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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进行了令两方都感到不自在的调处，在短暂的停战之后，内战爆发了。国民党人重新接收了中国东部广大的沦陷区，却治理得十分糟糕。在重庆多年的干枯岁月后，太多的国民党官员汲汲于自肥。在某些情况下，被没收了财产的地主在军队的支持下返回所在村庄，制造出某种白色恐怖。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危机由此继续。在城市中，规模巨大、程度严重的腐败破坏了国民党建立高效政府的企图。随着蒋介石开动印钞机以支付军费，恶性通货膨胀接踵而至，经济后果严重，对城市中产阶级尤其具有灾难性。在必须击败共产党人的焦虑下，蒋介石过度扩张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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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有能力融入乡村之中并重新组合，他们开始逐个收拾蒋介石最为精良的部队。从长期的经验中，共产党人明白了如何在农民支持与知识分子领导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军队。在军事上，共产党人采取“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这意味着处于最优先地位的仍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非占领一城一地。不过接着，一俟北方农村都已在控制之下，共产党人就进一步去夺取城市。[1]由此，游击战逐渐演变为运动战，最后又演变为大规模的阵地战。1948年至1949年，共产党人横扫南方，城市民众在等待中又抱着希望。虽然共产党人几乎从未被视为征服一切的英雄，但他们有着坚决抵抗可恨的日本人的名声，且承诺提供诚实、高效的政府，有了这些，再加上对国民党深深的不信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冲抵了对没收私人财产的恐惧。在共产党人的历史记忆中，内战应被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当然这太过简单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绝大部分出身于城市，并一直保持着从城市治理中国的目标。确实，共产党人最初依靠的是农村资源与农民士兵，后者尚不知道如何开电灯，也从未见过自来水管。然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虽促成了乡村的转型，但需要经验丰富、教育良好且有时是世界性的管理者参与国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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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最近关于“满洲国”的研究著作，包括Louise Young，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rasenjit Duara（杜赞奇），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2003），以及 Rana Mitter，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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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ang Tsou（邹谠），“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in China:Macrohistory and Micromechanisms，”Modern China vol.26，no.2 （April 2000），pp.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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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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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五章 抗日战争（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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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行将败于蒋介石“围剿”的处境，1934年10月，约86000名共产党士兵撤出了中央苏区。在当时，这一撤退被委婉地称作“战略转移”，后来则以长征之名而被历史铭记。共产党人最初向西行进，但并不知道最终要去哪里。一种可能是折回江西——假如蒋介石的军队能被引离苏区的话。其他选择则包括与较小的内地苏区或共产党军队建立联系。在蒋介石的“追剿”之下，共产党人的多数选择都被阻断，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正走向西北。这是个比江西山地更偏远的地方，不过，它让共产党人离东北的日本军队更近。因此，在共产党人的宣传中，长征代表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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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撤退中的军队在贵州北部一个叫遵义的城镇找到了暂时的歇息地，并抓住机会明确了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一任务不可避免地牵涉首先追问之前做错了什么。事实上，到该年1月份，部队已经减少到四万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领导层。他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中国共产党的5人小团体）以及最高军事机构成员，不过，其他几个人（如周恩来）仍是他的上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最后几个月中，毛泽东敦促对敌军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回击，这一事实令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分析有了额外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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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不再能帮不上他们什么了）已经中断。中央红军并不是唯一一支转移中的共产党军队。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时是李大钊的学生）在四川与西康的边境地区建立起了一小块苏区，在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几个月持续不断的袭扰后，1935年6月，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军队在四川懋功会师。此时，毛泽东的部队只剩下15000人，张国焘则拥有80000人，对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产生了争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部队是否该进一步向北，到川陕甘边境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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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他在党的中央机构中的盟友投票支持向北转移，张国焘则意见相左。前者还重申了中央苏区的根本经验教训——农村革命会解放农民阶级，并引导共产党人取得胜利。最后，毛泽东带着他的部队北上陕西，张国焘则南下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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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八 长征（与共产党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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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共产党人的失败已迫在眉睫。他们撤离了中央苏区，先向西，接着又向北。剩下的根据地要么被放弃，要么被迫转入地下。尽管共产党又一次遭到了重大失败，但是，陕西提供了使他们能够进行重建的战略性新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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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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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来说，长征在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大部分时间向西，随后又向北折入荒凉的山地，曲折前行了10000公里，幸存者——约8000人，加上少数沿途加入的共产党人，到达了陕北一块极端贫穷的小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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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中，红军差不多一直在遭受攻击，不是国民党军队，就是地方军阀，有时甚至是少数民族部落。据历史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计算，“每天一场小规模战斗，每两星期一场大的战役，这就是370天的撤退中的大概纪录”[1]。长征的终极意义在于传奇性与正当化。那些幸存者成了中国革命之父。他们的英勇行为被作为胜利而铭记，并以个人智谋、勇气与自我牺牲达到道德剧式的完满。例如，在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中，悬索桥的桥板已被敌人抽去，面对着敌人的重火力，共产党士兵匍匐爬过铁索，为索桥铺上新的木板。红军再一次绝地重生。长征战士受苦受难，为的是将中国带向应许之地。在毛泽东回忆性的词作《娄山关》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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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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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空雁叫霜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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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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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声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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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声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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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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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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