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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七 日本入侵（193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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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2年，日本已巩固了对东北的控制。在20世纪30年代，它继续渗入华北。日军入侵西北乃至蒙古，不过，比起它对长城以南的侵略，前者的政治敏感度要低一些。1932年，日本轰炸上海华界。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签署，目的是稳定局势，蒋介石愿意非正式承认的不仅有日本对东北的控制，还有它在热河与察哈尔的利益（包括军事基地）。然而，这一停战线被证明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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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削弱了学生运动的斗志，加剧了它的派系冲突。不过，学生仍可算是异见的蓄水池。南京政权尝试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并笼统地给人一种战争迫在眉睫的印象。事情并不是这样。学生再一次带头组织抵制日货、日企罢工以及街头游行与集会，其中某些运动吸引了超过10万名市民。约3万名日本人居住于上海，抵制日货与罢工对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日资贸易都影响巨大。到1931年10月，日本向南京政府发出威胁，据传日本人计划入侵上海。随着日本逐步占领东北全境，学生示威游行从上海扩展向南京。学生开始与自己的政府对峙。上海同乡会以及某些工会站在学生一边。在南京，学生向据传亲日的外交部部长家行进，并把他痛打了一顿，相当像五四学生在1919年痛打“卖国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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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该年12月，国民党暴徒袭击学生活动分子，学生则攻击警方。上海市市长辞职，到了该月底，蒋介石自己也暂时辞职。国民党党部被捣毁。政府控制的工会则恐吓学生。反日骚动继续着，不过，并没有引起五四运动或五卅运动式的总罢工。到次年1月，学生运动逐渐停歇。 但在1932年1月18日，五个日本和尚遭到一伙中国暴徒的袭击，其中一人被杀死。实际上，这一袭击是日本军方自己煽起的，他们急于要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东北引开，且对抵制日货运动感到愤怒。随后，日本总领事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上海政府彻底平息反日运动。虽然市长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但日本人却已开始行动。战斗在该月底爆发，从附近航空母舰起飞的日本飞机轰炸了这座城市。2月份，日本人投入增援部队，在此之前，中国军队努力守住了上海华界的北部——闸北（该地正好在公共租界的北边）。空袭彻底摧毁了闸北，23万难民逃入公共租界。战事持续到3月初，此后，中国军队后撤，日本则宣布单方面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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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伤亡4000人，中方付出的代价则为伤亡14000人——不过，他们已证明了自己能够战斗。公共舆论振奋不已。然而，南京政府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日本则继续通过其东北新基地侵略华北。1935年末，当日本将华北大片区域变为“自治地带”（实际上是小型傀儡政权）的计划曝光后，学生再次大规模走上街头。该年12月，冀东被置于一个“防共自治委员会”的管理下，12月9日，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北平（原来的北京，仍是一个高等教育中心）街头。天气寒冷，滴水成冰，警察用消防水枪向他们喷水，殴打他们，并逮捕了许多示威者。这触发了“一二·九”运动，在几周之内，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以及其他城市都有学生游行示威。尽管学生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向所有市民（甚至包括警察）呼吁支持，但从一开始，该运动就有着反政府的一面。在某些城市中，蓝衣社行动分子设法控制住了示威游行，并将其转变为支持国民党领导的统一仪式，然而在北平、天津与上海则有真正的对抗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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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31年的学生运动尽管场面激烈，但却未能改变南京政府的政策，那么1935年至1936年的“一二·九”运动则助长了对“绥靖”的全国性不满。到1936年末，建立统一战线、以军事抵抗日本进一步索求的计划已经就位。与此同时，在国共两党间，学生抗议者与知识分子批评家创造出了新的政治空间。虽然这从来不是个宽阔或舒适的空间，但它为那些对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都感到不满的人提供了避难所。20世纪40年代，这一民主抗日中心演变成中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是像哲学家张君劢这样的人——他从来就不相信国民革命。另一些则是像施存统这样的激进活动分子——他曾信仰过共产主义且加入统一战线，但却对中国共产党以及蒋介石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感到幻灭。[40]两个人都曾差点被捕。张君劢仍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施存统则转变为不再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将为构建战时的政治文化做出贡献，直到20世纪50年代。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代表的是异见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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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ng-mao Tien（田弘茂），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附录 A，pp.18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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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anklin L.Ho（何廉）。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1927-1937”，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 （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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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rks M.Coble（柯博文），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37（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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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ulia Strauss（朱莉），“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China Quarterly no.150 （June 1997），p.344；还可参见Julia Strauss（朱莉），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1927-19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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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ns van de Ven（方德万），“The Military in the Republic，” China Quarterly no.150 （June 1997），pp.369-370；Parks M.Coble（柯博文），Facing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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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dward McCord（麦致远），“Local Militia and State Power in Nationalist China，” Modern China vol.25，no.2 （April 1999），pp.11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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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Pisarev，“State and Peasant in Republican China: Dilemmas of the Guomindang Agrarian Policy During the 1920s-1940s，”“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Venice: University Ca’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论文，p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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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p.132； 还可参见Parks M.Coble（柯博文），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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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ryna Goodman，“Creating Civic Ground: Public Maneuverings and the State in Nanjing Decade”，收入Gail Hershatter（贺萧）等编：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p.16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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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段以及下面两段来自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关于帮会分子，参见Brian Martin，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关于鸦片，参见Edward R.Slack，Opium， State，and Society: China’s Narco-Economy and the Guomindang，1924-1937（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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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nathan Spence（史景迁），“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收入 Frederic Wakeman，Jr（魏斐德）与Carolyn Grant编：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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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Policing Shanghai，1928-1937，pp.24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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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ulia Strauss（朱莉），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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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jing Decade: Confucian Fascism，”China Quarterly 150 （June 1997），pp.395-432;Lloyd Eastman（易劳逸），“Fascism in Guomind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 China Quarterly no.49（January/March 1972），pp.1-31，以及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 （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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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illiam 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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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自1969年Lloyd Eastman（易劳逸）的采访。引自 “Fascism in Guomindang China，”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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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蒋介石：《如何做革命党员》（1933年9月20日）。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Fascism in Guomindang China，” 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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