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1200
1706701201
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18]
1706701202
1706701203
作为一名少年，毛泽东在智识与政治上变得很活跃。在家里的压力下，他放弃了自修，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他于1918年毕业，打下了牢固的西方化课业的基础，并对发自北京的新文化运动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毛泽东也开始在致力于新文化原则的学生社团与学会中运用自己巨大的组织才能。他回忆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9]作为标准的“新青年”，毛泽东随后来到了北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他找了一份工作。在这里，他被许多新文化运动领袖所忽视，显然，这在当时令他怨愤不已，并或许影响到了他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过，他同样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与自己的朋友蔡和森一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此时，他返回了湖南，在激进分子圈子中有了名气。他成了师范附小的校长，这一职位有些特权。他的几篇文章发表在了五四运动的刊物上。
1706701204
1706701205
据毛泽东说，他皈信马克思主义是在1920年，是出于自己在长沙组织工人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进一步阅读以及对进行中的苏俄革命的兴趣。1921年，作为湖南代表，毛泽东出席了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1923年来到上海，专职为国共合作工作。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呢？他接受了国共合作原则——中国人民进行阶级间联合以反对军阀主义与帝国主义，也同意共产党人所强调的要为阶级斗争而组织农民与工人。尽管对政治有着特别的兴趣，但在很多方面，他仍是一位标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年轻人。
1706701206
1706701207
1927年，在白色恐怖过程中，毛泽东以及其他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只靠群众运动无法确保胜利。在8月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毛泽东还利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指责，以增强他自我辩白式的批评：为什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忽视了？“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20]他被指派去领导湖南当地农民进攻长沙。一旦成功，工农军队接着就可以与广东苏维埃（彭湃正将其聚合起来）取得联系。然而，像其他地方那样，湖南的形势已经不利于共产党人，夺取长沙的努力是徒劳的，只是损失了更多的人员与支持力量。之后，毛泽东竭尽所能，抵制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未来的所有畅想。
1706701208
1706701209
在1927年晚些时候，像其他处在他的位置上的人那样，毛泽东只能从国民党军队那里逃开。他首先去了井冈山——位于长沙南面200公里、湖南与江西边界处的偏远山脉。在那里，毛泽东汇合了带领着一小群士兵的军人朱德，以及带领着自己部队的国民党起义军官彭德怀。他们收编当地的游民武装，建立起一支新的“红军”，且开始尝试使农民信仰共产主义。不过，他们的第一任务只是在遥远的乡间生存下来。这里地方偏远，政府影响微弱，到处都是游民武装，共产党人则在其中找到了安身之处。但明智的联姻几乎没有以地势为基础的。许多游民武装抵制纪律，不过，若使游民武装能被“改造”得接受纪律，他们就可以成为勇敢且吃苦耐劳的好士兵。毕竟，他们来自农民阶级而非地主阶级。
1706701210
1706701211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蒋介石仍坚持要把共产党一般性地辱称为“匪”。井冈山根据地取得了一些成功，某些农民开始相信肯定有个“朱毛”存在——分给他们土地，并注定将得天命。不过，毛泽东并不是唯一一个与游民武装打交道的共产党人，党也有理由担心游民武装将改变共产党人而非相反。毕竟，两者都利用穷人进行武装反抗。不过，游民武装靠流动逃避追捕，乡间的共产党人需要的则是稳定的根据地。
1706701212
1706701213
因此，毛泽东带领红军向东，到了江西与福建交界的瑞金镇附近的山区。尽管仍很偏远，不过，这里的条件要略宜人些。这成了中央苏区——不是避难的巢穴，而是个运转中的政府。正是在中央苏区，共产党“经验到了”一种使其得以生存的政策组合：以农民为基础进行游击战争，通过土地改革获得民众支持，军队武装职业化，以及自愿无限期地将城市抛给“反革命”势力。
1706701214
1706701216
中央苏区
1706701217
1706701218
虽然毛泽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不过，至少中央苏区在大部分时间内由他领导。[20-1]从1929年末到1934年末，毛泽东在江西西南部与福建西部建立起了一块最终覆盖13个县且可能拥有20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苏区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持续进攻，而在内部，毛泽东则面临着来自共产党高层领袖以及地方干部两方的反对。不过，在胜利与失败的过程中，共产党对农民革命了解了许多。主要的经验教训可以被总结为四点：第一，尽管根本上，是政治而非军事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但训练与装备尽可能良好的军队是必不可少的。
1706701219
1706701220
第二，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才能说服农民冒支持共产党人的风险，以及为军队提供资源。因此，“根据地”就不是指军事营地，而是农业区（尽管在偏远且难以到达的地域）。第三，单靠贫农提供不了足够的支持，既然中农也是稳定且长期管理的基础，那么，激进的土地分配政策就是自我挫败性的。第四，农民的支持以及苏区的经济成功因此就依赖于稳健的土地改革，它相应又以精明的社会分析为基础。本质上，根据地革命是一场土地革命，它是要剥夺党所界定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它释放出的能量足够抵挡持续5年的进攻，且建立起军事与民事的官僚机构。
1706701221
1706701222
在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中，未来的中央苏区所覆盖的区域已经经历过动员。值得强调的是，向这一地区引入共产主义观念的并不是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是该地区受过教育的激进青年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已经看到像施存统、沈定一以及彭湃这样的共产党人是如何从小镇崭露头角，进而加入共产党的；地方青年（如毛泽东）可能会在省城求学，再返回家乡任教，这种情况也同样普遍。对这一时期受过教育的青年来说，新建立的西化学校是谋职的主要渠道。随着白色恐怖的发生，激进青年还返乡以躲避城市中的迫害。年轻的激进教员传布着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现代性。就中央苏区而言，因为毛泽东军队的到达，地方激进分子获得了保护，不过，他们并不一定会赞同毛泽东的所有政策。
1706701223
1706701224
在1933年之前，毛泽东一直不稳定地保持着对苏区的个人支配。在他的领导下，红军将游击战术与根据地战略结合了起来。这很微妙，要求红军一面要设法避免阵地战，一面又要不退化为四处流窜的土匪。根据地提供了军队必需的资金，最初是通过没收富人的财产，后来则是通过规范化的征税。同时，农民确信共产党人会保护他们免于国民党与地主的报复，因此就加入对乡村精英的斗争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某些政治教育，同时也分到了新的土地。长期压抑的仇恨被释放出来。农民一旦投身于此，就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走了；一旦旧政权卷土重来，即使只是被动地接受了一小片地，也意味着会受到惩罚。随之而来的就是征召农家子弟参军。根据地的范围扩大了，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
1706701225
1706701226
以上概要确实都变成了后来的共产党宣传的一部分，这叙事有着很大的真实性。不过，真实情况要更为复杂，第五次“围剿”摧毁了苏区——在之前几年，它没能扩大太多。一个问题是领导层的分裂。毛泽东被允许在政治上对中央苏区负责，然而，当中共中央因无法在上海维持其地下存在而迁来瑞金后，毛泽东就不得不与党的高层打交道，而后者则受制于共产国际与斯大林。虽然没有人指责毛泽东不适于官僚政治的角逐，但他的位置远非稳固。党虽然承认他作为管理者还是有用的，但他却失去了军事职位。在1934年长征开始前，他的权限已大大缩小。中国共产党的顶层仍掌握在城市知识分子手中，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了解乡村生活的细微差异是件很需要时间的事情。
1706701227
1706701228
中国共产党的中下层包括些粗线条的类型——善于打仗，但却不一定善于用说服的方式领导别人。有些游击队指挥员坚持独自战斗（“冒险主义”），另有些共产党干部则粗暴对待农民（“命令主义”），此类问题困扰着苏区。党的许多新成员是目不识丁的行动分子，可能会落入命令主义或贪污的陷阱之中。不过，在毛泽东主义者的组织中，此类问题会被加以讨论，而非像在国民党中那样被径直忽视，这说明了该组织的品质。基本技能与马克思主义规范教育被施加于任何能够施加的地方。毛泽东相信教育，也相信个人改造自己的能力，这成了他思考革命本身的关键所在。强调个体意志成了毛泽东主义的一部分，它解释了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如何可以变成优秀的共产党人，同样也显示了共产党人是如何能够克服巨大困难的。
1706701229
1706701230
不过，或许最关键的问题是不断变动的土地政策。该政策必须以对乡村阶级的理解为基础，共产党人将之界定为：
1706701231
1706701232
地主：富裕到足以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出租土地，收取分成租与/或货币租。
1706701233
1706701234
富农：富裕到需要另外雇工、放贷或出租一小部分土地，不过自己也参与劳动。
1706701235
1706701236
中农：自耕农，有足以养家糊口的土地，但也仅此而已。
1706701237
1706701238
贫农：拥有一小块土地，不过需要租入田地或出做佃农。“贫农粮食不够吃，长期欠债。”[21]
1706701239
1706701240
雇工：不占有任何土地，可能有劳动工具，计日打短工或做长工。
1706701241
1706701242
毛泽东描述了调查土地所有权以及其他形式“剥削”的过程，其方式影响了后来20世纪50年代期间的乡村调查。[22]最初的村庄调查表明，地主与富农仅占人口的10%，却占有约50%的田地；另有20%的田地属于“公田”（例如庙田，通常由地主控制）。贫农与中农占人口的90%，却只拥有30%的田地。在某些县里，农民只占有15%的土地，分成租率通常高达收成的60%。作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首次土地改革开始于毛泽东到来之前，它本来就包括在乡里丈量土地、统计人口与平分土地。由此，地主与富农遭到了剥夺（尽管如果他们不逃离，随后会返还一些土地），这一过程通常是暴力的。地主与“恶霸”还被剥夺了积蓄与存粮。不过，在实际过程中，阶级分析并不重要，因为所有土地都被放在一起，完全平均分配。大约有6万人以这种方式分得了土地。[23]这些政策事实上被总结为“劫富济贫”、“抽肥补瘦”。当然，土地改革不可能在整个地区一次实行，而是紧接着某一地方的农民暴动以及红军的出现而来。到1931年夏，重新分配土地完成了。
1706701243
1706701244
此类激进土地改革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很大的支持，但也造成了问题。根据后来党对“左”倾错误的分析，平均分配土地伤害了中农，就此疏远了这一农村社会的重要部分——比贫农更有技能（如识字），又比富农参与革命更深。纵使给中农等量的土地，他们也不想失去自己祖传的地。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彻底性。据说，通过宣称自己家口众多，许多富农获得了超过公平份额的土地（尤其是在尚弱小的共产党向乡村渗透的初期），调查由外来者实施，依靠家户自行报告占田数量。即使伴有邻里间的检查，这也仍是种无效率与错误频频的方法。可能最具破坏性的是，平等主义原则激发了不满的农民，让他们要求反复重分土地。这造成了越来越恶劣的情绪，并简直让种地变成了件困难的事。如果农民投入种子与肥料，却在庄稼收获前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他很快就会学得不去勤劳耕作，也不再进一步投入。
1706701245
1706701246
因此，毛泽东带头缓和这些早期政策。富农会失去部分土地，不过，他们将保留自己原来的一部分土地，而非被再分配以新的地块。他们也被允许继续经营生意（高利贷与典当除外）。中农被允许保留所有土地，他们对此已投入了时间与资源。对贫农与无地者，将只给予专门从地主与富农手中没收的土地，以及学田、庙田与族田。甚至允许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农（不管是因为上了年纪，还是因为小孩太多）租出自己的部分土地。毛泽东还强调，目标是“通过革命，让广大农民群众获得他们最想要的一样东西：土地所有权”。换句话说，共产党并不鼓励“土地公有”。
1706701247
1706701248
在1931年后，党的高层领袖再次“左”转，不顾毛泽东的意见，重新推行激进的土地再分配：否认地主有获得任何土地的权利，给富农只分坏田，并宣布目标是土地公有。这重新引发了之前土地革命造成的问题，甚至使其进一步恶化，农民争着让自己被划入有利的阶级类别。1933年夏，党转回到毛泽东更为稳健的政策上来。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太迟了，有些热忱与效率已永远丧失了。阶级分析过度严厉或简单化，将大体上算是“富农”的家户划分为“地主”——只因为他们出租了少量田地。有的中农可能因为几个身强力壮的儿子正好到了最能劳动的年纪，结果家业经营良好；然而，一旦他们犯了向邻里借出小笔钱款的错误，就会被划为富农。只有经过这些失误，党才能最终学会不把单纯的财产与剥削方式混为一谈。毛泽东强调，干部们必须以该家庭是否主要以租地为生或通常雇用长工作为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听取吁求与改正错误阶级成分的过程耗时长久，并可能令绝大部分农民困惑难解。然而，对革命进程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1706701249
[
上一页 ]
[ :1.706701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