也被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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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胡适与罗隆基——新文化运动潮流的产儿——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将这些看作反动趋势，因而批评南京政权。这并不仅仅是说孙中山的训政观念违背了独裁统治欲，而且也是说整个新传统主义方式都（自然地）被用来施加专制措施。胡适争辩说，该政权试图向国人施加的意识形态规训带有旧日皇帝支持儒家学说的味道，他指出：“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他将问题的根源追溯到国民党“极端的民族主义”，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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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进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南京政权的辩护者争辩说，日本入侵已使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因此需要威权措施。然而，甚至南京独裁政体的支持者通常也希望该政权能对批评与改革表现得更为开放。尽管受法西斯主义吸引，尽管许多人主张独裁是建立更强大国家的必要阶段，但很少有人会认为独裁政体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抱持民主思想的批评者（包括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则更进一步，他们现在否定那个老生常谈式的主张——中国人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他们问道：纵使中国人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但是，独裁能够提供他们需要的“训导”吗？难道一党统治不会造就出既得利益者，从而永远不会分享权力吗？民主的典范应当来自何方？更尖锐的是，受旧式官僚与军阀支配的国民党有能力培育民主吗？1932年，罗隆基主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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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亦主张“还政于民”。三年前反对党治，或者是偏重意气，或者是偏重感情。三年来党治的成绩，目前南京无政府的情况，一一都在我们的眼前。就事论事，主张继续党治的根据在哪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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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根本的是，民主人士争辩道，要拥有民主，办法就是去拥有民主。换句话说，宪政程序必须立即被建立起来。民主与允许精英知识分子提建议的独裁统治无关，而与让人民投票选举有关。胡适竟至于主张民主是“幼稚园的政治”，是适合于后发展国家的制度。反过来，独裁需要高度训练的专才，因此代表着更先进的政体形式。他主张说，民主并不需要大的才能，倒会训练平常人来参与政治。批评者很快就指出了这一论点的缺陷所在。民主人士感到，认为独裁“更先进”是有悖情理的。胡适的论点同样忽视了运转中的民主制度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他忽略了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专才，且对学识有限、目不识丁的民众能选出贤能的代表一事太过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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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的论点是基于若干条非常强有力的预设。第一，甚至对政治理论的精细要点一无所知的民众也有“常识”，而这常识为地方民主提供了有益的基础。所有人（不只是精英）都有权以对自己有意义的方式规整其人生。第二，政治参与是训练民众进一步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第三，这样做的话，“政治权威的基础”将得到扩展。胡适承诺说，既然政府以符合多数民众意愿的方式行动，这实际上就将增进而非减损它的权力。第四，比起威权体制，民主体制会将民族更牢靠地团结起来，因为它会在地方与中央、底层群众与顶层精英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建立起纽带。这一论据从团结全民的角度给出，来源于19世纪对议会的最初吁求之中。不过，胡适宣称的可不是皇帝只需倾听百姓的声音，他坚持说，百姓有通过投票箱向政府说“是”或“否”的权利。第五，民主人士争辩说，只有选举人责任制才能迫使政府遏制腐败、提高办事效率且推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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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据最后对南京政权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思想史家贾祖麟（Jerome Grieder）指出，“自由主义者的困境”在于他们没有能力获得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资源。将自由主义理念转化为日常行为需要一致的社会期望以及互相之间的信任。“这种一致是对热望与决心语汇的共享，就日常经验而论，它无法强加，也无法在生活方式距离甚远的人之间发展出来。”中国民主人士不知道怎么去接触群众，也不知道如何去创造空间，以让民主政治来正当化自由主义价值。[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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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京政权来说，更为紧迫的关切是爱国主义的批评。1928年6月，关东军军官暗杀了军阀张作霖，希望使东北陷入混乱，以让日本军队插手。东京当局对此并不支持，事实上就结果而言，讽刺性的是，暗杀张作霖可能倒有助于蒋介石控制北方军阀。张学良掌控住了其父的军队，12月，他与国民党结盟；然而，与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紧张已无法继续遏制。1931年9月，日本军官炸毁了奉天（今沈阳）城外中国兵营附近的一段铁路，挑起小规模冲突，接着以此正当化他们对整个东北的占领。“柳条湖事件”引发了对日本的国际性谴责，不过并没有与之相伴的行动。东京的日本文职领导人再次不支持这一行动，然而，中国军队对关东军实行不抵抗政策，因此，关东军军官得以在1932年建立起一个傀儡政府，宣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纵使现代化的关东军只有11000人（包括预备役军人在内），张学良超过20万的军队可能还是无法击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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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的举动无疑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怒火。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罢工引起学生游行与反国民党骚乱，共产党人也重新现身。[39]令国人震惊的并不是失败，而是完全的不抵抗。蒋介石也支持不抵抗政策。他指出中国比日本要弱得多，要求首先彻底统一国家。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日本人不过是“疥癣之疾”。蒋介石的决定同样受到了国内军事政治的战略现实的促发。他派遣张学良去平息以冯玉祥与阎锡山为首的叛乱。此时，一半东北军在长城以南。假使他让这些军队返回东北，他就要冒叛乱再起的危险。况且看到张学良失去东北地盘，蒋介石并不一定会不高兴。通过批判蒋介石消极抗日，共产党人获得了巨大的宣传优势，他们提出建立第二次合作以抵抗日本。蒋介石担心会与日本发生更大的战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绥靖政策”严重削弱了南京政权的正当性。再者，纵使日本不过是疥癣之疾，但是丢失东北依然让国民党政府失去了15％的关税收入。假使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再强些的话，日本胜利的代价也会更高昂。那么，虽然在东北发生某种爆炸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东京政府也许能够约束住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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